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1]
我在写这本书时，如果心里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读者，那么它在某些方面会有所不同。不过今天十分确定的一点是，就美国这个地方而言，实在没有必要再建议写这样一本书了，尽管这有点出人意料。但是，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是在十几年前，值此新版问世之际，大概有必要解释一下我当初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且简略地谈谈它在这个国家所获得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从许多方面看令人不解的成功。
此书写于战争年代的英国，而且主要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当然，其中的那些话，主要是说给英国读者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听的。我当时把它题献给“所有党派中的社会主义者”，丝毫也不含揶揄之意。在动笔之前的十年里，我和一些倾向于同情左派的友人和同事有过多次讨论，此书即起源于此，我写《通往奴役之路》是这些辩论的继续。
当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时，我已在伦敦教了几年书，不过直到大战爆发前，我和与欧洲大陆有关的事务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所看到的各种极权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使我感到，英国的舆论，特别是我那些在社会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朋友的意见，完全误解了那些运动的性质。这促使我甚至在战前就写了一篇短文表达这种感觉，它构成了该书的中心论点。但是战争爆发之后，我感到对我们的敌人、不久后又成为我们盟友的俄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广泛的错误认识，这是一种必须用更为周密的努力加以反对的严重威胁。此外，十分明显的是，英国本身在战后很可能也会试验这种我确信已给其他地方的自由造成了极大摧残的政策。
由此可知，这本书是为了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文人提出忠告而逐渐形成的。战时的写作难免会一再拖延，这使该书直到1944年春天才得以面世。此外，这一出版时间也解释了我为使大家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在评论我们的盟国时很有节制，选择的实例主要来自德国的事态发展。
这本书似乎生逢其时，对于它在英国获得的成功我已心满意足，虽然这种成功的性质与它在美国的情况不同，但在销售数量上却不相上下。总的说来，人们接受这本书时所持的态度，也正像我写此书时的心情一样。它的论证也受到了它的主要读者严肃的评价。只有一些工党的政治领袖，以这本书出自一个外国人之手为由，对它进行攻击，好像正是为了证实我关于社会主义有着民族主义倾向的论点。除此之外，有些发现这本书的结论和他们最坚定的信念截然相反的人，一般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评论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
在后来终于出版这本书的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当瑞士版的译本终于传到德国时，纳粹之后的一代人对它表达了由衷的欢迎，这是一件我未曾想到它的出版能够带来的高兴事。
这本书在英国面世数月后也在美国出版，它在这里受欢迎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在写这本书时，几乎没有想到它对美国读者也会有吸引力。自从我上次作为一名研究学者来到美国，20年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时间，我几乎已失去了同美国思想发展的接触。对于我的论述和美国的情况有多大的直接关系，我毫无把握。当最初接触过的三家出版社事实上拒绝了此书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3]
但最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由现在的出版商发行不久之后，它的销量很快便以这种并非为大众消费而作的著作几乎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4]更令我吃惊的是两个政治派别的激烈反应，对于它，有些人赞不绝口，另一些人则怒不可遏。
同我在英国的经历相反，此书在美国的主要读者，似乎一放下书就对它表示反对，说它是在恶毒而不怀好意地攻击他们最为珍爱的理想，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本书中的论证进行检验。在此书受到的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所使用的语言，已经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5]不过有许多人，我从未想过他们会读这种书，并且我现在仍然怀疑他们是否真正读过这本书，却热情地欢迎这本书，对此我倒丝毫不觉得奇怪。我还要补充一句，有时人们利用它的方式，使我忍不住想起了阿克顿爵士的不刊之论：“无论何时，自由的挚友总是寥寥无几，它的胜利历来都要归因于少数人，他们同一些与他们目标不同的援军结合才占了上风；这种结合永远潜伏着危险，有时甚至会变成一场灾难。”
大西洋两岸对这本书的反应如此不同，但很难把这种情况归因于国民气质的差别，自那时以来，我日益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存在于该书问世时思想环境的不同之中。
在英国，一般来说也是在欧洲，我所讨论的问题早已不是抽象的问题。我所考察的理想早就来到了人间，甚至它们的最热诚的信徒也已看到了它们具体实行起来造成的一些具体困难和意外后果。因此对于我所论述的现象，几乎我的所有欧洲读者都或多或少有些切身体会，我不过是在系统而有条理地评论许多人本能上已经有所感觉的事情。对这些理想已经出现了失望情绪，对它们的批判性评价不过是使其更能为人们所知或更为明确罢了。
