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三个地区的精神状况一直比较持久。任凭灾祸迭起，一切仍重复发生，它们被禁锢在静止滞缓的精神运动范围之内。这种精神运动没有进入意识，因此得不到领悟。现在正相反，作用力增强了，它引起了狂潮奔涌的运动。
这一运动获得了意识。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人们感知到某种非凡之举已在自己的现存开始。但是，正是这种意识同时使人们认识到，这个现存是以无限的过去为先导的。就在人类特殊精神的觉醒之初，人得到记忆的支撑，意识到此世是属于时代的晚期，甚至属于衰微的时代。
人们明白自己面临灾难，并感到要以改革、教育和洞察力来进行挽救。他们制订计划，努力控制事件的进程，并第一次要恢复或创建良好的环境。历史在总体上被看做是世界表现形式的序列，它或者是不断衰落的过程，或者是循环运动，或者是上升发展。人们殚精竭虑地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的方法。改革的观念支配了实践活动。哲学家们周游列国，成为智囊和导师。他们或者遭到蔑视，或者得到追随。他们投入讨论，并互相抗争。在孔子受挫于魏国和柏拉图在叙拉古[6]的失败之间，在培养未来国士的孔子学塾和服务于同一目的柏拉图学园之间，可以找出社会学的类似现象。
不能把这个经历了所有这些跨越世纪的发展的时代，看做是一个简单的上升运动。它是一个既创造又毁灭的时代。它并没有达到最终的尽善尽美。个别贤哲实现的最高思想潜力及其实际表达，没有成为共同的财富，因为大多数人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因自由意向而开始的运动，结果却变成无政府状态。当这一时代丧失其创造力时，三个文化区就都出现了教条僵化和水平下降。在日益不堪忍受的混乱中，一种通过重建持久环境而寻求新关系的努力产生了。
结局起初是政治性的。在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强大帝国。每一处旧秩序崩溃的最初结果即是工业技术和组织规划秩序的建立。
但是，处处保留着与先前存在的事物的精神联系。过去成为崇拜的典范和对象。过去的成就和伟人仍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提供了学习和教育的内容（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发展，阿育王[7]对佛教的推动，以及奥古斯都时代[8]有意识地建立的希腊—罗马文化教育）。
轴心期末期出现的各世界性帝国，自以为奠定了永久的基础，但其稳定只是表面的。尽管与轴心期的国家形成比起来，它们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最终都式微衰败，分崩离析。随后的数千年里，大量的变化产生了。从某种观点看来，大帝国的瓦解和重建成了轴心期结束以来的历史，正如欣欣向荣的古代文明曾构成数千年历史一样。但是在前数千年中，历史具有不同的意义，它缺乏后来轴心期首次感受到的精神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此后一直起着作用，它探究人类的全部活动，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
（二）自轴心期以来的世界历史结构
我所提及的少量事实，并不足以使人们完全信服，这一种特殊的历史观就是真理。但详尽描述大量历史材料，只能使论点显得过分琐细，或者遭到反对。一本薄书的篇幅也不能容纳这种描述。应当把我所提及的事实，看做是对我的论点进行检验的质询和异议。
假定这一轴心期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看来它要通过揭示世界历史结构一样的东西，来弄清楚整个世界。让我来尽力勾勒这个结构：
（1）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而不论成为新文化形式载体的是同一民族或别的民族。前轴心期文化，像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的意识。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进入了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只有这些因素才得以保存下来。与轴心期光辉的人性相比，以前最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面纱，人仿佛仍未真正苏醒过来。孤立的开端并不掩盖上述事实，它在自身中萌动，却没有对整体和后来产生影响（例如埃及人论述一个人厌倦了生命和灵魂，巴比伦人的忏悔圣歌和吉尔迦美什史诗[9]）。宗教和宗教艺术的不朽因素，大规模的国家形成，以及与此相应的司法制度的创立，都是轴心期意识敬畏和赞美的对象，它们甚至被奉为楷模（例如孔子和柏拉图即这样认为）。不过，人们是用一种改变其意义的新眼光来看待它们的。
因此，帝国观念是古代文明的遗产，它在轴心期临终时重新得势，并在政治领域里结束了这一时代。然而，鉴于帝国观念最早构成了文化创造的原则，于是它便成为一种手段。运用这种手段，衰落的文化通过入柩殓葬来保持稳定。尽管帝国观念实际上具有专制性质，但仿佛正是这一原则曾一度推动人类向上，以有意识的专制主义形式重新取得突破，不过这一次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冰冷僵化的文化。
