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作品分析02
《副领事》不如《如歌的中板》《广岛之恋》和《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等作品的名气大，知道这部小说的中国读者也不多，但它仍不失为一本值得读的好书。其原因正如杜拉斯所说，“《副领事》是第一部关于她生活的著作，是一部最难懂的，也最冒险的小说，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描写了不幸。”“我对自己说，也许，我还可以写作。此前，我曾写过一些书，但都被我抛弃了。我甚至忘了书名。《副领事》则不一样，我从未放弃过，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它。”[28]“这是一本我自己想写的书。”关于那个浑身上下满是虱子的女乞丐，杜拉斯不止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讲到过，她曾经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提到过：“母亲……最后收养的是个一岁的女孩，是她从路上的一个女人手里买来的，这女人一只脚有毛病，用了8天时间从朗镇来到这里，沿途她一直求人收养她的孩子，她路过的村庄里，人们告诉她：‘一直走到旁代去，那里有个白种女人对孩子感兴趣。’那女人终于来到这块租借地。她向母亲解释说她的孩子是个拖累，使她无法回到北方去，她绝不可能把孩子带到北方去的……她用伤脚的脚尖走了35公里路，为了把孩子带给母亲。……她本想把孩子还给这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还年轻漂亮，还想好好地生活，所以固执地拒绝了母亲，母亲只有留下小孩，已经1岁的女孩看上去只有3个月”[29]当时还是小学教师的母亲收养了这个孩子，但孩子不久便死了。女乞丐的形象始终萦绕在杜拉斯的脑海中。直到她写作《情人》时，又一次触及到这个让她恐惧不安，却又难以释怀的女乞丐：“永隆一条长长的大街延伸到湄公河的岸边。入夜以后，这条大街总是空无一人。那天晚上，几乎像每个晚上那样，突然停电了。……于是我拔腿就跑，因为我害怕黑夜。我越跑越快。突然，我似乎听见后面有人跑。我肯定后面那个人正跟着我跑。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边跑边笑，瘦得像干尸一般。她光着脚丫，紧跟在我后面，想把我抓住。我认出了她，她就是镇上的女疯子，是永隆的女疯子。……”[30]1966年《副领事》发表后，杜拉斯在3月23日接受了电视台那位在《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发表时采访过自己的记者皮埃尔·杜玛叶的电视访谈。当记者问到女乞丐是谁，她在什么地方认识她时，杜拉斯这样说道：“一个跟在后边追我的人。从我……从我10岁那年起，……那时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有一天，她来了，听说我母亲收小孩，她走了几百公里，带来了一个已经无法养活的孩子……”26年后，杜拉斯再次谈到孩子时泪流满面：“我的母亲把孩子交给了我，对我说：‘你去照看她……我没有时间。’我让人喂孩子，我开始喜欢她。有一天，人们发现她死了……我还没能够……（杜拉斯哭了）”“女乞丐一半是女人，一半是野兽，像扔掉熟透的水果一样遗弃了自己的孩子，她穿越田野，不是寻找自己的孩子，而是把自己永远赶出家门的亲生母亲。”[31]因为贫穷、苦难，才有了孩子的死亡，才有了乞丐和麻风病……杜拉斯又是如何把副领事和女乞丐放在一起的？“副领事确有其人，他是杜拉斯的大学同学，后来成为外交官，才被调往孟买。他叫弗莱蒂，在调职前回巴黎短暂停留，杜拉斯的朋友都见过他。……当时的背景是昂佛尔实验室对精神病患者做一次大型调查，他们建议马兰·卡尔米茨和作家合作，拍摄一部半个小时的影片。第一个主题是酗酒，卡尔米茨想到了玛格丽特，……她很快接受了这项神奇的任务。……但是玛格丽特回到了这个男人的故事上，……”[32]两个真实的故事被杜拉斯用文学糅合在一起：“‘我必须彻底编造一个加尔各答，它的闷热，到处都是风扇，它们像受伤的小鸟发出飒飒的响声，还有一个曾经见到过的年轻女人的爱情。’”杜拉斯在谈到与副领事的关系时这样说：“他朝萨里玛的花园里开枪，里面有麻风病人，有狗。夜晚他朝拉合尔的苦难开枪，因为那里有苦难……”“写副领事。我不得不花了三年时间创作这本书。我不能谈论它，因为任何外来干预，任何‘客观’意见都会将这本书一下子抹去。