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关的情况下，“我的形成”在梦中是由一个要塞，或者一座体育场象征的，其内部的表演场和围栏，被包围在沼泽和垃圾堆中，它被分为两个敌对的竞技场，主体在那里艰难地行走，寻找那目中无人的、极小的内部城堡。这种城堡在形状上（有时被并置在相同的场景），以惊人的方式象征本我（id）。同样，在精神层面，我们发现防御工事的结构得到了实现。关于它的隐喻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宛如产生于那些征兆自身一般，其目的是描述强迫性神经症的机制——逆向转化、孤独、重叠、取消和置换。
但是，如果我们仅依赖这些纯主观性的资料，从可能会使得我们从语言技巧中派生出来的经验状态中将这些资料分离出去，那么我们的理论事业将会依然受到这种指责，即把自己投射进入不可思议的绝对主体。这是我们不得不在现在的假设中寻找用于象征还原法的导向地图（theguidinggrid）的原因所在，虽然这些假设是以积聚起来的客观资料为依据的。
根据安娜·弗洛伊德小姐（MissAnnaFreud）在其了不起的著作的第一部分中的阐述，这种方法确立了自我保卫的一种遗传秩序，将歇斯底里的抑制及其再现置于（相对于一个常常表达的偏见）一个比强迫性神经症及其分离过程更加古老的阶段，而后者依次又先于偏执狂的异化（paraion），它开始于镜中的我偏转为社会的我的时候。
镜子-阶段终结于其中的这个时刻，开始了从此将会把我与详细描述的社会联系起来的辩证过程，其途径是认出同伴意象和原生嫉妒的戏剧（夏洛特·布勒学派在婴儿过渡论的现象中如此好地将它们放在突出位置上）。
正是这种环节在中介中借助他者的欲望决定性地动摇了整个人类知识；依靠与他者的竞争，用抽象的等同物构成了其客体；把我制成这样一种系统，每一个本能的攻击都会构成对它的威胁，即使这种攻击必须符合一种正常的成熟——这种成熟真正的正常化，在人身上，从此依赖于一种文化红娘，正如在性对象的情形下由俄狄浦斯情节所说明的那样。
根据这种观念，原初自恋这个术语——分析的学说用它指称以那种环节为特点的力比多投资——显示了其发明者们对语义的性潜伏状态的深刻感悟。但是它还说明了那种力比多与性的力比多动态的对抗；当这些力比多唤起破坏和死亡本能时，他们就试图对它们作出界定，以解释自恋的力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之间的关系，这是它在与他者的任何关系中释放出来的攻击性，尽管是最乐善好施者的帮助的那一种。
三、存在主义
他们正要遭遇那种存在的否定性，其现实受到了当代的存在与虚无哲学的热情鼓吹。
但不幸的是，那种哲学仅仅是在意识自足的界限中把握否定性的，这种意识的自足，作为其前提之一，与自我的构成性的曲解相关联，而自我则是它付托自身的自主的幻想（theillusionofautonomy）。这种幻想的飞腾，尽管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中吸收借鉴达到非同一般的程度，却在提供一个存在的精神分析的虚饰中达到了其顶峰。
在社会拒绝承认它除了功利主义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功能的历史性努力的**中，在个体对抗将这种努力推向顶峰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形式的痛苦挣扎之中，对存在主义的判断必须依据它所提供的、确实由它引起的关于主体的两难选择的陈述：在监狱的大墙内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宣称其真实性的自由，表达了一种纯意识的无能为力于把握局势的、对承担义务的要求；对性关系的窥阴癖—虐待狂的理想化；只有在自杀时才实现自我的人格；只有黑格尔式的谋杀才能满足的对他者的意识。
这些命题遭到了我们所有经验的否定，因为它告诉我们不要认为自我是以感知-意识-系统为中心的，或者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一原则表达了科学主义的偏见对知识的辩证法的强烈敌意。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应该从表现自我在其所有结构中的特色的曲解功能开始，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对此作过引人注目的阐述。因为，如果否定（Verneinung）代表该功能的特许形式，其效果将会，在极大程度上，仍然是潜在的，只要它们还没有被命运层面反射的光线照亮，那正是展示本我的地方。
我们可以因此理解我的形成的惰性特征，在那儿发现神经症最宽泛的定义——甚至作为情境对主体的诱捕，这种情景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癫狂的最一般的规则，不仅是精神病院高墙后面的癫狂，而且是用声音和愤怒把世人震聋的癫狂。
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痛苦对于我们是心灵之**的学校，正如同精神分析量表的刻度。当我们计算它们对整个社区的威胁程度时，它为我们提供市民**减弱的迹象。
在这个自然与文明的结合部，现代人类学进行了如此不懈的扫描，只有精神分析认识到了这个难解的想象的奴隶状态，爱必须永远重新使之复原，或者终止。
对于这个任务，我们不依赖于任何利他的情感，因为我们暴露了隐藏在人类学者、理想主义者、卖弄学问者，甚至改革者行为下面的攻击性。
在我们保持的主体对主体的求助中，精神分析可以陪伴病人到达“你是那”的心醉神秘的界限，在那里向他展示了他必死命运的密码，但是并不是单单凭着我们作为专业人员的力量将他带到了真正的旅途开始的那一点上。
（方杰译）
[1]选自斯拉沃热·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原译者注：“I”用在这里以及全文中翻译拉康的“je”，比如在“leje”，“lafonduje”中，等等。“Ego”译“lemoi”并且用于标准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文献。
[3]在整篇文章中，在其奇特的意义上，我们保留了我们曾采用的弗洛伊德的Idea-Ich的译法，而不作任何解释，除非在我们开始不继续这样做的情况下。
[4]参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10章，伦敦，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