第二节儒家学派的教育思想
儒，本是奴隶社会的一种职业，从事该职业的人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为富贵人家“相礼”谋生。春秋时期，孔子承袭西周的礼制宗法思想，建构起一套虽不甚严密但颇具影响的思想体系，由于主张礼治，故被后人称为儒学。孔子之后，儒家发生分化，出现众多支派，其中“主仁义”的孟子和“重礼乐”的荀子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为儒学的兼收并蓄、持续演进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者。孔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3岁丧父，家境贫寒，自幼聪颖好学，四处寻师求教，博习诗书礼乐。30岁时，正式招生办学，开启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孔子的私学相当成功，社会影响甚广，门徒日众。约40岁时，创立儒家学派，通过讲学活动大力宣传自己的学说。在50岁，获得了从政机会，先后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由于与当时的执政者季桓子政见不一，被迫弃官，率弟子周游列国历时14年。在此期间，孔子一面进行政治游说，一面坚持讲学不息。68岁，受礼聘返回鲁国，专注于教育和古代文献的整理，完成了六经的编撰工作。孔子的思想学说和生平事迹，由弟子们记录汇编成《论语》一书，《论语》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资料。
（一）论教育作用
孔子认为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教育是立国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这里指明“庶—富—教”是建设国家必经的三个阶段。在具备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进而教化国民明礼仪、守道德，国家方能强盛持久。从三者的先后顺序中，可以发现孔子强调“教”必须建立在“庶”和“富”的基础之上，缺乏必要的人口和经济基础，教育的社会作用将难以有效发挥。其次，教育是治国安民的一项重要手段。《论语·为政》中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要想使百姓知廉耻，而且甘心情愿地归服，治国者应该重德政而轻刑罚。教育是推行德政的得力工具。通过教育传递人伦规范，人人懂得依礼而行，天下自然安定有序，不治而治。
孔子相信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论语·阳货》中，他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论断。性，即先天素质；习，即后天习染。人与人之间在天赋素质方面并没有多大差别，之所以成长为不同的人，主要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结果。因此，一个人要想获得发展，必须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孔子还将人性分为三类，“生而知之者”为上智，“学而知之者”和“困而知之者”为中人，“困而不学者”为下愚。教育对于三类人中的“上智”和“下愚”没有太大影响，但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属于中人，教育对他们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只要努力求学都可以取得进步。尽管“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言论值得商榷，但孔子的上述观点具有极强的进步意义，不仅高度肯定了教育的作用，而且为打破等级限制、人人受教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论教育对象与教育目的
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孔子主张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旧习，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有教无类”是孔子创办私学的一条基本原则。这里的“类”可以作多种解释：其一，族类，即招收学生时不分民族、国别。考察孔门弟子的籍贯，可谓五花八门，几乎涵盖了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其二，类别，即招收学生时不问等级出身、不分贫富贵贱。在孔子的门生中，既有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也有投机经商富至千金的子贡；既有父为贱人家无立锥之地的仲弓，也有出身贵族名门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其三，定规，即招收学生时灵活机动、不循成规。具体来说，对年龄没有限制（在孔子的学生中，秦商只比孔子小4岁，公孙龙则比孔子小53岁），对智力性情没有限制，对学习态度也没有限制（勤奋好学如颜回，怠惰昼寝如宰予）。
总之，孔子收徒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6]。关于“束脩”，通常有两种解释。一为“十条干肉”，引申义为学费、敬师礼；一为古代儿童在15岁时举行的束发仪式，引申为入学年龄。无论哪种解释，都能佐证孔子“来者不拒”的教育对象观。当然，受时代的局限，女子是被排除在孔子的受教育范围之外的。
2。教育目的——“学而优则仕”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通过施行德政以改良社会，而行德政需要大批贤才，必须借助教育之力专门培养。因此，他将教育目的定位为培养从政治世之才。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其思想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7]，就是说，学习是为了从政做准备，学习优秀且有余力的人才能做官；做官以后还要坚持学习，进修提高。这种将学习与官职紧密联系、倡导“任人唯贤”的思想，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度相比，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关于从政治世之才应该达到怎样的规格标准，孔子的回答是：“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8]儒家理想的培养目标是处于人才最高等级的“圣人”，其基本标准为“仁智合一”，即德性与智慧高度统一；贤人和君子也属于人才，虽逊于圣人，但衡量标准基本一致，都需要做到德才兼备、修己安人。
（三）论教育内容
为了实现培养治世贤才的教育目的，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六艺”教育传统，但并不拘泥于此，经过创新和改造，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教育内容体系。《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是说，孔子教育学生的内容包括文化典籍、言行、忠诚、信实四个方面。其中的行、忠和信都属于德育的范畴，可见，孔子的教育内容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体，以知识教育为辅助。六经本是孔子编定并使用的一套基本教材，后世沿用日久，逐渐演变成了六种科目的代称，由此“六经”作为课程总称取代了“六艺”。
《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共305篇。《诗》中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教育价值相当丰富，孔子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9]兴（激**感）、观（提高观察力）、群（培养合群性）、怨（讽刺批判现实），主要体现了美育价值；事父君，属于德育范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属于智育范畴。
《书》，又名《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相传孔子删订为百篇，现今流传下来的共28篇。该书记载了夏商以来，特别是周初奴隶制国家的诏令文告。《书》的编撰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先王之道，选取的材料都符合垂世立教、示人规范的政治标准。
《礼》，又称《仪礼》或《士礼》，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种典礼仪节的汇编，共17篇。孔子极其重视礼的教育，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乐》，是各种艺术教育形式的总称，具有陶冶性情、净化心灵、移风易俗等特殊价值，通常与礼相配合。孔子认为教育活动应从学“诗”开始，以激**感和意志；进而学“礼”，以约束其言行；最后学“乐”，以形成其性格。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0]。
《易》，又名《周易》，是卜筮使用的书。该书重在讲述事物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朴素辩证观，进而通过各种卦象和卦辞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灾异等多方面资料。孔子编写《春秋》的目的在于用历史来“正名”，即用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来矫正不合“礼”的社会现实。
孔子编修的六经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成套教材，是教材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通观六经，可以发现孔子的教育内容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重人事轻鬼神。其教育内容偏重于历史、政治、伦理等社会现实知识，不设宗教科目，敬鬼神而远之。第二，重文事轻武备。传统“六艺”中的射、御等军事知识和技能学习被淡化，居于次要地位。第三，缺乏自然知识、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知识。在孔子看来，学习是为了从政，“君子谋道不谋食”，无须关心物质生产劳动。
（四）论教学方法
孔子的教育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在此基础上他总结提炼出大量富含价值的教学方法和原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1）因材施教。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倡导因材施教的教育家。宋代教育家朱熹在总结孔子思想时提出了这一概念。因材施教，首先要求教师承认学生之间存在个别差异，并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和才能志趣。孔子对自己学生的情况就相当了解，既清楚学生的长处，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也明了学生的缺点，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然后，教师要有的放矢地灵活运用各种方式激励学生，实现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效果。《论语·先进》记载，子路和冉有曾问过孔子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却得到了不同的回答。旁边的学生困惑不解，孔子解释说，冉有做事经常退缩不前，所以我鼓励他“听到了就去实行”；子路敢作敢为，所以我让他慎重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