（2）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3）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例如，在西方有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东方有日本人、马来亚人和暹罗人。对许多原始民族来说，这种交往导致了他们的灭绝。生活在轴心期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历史一旦产生，原始民族便成为史前残余，他们占据的空间不断缩小，并且只是在现在才达到了尽头。
（4）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当然，他们并不共同信奉一种唯一的客观真理，不受这种真理束缚（这种真理只会在科学中发现，科学在方法论上是有意识的，它能迫使人们普遍赞同其命题，所以它能传遍全球而无任何改变，并有权要求全体合作），但是他们在彼此相遇中耳闻目睹了真实而绝对的真理，即历史上不同血缘的人类所实践的真理。
总而言之，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在并入自轴心期开始的历史运动之前，史前民族一直保持史前状态，要不就是灭亡。轴心期同化了存留的一切。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
（三）对轴心期论点的查审
1。轴心期事实上存在吗
据我所知，在拉索尔克斯（Lasaulx）和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Strauss）的著作中最早讨论到有关轴心期之事实。
拉索尔克斯的《历史哲学新探》一书中写道：“公元前600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乔达摩·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们、罗马的努马王[10]，以及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多利亚人和埃利亚人[11]的首批哲学家，全都作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而几乎同时出现，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
维克多·冯·施特劳斯在对老子作精彩评论时写道：“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在以色列、耶利米、哈巴谷、但以理和以西结[12]作着他们的预言，而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二座圣殿（公元前521—前516年）。希腊人当中，泰勒斯依然健在，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崭露头角，巴门尼德也已诞生。在波斯，琐罗亚斯德对古代教义的重要改革看来已经得到了贯彻，印度则产生了佛教创世人释迦牟尼。”
自那以后，人们不时注意到这些事实，但仅仅是浮光掠影而已。就我所知，人们从未有论证它们的意图，从未从整体上把握这些获得当时人性的整个精神存在的普遍类似现象。让我们探讨一下对这观点可能产生的异议。
（1）一种异议可能认为，共同因素仅仅是表面上的。比较起来，语言、种族、帝国类型和历史回忆方式等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共同因素给我们的印象仅仅是一系列巧合。事实从总体上驳倒了共同因素的每一种明确的系统阐述。这种异议还认为，或者它只是一条无足轻重的准则，这条准则即是，无论是作为开端还是作为潜力，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一切就基本上都能发现。在理解人类共同的可能性方面，差异才是基本的、可鉴别的和历史性的。除了人类存在的非历史的普遍性以外，绝不能把整体理解为一致。
对此异议答复如下：轴心期包容的，恰恰是历史全景中的共同因素，它突破了那些直至我们时代都一直对临界状态的人性起作用的原则。共同因素在这里是根本性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全世界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能产生共同因素。它只是从这三种血缘的人们及其生活的狭小区域中产生的。问题在于，尽管仍存在着差异，日益增长的知识是否将证明，共同因素要比最初显露的更为深刻。如果那样，时间上的巧合就成了事实，它越是清清楚楚地被具体化，就越令人惊讶。然而，为了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就需要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2）进一步可能产生的异议是：轴心期根本不是事实，而是价值判断的产物。它是以过高评价这一时期成就的先入之见为根据的。