如果我采用另一种写作方法，一种被修正的写作方法，就会毁掉这本书的写作，毁掉我对这本书的所有思想。”[33]不管是早期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还是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女乞丐的故事都属于杜拉斯在叙述家庭或者个人生活中的要素之一，都围绕着其他人的故事。但是在《副领事》中，她却成为主人公，她的故事与副领事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是一部压抑了很长时间才得以公开的故事，也是杜拉斯心头的难解之谜。
“《副领事》中有三个故事，只有将三个故事的文本交叉来看才可以理解，《副领事》作为一本书，始终是开放的，由夏尔·罗塞特的故事开始，到副领事的幻想结束。”这两个故事中间穿插的是，一位名叫摩根的男人写的故事，他刚刚来到亚洲。他在市场看到一位饥饿难耐的年轻姑娘卖掉她的孩子，他讲述了她的流浪经历，并在其中插叙了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一个秃头女乞丐，由于怀了孕被母亲赶出家门，从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跋山涉水，饱尝饥饿艰辛，就是要把女儿分娩出来，并为她寻一个好人家。她怀着这样的希望，唱着故乡的歌，渐行渐远。故乡在她身后抹去，记忆逐渐模糊。多少个日晒雨淋的日子，多少个饥饿难忍的昼夜，也没有磨去她的希望。10年后，她终于来到加尔各答，不但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也把女儿托付给一位白人妇女。从此以后，恒河岸边的麻风病人中间，多了一位夜里唱歌游**，白昼沉睡的秃头疯姑；第三个故事讲述的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性格孤僻，总是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官邸里。一天夜里，他朝萨里玛的花园里开枪，打死了几个麻风病人，接着就大吼起来，由于这件案子，他被调离拉合尔，在加尔各答等待重新安排。在此期间，使馆组织了一次招待会，他也在被邀请之列，但人人都厌恶他，不敢靠近他，他成了一名恬不知耻、道貌岸然的人。他深深地被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夫人所吸引。最后在哀求无果之后，他依然用他那嘘声浓重的吼叫结束了在加尔各答的等待。
女乞丐年纪轻轻就怀了孕，怀孕原因不得而知，“就像是从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失足，没有疼痛，坠落下来怀了孕的。”就像受到**的夏娃一样，怀孕成了一切罪恶的根源。如同原罪，一旦铸成，就必须有人承担结果。她对母亲，对家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惩罚是残酷的、恶毒的，也属于某种犯罪，她被母亲撵出家门，这时便产生了别人对她的犯罪，是母亲和家人对她的遗弃。她不停歇地走着，从路边的一座座界碑旁走过。一路上饱尝饥饿艰辛，单凭大自然来填充日渐空瘪的胃。路上遇到的孩子钓的鱼，她一口咬掉头生吃起来。即使是在艰难无望的生活中，她也满怀着对生活的希望，她希望把孩子分娩，结果却分娩在田边的草棚中。分娩成为第三次犯罪，在杜拉斯看来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遗弃：“我认为在一位生过小孩与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之间有着本质差别。我把分娩看作犯罪，好像被丢掉，被遗弃了，我认为分娩无异于谋杀。”[34]被狗追逐，与人抢食也不能使她忘记自己的使命，把孩子送给一个可靠的人家。分娩已经是某种犯罪了，把孩子送给别人，更是不可饶恕。所以女乞丐应该受到惩罚，她在加尔各答的生活就是惩罚的实现形式，她同当地的麻风病人睡在一起，麻风病人混杂着野狗。她睡在麻风病人中，居然不会染上麻风病，这非常令人惊奇。她整天疯疯癫癫、跑来跑去，每晚都像一个幽灵一般，嘴里唱着不知名的歌曲，扰得人心里忐忑不安，难以入睡。她精神错乱，受到惩罚，是因为她犯下了原罪，好像那是上帝的旨意，无形的手在不知不觉之间把人世的苦难压在了她的头上。