但是在美国，这些理想仍然很新鲜，因此也更加危险。大量的文人受其传染才不过10年或15年，不像英国那样已经四五十年。尽管有“新政”的实验，他们用理性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热情，基本上依然没有靠实践经验而落到实处。在大多数欧洲人那里已是vieuxjeu（老把戏）的东西，在美国的激进派看来，仍然闪烁着一个美好世界的光芒，他们是在不久前的大萧条年代，才开始憧憬这样一个世界的。
在美国，舆论的变化是很快的。现在甚至很难记起，在《通往奴役之路》问世前只有相对而言多么短的时间，一些不久后成为公共事务中重要角色的人，便开始严肃地鼓吹最极端的经济计划和主张效仿俄国模式。不难说出此事的来龙去脉，但是现在指名道姓未免惹人反感。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在1934年，新成立的国家计划署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德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四国所提供的计划先例。而在10年之后，同样还是这些国家，我们却又学会把它们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同其中三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不久后又同第四个国家开始了一场“冷战”。但是，此书中有关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其经济政策有一定关系的主张，这时却仍然受到该国提倡计划的人士的怒斥。突然变得时髦起来的事情是，人们开始否认计划的灵感来自俄国，认为——正如我的一位著名批评者所说——“显而易见，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德国是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向极权主义的。”
所以，当《通往奴役之路》出现时，美国的整个知识氛围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它注定会使尖锐分歧的团体不是勃然大怒就是兴高采烈。因此，这本书尽管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却没有产生我所希望的或它在其他地方取得的效果。不错，它的主要结论今天已得到广泛接受，12年前如果说法西斯主义不过是集中控制全部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同一种极权主义的不同变种，对许多人来说这好像有点亵渎神明，但是如今这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了。今天甚至广泛地被承认，民主社会主义是件十分不可靠和不稳定的事情，它被各种内在矛盾所困扰，在任何地方都会造成一些在它的倡导者看来也十分有害的后果。
这种头脑清醒的气氛，与其说是因为我的书，不如说是由于各种事件给人提供的教训和一些更为通俗的论述。[6]当我发表自己的一般论点时，它并非前无古人，类似的警告早就出现过，只是很可能已快被人忘光了。曾一再有人指出我所批评过的那些政策的固有危险。这本书无论有什么优点，都不是因为它重申了老观点，而是因为它对经济计划产生这些意外后果的原因和过程作了耐心细致的考察。
出于这个原因，我希望现在的美国比起此书刚出版时更有利于人们严肃思考它的真正论点。虽然我已经看到，它的矛头主要所指的狂热社会主义，即一场旨在让国家拥有主要生产资料，并对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管制的有组织的运动，在西方世界已届风烛残年，不过我相信它的关键性内容仍然会有所贡献。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时代大概在1948年就已结束了。它的许多幻想，甚至连它的领袖们也已放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地方，这个名称都已经魅力大减。当然，还会有人为了一些不那么死板的教条、不那么系统的运动而去维护这个名称。但是，仅仅用来反对以往社会主义运动所特有的明确社会改造观点的论证，今天看起来会像是自作多情。
狂热的社会主义也许大势已去，但是它的某些观念却已深入到了今天的整个思想结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扬扬自得。在西方世界，很少有人打算根据某个理想蓝图彻底改造社会，但仍有许多人相信一些措施，制定它们尽管不是为了彻底改造经济，但其累积起来的效果，仍有可能出人意料地导致这种后果。此外，还有一种较之我写此书时更为严重的情况是，那些从长远看与维护自由社会不相容的政策，提倡者已不限于党派范围。以福利国家的名义出现的一大堆东拼西凑互不相干的理想，已经大大取代了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家们的目标。若想让这些理想不致产生类似成熟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就必须对它们进行认真的筛选。这并不是说它的一些目标行不通或不值得赞扬，但是我们有达到相同目标的许多方式。在目前的舆论中，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的危险情绪，这会使我们选择某些虽然有可能更有效地达到特定目标，却同维护自由社会不相容的方式。通过对普遍适用的法律加以调整，虽然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而现在日益强大的趋势却是采用行政强迫和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审慎地利用财政诱导便可以唤起自发的努力，却非要采用国家直接控制或建立垄断性机构的办法，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强大遗产，它很可能对政策产生长期影响。
在今后的岁月里，政治意识形态不太可能指向某个明确划定的目标，而只会是一些零打碎敲的变革。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极其需要对事态的发展有充分的理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措施会毁掉市场经济的基础，会逐渐窒息自由主义文明的创造力。只有当我们明白了，有些经济控制为什么会使以及怎样使自由社会的动力瘫痪下来，以及哪些措施在这方面特别危险，我们才有望不让社会实验把我们带向没人想要的结局。