对此异议答复如下：就精神而论，我们只能通过对意义的理解来领悟事实。而理解生来就是估价。理解虽然在经验上依赖于各个独立论据的积累，可是单单通过这些论据绝对产生不出历史解释。同得出任何时期的精神的观点一样，只有通过理解，我们才能得出轴心期的观点。这一观点同时包含理解和估价。它包括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之所以在情绪上受到感动，是因为轴心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它不仅是我们能追溯各种影响的过去，而且是不断地重新开始的过去，它那更广泛、更新颖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所以它使我们关切，使我们深受感触。
为此，整个人都是历史研究的求知工具。“每个人都理解他内心所孕之物。”理解的根源是我们自己的现存，是此时此地我们唯一的现实。这样，我们上升得越高，便越清楚地理解轴心期。
如果只能在人类存在的主观性中把握历史内容的层系，那么这种主观性就不会在某种纯事实的客观性中熄灭，而是在共同感知的客观性中熄灭——如果人还未在共同性中找到自己，他就要寻求一个共同性，共同感知便代表了这一共同性，因为把我们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是真实。
在与估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理解中，我们将认识轴心期的意义，这就是我的论点。根据问题的性质，这论点最终是不能证实的，但它能通过观念的深化扩大而真实起来。
（3）再进一步的异议可能是，这种类似并不具有历史性，因为它与精神交流无关，不属于共同的历史。
有人已提出这项异议来反驳黑格尔。黑格尔将中国、印度和西方并列为精神发展的辩证序列的诸阶段。反对意见认为，这三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中实际上并没有导致逐个递进的联系，而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却存在这种联系。
然而，我们的论点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范畴。我们恰恰不承认从中国到希腊这一系列阶段的真实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不存在这种系列。真实状况倒是它们是同时代的、毫无联系地并列存在着的一个整体。起先几条道路似乎从毫无联系的起源通向共同的目标。三种形态中都存在多样性，一部历史有三个独立的起源。后来，经过独立而不连贯的接触后，最后仅在几百年前，确切地说是直至我们今天，历史才成为唯一的统一体。
因此，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所涉及的类似现象的性质。
2。类似现象的性质是什么
轴心期的事实或许不过是许多缺乏历史意义的同时发生的奇特事物。世界历史上可指出大量不可思议的同步性。例如：
16世纪耶稣会会士在日本发现了一支佛教派别，它从13世纪以后就在那里兴旺起来。看起来它具有（而且实际上具有）与新教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日本学专家弗洛伦茨[13]（在尚特皮·德·拉·苏萨耶编写的教科书中）的描述，他们的教义大略如下：人本身的努力对于他的拯救无济于事。一切依赖于对阿弥陀佛慈爱和援助的信仰，没有什么功德善行。祈祷并不为达成正果，而仅仅是表示感谢阿弥陀佛给予的拯救。该教派创始人真三说：“盖若行善者亦必永垂不朽，何若罪孽者永见其增？”该派一反传统佛教，主张不做功，无巫术程式或巫术咒文，无护身符，无朝圣、赎身、斋戒或其他禁欲形式。凡夫俗子与僧人和尚一样有望得救。僧人只是俗人的一群教师。僧人与俗人一样穿戴，在生活方式上也不必与俗人有所区别。他们废除独身，认为家庭是宗教活动的最佳场所。他们告诫本派成员道：“维护秩序，服从国法，勿忘国家之昌盛，谨守良民之道。”
这个同步性的例子是令人惊讶的，上述日本教派的教义达到了与路德教基本教义一致的地步。整整数世纪中，从中国到欧洲，还有大量的类似现象发生。人们已将其制成同步现象的图表。
对此答复如下：
首先，可以说，历史上许多类似现象，无论是否同步，都表现出一个适用于每个个别现象的法则。只有在轴心期，我们才遇到了不遵循普遍规律，相反却构成一个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历史事实，它本身包容了所有的精神现象。轴心期是在世界历史水平上唯一一个相当于总体的普遍类似，而不单单是特殊现象偶然的同时发生。单个现象或一系列现象，都不足以确立那种我们所论及的轴心期的类似现象。
其次，这三个平行运动仅在那数百年中才是互相接近的。把这些类似现象延伸到轴心期外上下数千年的同步现象表的尝试变得越来越人为化。后来的发展路线不是趋向平行，反而是岔开。虽然起初看来它们像是奔向同一目标的三条道路，但最终却分道扬镳。然而，我们的回溯越接近轴心期，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密切，我们彼此也觉得越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