饥饿，家庭的抛弃，社会的抛弃给她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所有的理智都消失了，“只充斥着某种精神失常，某种恐惧，那是可怕的疯狂的前奏。”这才是一切苦难的根源，真正的原罪，导致了女乞丐与麻风病人们的苦难生活。在杜拉斯看来，苦难、悲惨、癫狂、抛弃就是童年时代和西方殖民主义背景中的麻风病，以极快的速度在加尔各答传播，在印度、在世界传播。殖民主义者给世界带来了不公平，带来了贫富的差距，带来了对人权、对人性的蔑视。曾经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杜拉斯，在这部“政治小说”里，以非常规的手法，把印度人受到的非人待遇，把殖民者对他们猪狗一般的虐待，通过那个其实什么罪都没有犯的女乞丐表现出来。她就用这种疯狂与缺乏公平的世界相抗衡，用这种疯狂来获得自由。关于这部“政治小说”，她的朋友兼邻居米歇尔·芒索曾经在一篇标题为《杀吧，她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杜拉斯，作家，通过中间人杀人。《副领事》，这本她确认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书籍中的副领事，大喊着死亡，将枪瞄准了一些狗。”[35]
“加尔各答成了恐怖之地，人类和历史的所有恐怖之事都汇聚在那里，这是巨大破坏的起点，也是普遍灾难的原型，‘加尔各答起点’甚至妨碍了权力的重建。一切都在旁边重新开始，在无边的沙滩上，在变化不定的新土地上。”[36]造成这种苦难、悲惨、癫狂的是殖民主义者，所以就需要有人来消除这种不公和贫富差距，这个人就是副领事，他要与所谓的理性世界对抗，书名也由此产生。副领事名叫约翰·马克·H，独子，约莫三十五岁，从小就会弹奏“印度之歌”。从童年时代起，他就爱搞恶作剧，喜欢作弄别人，这是他与苦难、悲惨、癫狂的殖民主义对抗的方法之一，然而并不能取得令他满意的结果：“副领事说，除了蒙福尔的办法之外，他再也没有见过更好的。首先是每一次让臭球出现在餐桌上，随后出现在自修室，出现在教室，随后又出现在接待室，出现在宿舍，随后还有……假臭球，假大粪，假鼻涕虫，假耗子……他们被弄得脏透了。”[37]他最后终于被学校开除。当上拉合尔的副领事之后，这种对抗进一步升级。他喜欢自己待在官邸，孤独伴随着他，而“疯狂总是伴随着孤独。”他在家里对着镜子——对着自己开枪，夜里他朝萨里玛花园里的麻风病人开枪，然后发疯似地吼叫。“副领事每天都在吼叫……就像人们每天祈祷那样，他每天在吼叫。一点不错，他大声吼叫，在拉合尔的夜里，朝萨里玛花园开枪杀人。他杀任何人，为杀人而杀人，从整个印度被瓦解起便射杀任何人。他在寓所、在那里吼叫，在荒凉的加尔各答的黑夜里吼叫。副领事发疯了，过于聪明而发疯，他在拉合尔每夜都杀人。”[38]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发了疯，即使在他的姨妈看来，他也得了神经忧郁症。副领事为何会有如此疯狂粗暴的行为呢？弗洛伊德认为，人有潜意识，“潜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生来就是‘阴暗的’——正是因为‘不道德’‘见不得人’，所以才被压抑到深不见底的暗层。人的心灵天生是不安全的，像是火山的内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反抗和压制、混乱和焦虑、不安和绝望……”副领事长时间受到压制，他比别人聪明，他能洞察到一切，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却又无能为力，“他的沮丧和最深刻的痛楚正是世界的痛苦。”心灵内部的火山不断蓄积能量，愤怒在心中油然而生，然后从怒火中走向了行动，杜拉斯曾说道：“不应该撒谎，任何人都有杀人的想法”副领事其实是个“火爆而充满火药味的死亡工具”，他“朝穷人开火，朝数百万在几个月内饿死的孩子们开火。他朝灾难、痛苦以及罪行开火”，朝着“平庸的思想，朝着那些原则和哲学开火……他也朝上帝开火”。副领事必须迎合这个世界的恐怖，去击碎、去毁灭，然而他所进行的是幼稚的革命斗争。他没有摧毁拉合尔，却摧毁了自己。“这是一部始终能使我心动的小说。是一部政治小说。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人们不愿意理解它，其实他们也无法理解。”[39]摧毁一个充满绝望、癫狂、贫穷和悲惨的世界，这就是杜拉斯的追求和理想，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合乎常人思维的人。绝望、癫狂，以暴力对暴力，才能根除毒瘤和劣迹。