这本书所要从事的正是这一任务。我希望，在目前较为冷静的气氛下，它能够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它并不想奉劝人们反对一切改良或实验，而是想告诫大家，在从事可能没有退路的事业之前，务必对我们的任何制度变革进行必要的检验。
当初写这本书时，我只想到了英国的公众，这不会严重影响到美国读者对它的理解。不过为了事先避免引起误会，我必须在这里解释一下措辞的问题。我在全书中使用“liberal”（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时，都是从19世纪的本来含义上使用它，这一含义在英国至今未变，但是根据目前的美国用法，它常常是指几乎完全与此相反的事情。它一直是这个国家左派运动的一块招牌，并且得到了许多实际上相信自由但头脑糊涂的人的帮助，因此“liberal”逐渐意味着赞成几乎一切政府管制。我一直十分不解，为什么那些实际上有自由信念的美国人，不但允许左派盗用这个不可缺少的名称，甚至自己也把它当做一个该诅咒的名词加以使用。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它的结果是，许多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自称保守派。
当然，在反对信奉极权国家的人的斗争中，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有时的确必须和保守主义者并肩作战，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在当今的英国，他除此之外很难再有别的途径积极献身于自己的理想。但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毕竟有所不同，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危险的。保守主义虽然是任何稳定社会中的必要因素，但它并不是一种社会纲领。它所表现出的家长作风、民族主义和权力崇拜的倾向，使它往往更接近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它因为具有传统主义的、反理智的、常常是神秘主义的嗜好，使得它除了在短暂的幻灭期之外，对年轻人或任何认为若想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某些变革的人，从来就没有吸引力。保守主义运动，正是由于它的性质，注定会成为既得特权的捍卫者，并且为了维护特权而依靠政府的权力。如果对特权按其准确的本来含义加以理解，即给予某些人别人在同等情况下无法得到的权利这种状态，那么自由主义立场的本质就是否认一切特权。
在接近12年的时光流逝之后，我同意让此书原封不动地再版，这大概还需要进一步作点解释。我曾多次打算修改它，其中有不少地方我都想用更多的篇幅进行解释，或作出更周密的阐述，或补充更多的说明和证据。但是重写此书的所有努力，都证明了我绝对无法再用这样短的篇幅写出一本涉及这么大一个领域的书。在我看来，不管它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优点，较为简短是它最大的优点。因此我只好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我想补充什么论证，我必须另起炉灶。我已经在不同的文章中开始做这件事，其中有些文章对这本书只是触及到的哲学和经济学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7]关于该书所批判的那些思想的根源，以及它们同这个时代最为强大、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运动的关系这些特殊问题，我在另一本书中进行了评论。[8]不久之后，我希望通过对平等和公正的关系进行更广泛的论述，对这本书中过于简短的中心章节加以补充。[9]
但是有个特殊的题目，读者有理由期待我在这里作些说明，不过对于这个题目我若是不写一本新书，不太可能作出适当的说明。距《通往奴役之路》初次问世还不到一年，英国便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它有六年的时间一直掌权。这段经历是证实还是驳倒了我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我至少要有个简短的答复。无论如何，这段经历加强了我的关切，并且我相信我可以补充说，我曾向许多根本无法用抽象论证说服的人所指出的那些困难，也因此有了现实的教育。在工党政府上台后不久，我在美国的批评者作为妖魔鬼怪躲避的问题，在英国却变成了政治讨论的主要话题。不久之后，甚至官方文件也严肃地讨论经济计划政策引起的极权主义危险。他们的政策的内在逻辑迫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不情愿地走向他们并不喜欢的强制，《1947年经济概览》（首相于当年2月提交给议会）及其续篇中的下面这段话，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说明：
极权主义计划和民主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使一切个人的欲望和选择服从国家的命令。为了这一目的，它采用各种方式对个人施以强制，剥夺了他的选择自由。在大战极端紧急的状态下，这种做法甚至在民主国家可能也是必要的。因此英国人民授权他们的战时政府领导劳工。但是在正常时期，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将自己选择的自由拱手让给政府。因此民主政府必须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每个公民选择自由的方式去实行它的经济计划。
有趣的是，在对这一值得称赞的意图作出表白六个月之后，这同一个政府却发现，它在和平时期也不得不将征用劳工重新写入法令。即使指出这种权力从来就没有得到使用，也很难低估其中的含义；因为假如知道当局有权进行强制的话，几乎没有人会等着实际的强制到来。但是，实在令人费解的是，政府怎么能够抱着它的幻想不放，却又在同一份文件中宣称，现在“要由政府来说明什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对资源的最好利用”，它要“为国家制定经济任务：它必须说明什么事情最重要，应当制定什么样的经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