约翰·马克·H又是一个纯洁的人，是一个从来没有爱过女人的童男，但他从未停止过追求爱的努力。在他遇上了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夫人后，深深地被她吸引，平生头一回，一个女人触发了他的爱情。他经常去那冷冷清清的网球场，那是因为他常看到斯特雷泰尔夫人从此经过，他甚至抚摩着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夫人丢弃在网球场旁边的自行车，把它当作自己所爱的女人，与之拥抱，与之缠绵。“他好像在盯着那辆自行车，伸手触摸着它，他身体伏在上面，好一阵才直起腰，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自行车。”[40]无法企及的爱情，却可以用一种变通的办法达到目的。“一件物品，比如她触及过的树木，比如那辆自行车，都会使人产生特别的兴趣。”[41]在他看来，爱是纯净的信念，爱是超越闲言蜚语的行为和举动，爱是不为他人所动的执著和追求。他渴望与她相遇，在她经常走过的网球场旁，她经过的树木间，她所到之处都会有爱的火花和情感的流畅，之后便成为一片寂静和空白：“‘我发觉在她离开之后，网球场变得冷冷清清。她的裙子在树木间飘过，发出一阵窸窣声。’”[42]招待会是他与大使夫人身体接触的最佳机会，也是他表达爱情的最佳场所。在场的人都厌恶他，不愿接近他，他成了众矢之的。在别人看来，“这个拉合尔副领事，他有点儿像死人一样……”。客人们渐渐地离去，但副领事一直不曾离开，他在等待，等待机会。在与大使夫人跳舞时，他的“目光里面有一种极度的快乐，那是曾经在拉合尔燃烧的火焰”。在招待会将要结束时，副领事突然发怒，吼叫起来，使他与大使夫人间的那种默契以最激烈、最实际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对斯特雷泰尔充满了**，“**就是我们的疯狂……抑郁者心理上的痛苦就在于无法与别人交流这种**、这种疯狂”。他的叫喊同时显示了他的反抗。可是在这个没有四季，没有爱情的地方，副领事那句“留下我吧！……就一次。一个晚上。只要这一次，让我和你们留在一起”。的乞求，竟是那样的没有着落，没有回应，他终于被排除在加尔各答的白人圈之外。癫狂的发泄撞击着空空****的网球场，也撞击着荒漠无助的城市，但是在城市的某个地方，这种叫喊有了回音：“他们在听，不是叫喊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歌声，从马路上传来。竖耳细听，好像也有人叫喊，但声音很远，像是来自马路尽头，大概副领事已经走到那里。”[43]副领事的叫喊就这样与女人的歌声融在一起，就是愤怒的吼声和枪也没有能够驱除人间的悲惨与苦难，他也只能以这种疯狂的叫喊结束在加尔各答的日子。
《副领事》从表面上看由两个毫无关系的故事构成，一是彼德·摩根写的女乞丐的故事，另一个是副领事的故事，然而故事中的人物都有相似点或交叉点。杜拉斯在出版此书时就说道：“没有她（女乞丐），《副领事》就不存在”。“他富有、彼此之间正好相反。从来未曾相遇，但是他们非常接近，都在不幸中生活”。他俩都因痛苦、压抑而疯狂，并且都被社会所摒弃。同时，副领事和女乞丐又是一对矛盾。女乞丐的苦难，麻风病人的癫狂都需要他用枪杆子去驱赶，他是受苦受难者的解救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加尔各答，叫喊交织在一起，歌声交织在一起，脚步交织在一起。同时，副领事也和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是同样的人，一种“共同的病”使他们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理解”。他们理解看到的东西，但不能对其作任何改变。“‘总之，拉合尔副领事像谁？像我。’”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夫人说。不但如此，她还能理解副领事对她母亲般的眷恋，对她的身体的渴望。流浪、沉沦（与无数男人做那种事，拥有无数情人），甚至向往自杀，都使斯特雷泰尔夫人像一个流浪的女乞丐、妓女。女乞丐总是跟随斯特雷泰尔夫人的脚步，使她隐隐约约地和大使夫人酷似，她和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交错在“蓝色的月亮”俱乐部，交错在后者海浴或者企图自杀的海岸线。女乞丐长期流浪的脚步以及伴随着脚步的歌声所形成的“音乐场”酷似一个更大的舞台，人生的舞会，副领事在这个“音乐场”上朝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走去。女乞丐因加尔各答而激动，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因她和痛苦而激动，副领事则因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对女乞丐的痛苦的激动而激动，因对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爱情而激动。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无法挽回，因为他们都拥有：“固定在**的顶点的爱情故事。”
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和劳儿·维·斯坦茵也许是杜拉斯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拉开了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故事的序幕。她的出场就不同寻常：“她身体纤瘦，穿着双层黑色罗纱紧身裙，领口非常低。她自己愿意如此穿戴，愿意如此以身示人，她如愿以偿。她身体与面部的奇妙轮廓令人想入非非。她就是这样出现，以后也将这样死去，带着她那令人欲火中烧的身体。她是谁？人们后来才知道：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44]
杜拉斯在1964年4月15日接受电视台的记者皮埃尔·杜玛叶采访《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时谈到了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
“玛·杜：当时是子夜，凌晨1点，舞会达到了**。她们是最后来到舞会的人。米歇尔·理查逊与这个女人几乎就是一见钟情。
皮·杜：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
玛·杜：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
这个在《劳儿·维·斯坦茵的迷狂》中出现并夺去了劳儿的未婚夫的女人，在《副领事》中，与劳儿的未婚夫米歇尔·理查逊来到了加尔各答，结果却成了法国驻印度大使夫人。无穷的疑问留在了这两部小说之间，没有疑问的是，她依然是米歇尔·理查逊的情妇，他们的爱依然如故，但是他们的相识却有了不同的版本：“‘我在加尔各答，’米歇尔·理查逊说，‘是先听到安娜·玛丽弹钢琴，后才认识她的；刚开始时，有一天晚上，我在路上听到钢琴声，一下惊呆了，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我记得，我是来加尔各答观光的，我受不了了……刚来第一天，我就想走……是那首曲子，当时我听到的乐曲把我留了下来，让我在加尔各答待了下来……”[45]
因为爱和音乐，米歇尔·理查逊在加尔各答待了下来，也为了分担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痛苦。“安娜·玛丽就是这里的一切，别的都不重要。”米歇尔·理查逊曾经这样说。
“这个女人”在杜拉斯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就像劳儿·维·斯坦茵，女乞丐游**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只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就有可能涉及另外两个。杜拉斯曾经这样说到过“这个女人”：
“湄公河上，那里是白人的场所，那里有笔直的街道和花园，栅栏门和河流，还有法国俱乐部，网球场，也许还有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这位永隆总督的妻子……
她来到这里后不久，我们得知，一位年轻人因为对她的爱，因为她的爱而自杀。我还记得当时给我的震动，我实在搞不明白。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震惊非常之大，因为表面上看，这个女人不是爱调情的女人，而是一个世俗的女人；她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那就是与一个女人相反的东西特别引人注目，她沉默寡言，据说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或者与两个女儿散步，就像《副领事》的书中所描写的那样。突然间，我们得知这一消息。长期以来，我认为，她身上体现出来一种双重的权力，死亡的权力和平常的权力。她抚养孩子，是总督夫人，她打网球，招待客人，散步等。同时她身上隐藏着这种死亡、慷慨地献出死亡、产生死亡的权力。有时我对自己说，因为她我才写作。”[46]
也许，1993年是杜拉斯最后一次谈到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副领事的喊叫声，‘唯一的政治’也在这儿，在诺夫勒城堡被记录下来。他就在这里叫过她，是的，就在这里。她就是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安娜·玛丽亚·瓜尔迪。是她，德尔菲娜·塞里格（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的扮演者）。拍这部电影的人都哭了。那是不受约束的、没有缘故和无法避免的哭声，真正的哭声，贫苦人民的哭声。”[47]
唯一的政治或者唯一如此露骨地谈论到政治，但是这种政治和萨特所谓的“介入”完全不同。因为政治之中隐藏着让人绝望的情感，隐藏着某种“摧毁”的力量。当政治和情感如此错乱地混杂在一起时，小说的深度和厚度被大大地拓展了。“副领事的故事被当成是一个爱情故事，一种不可得到的爱情。这毫无疑问，但它首先还是文学中控诉一个‘走向灭亡的世界’的第一声真正的呐喊。对于世界的没落，谁都不愿意有所动作，宁愿生活在谎言和幻想中。”[48]当副领事喊出了那传遍加尔各答的喊声时，一切就这样被定格了，被凝固在恒河岸边。女乞丐的歌声陪伴着那位为了黑夜中的爱情而自杀的年轻人，岸边永远成了爱情走向完美和**的自杀场。
斯特雷泰尔夫人是某种象征，多角度呈现出来的美的化身。她时而现出一种阴郁的美，时而也呈现出一种平静的美，“她的世界被扯开了”。她经常莫名其妙地哭泣，呈现出一种病态，让人捉摸不定的美。斯特雷泰尔夫人“有着永恒的年龄，是坟墓和摇篮的入口，是欲望的几乎是非物质的幽灵般的身体。她还是在被分门别类的世界上的混乱，是使世界的虚假程序发生动摇的意外事件。”“她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正在受一种痛苦的煎熬，那种痛苦，离现在太遥远，再想为之流泪已经流不出来了。”[49]她长期关闭在像笼子一般的大使馆里，过着远离社会的生活，其实她也同样被剥夺所占有，达到了孤独的状态，因此“绝望有着自由场，这个自由场使她向任何爱情开放，也使她向任何痛苦开放，并把她引向自杀”。这位以最美丽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女性在杜拉斯的笔下被完全混淆了：“副领事对着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患者、穷人和狗射击，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除她以外，他逢人便杀，她便是某一天早上淹死在三角洲的劳儿·维·斯坦茵，我和塔拉童年时的女王，永隆总督的妻子。”[50]劳儿·维·斯坦茵与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在这里重合了，分属两部小说的美丽女性在杜拉斯生命最后的作品《写作》中合二为一，共同走向完美的终点。
“《副领事》是一本到处都在无言大喊的书。我不喜欢这种词语，但是当我重读这本书时，我又重新体验到了这样的感觉，类似的东西。真的，副领事，他每天都在喊叫……但是在一个对我而言秘密的地方喊叫”。[51]悲怆就像生活酿造的美酒放在了《副领事》中，给读者所提供的空间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无言，没有词语，但却有声音，却有肢体活动，却有身躯移动的语言。声音如音乐；肢体如舞蹈；移动如韵律。但是它们中间包含着苦难，包含着无奈，包含着愤怒，包含着悲怆。女乞丐多次重复的词语Battambang不断延伸，不但延伸成Baattamambbanangg，而且延伸成饥饿、苦难和迷茫：“男人问她从哪里来，她说从Battambang……说着便跑，男人笑了，被赶出家门？是的……
Battambang。
三个音节同样铿锵有力，字字圆润，像从一个紧绷的小鼓面上蹦出。Baattamambbanangg，那男人听说过，她径自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