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
一、导语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有关最发达社会里的知识状态。我决定以后用“现代”一词表述这种状态。该词目前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中间颇为流行，人们用它来指示我们眼下的文化处境：历经19世纪末以来的多重变革，从科学、文学到艺术的游戏规则均已改换。本书试将上述变革置于叙事危机的范围内加以考察。
科学始终同叙事发生冲突。依照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叙事不过是寓言传说。但是，科学除了在陈述有用常规和追求真理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它仍然不得不证明自己游戏规则的合法性。于是它便制造出有关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即一种被叫做哲学的话语。我将使用“现代”一词来指示所有这一类科学：它们依赖上述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例如，按照理性的双方可以达成一致意见这一观念来判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陈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导致共识的规律便能够成立：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类叙事中，知识英雄总是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从此例可以看出，如果利用暗含着一种历史哲学的元话语去证明知识的合法性，随之引起的疑问便将是有关那些支配社会制约关系的机制的合法性，它们本身也需要合法化证明。因而正义同真理一样都受到宏伟叙事的关照保护。
用极简要的话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态度无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科学进步反过来又预设了这种怀疑态度。与合法化叙事构造瓦解的趋势相呼应，目前最突出的危机正发生在思辨哲学领域，以及向来依赖于它的大学研究部门。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运转部件，包括它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目标。它逐渐消散在各种叙事语言因素的迷乱星云里，其中掺杂着叙事、指示、命令、描述等成分，而每一星云又依照它自身独有的语用学规律进行旋转。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众多星云的交接面上。然而，我们无须建立稳固的语言组合，已建立的组合体制也不一定发挥交流作用。
未来的社会因此将不大可能落入牛顿式人类学的规范（诸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反而会遵循一种语言粒子应用学的规律。语言游戏层出不穷——具有多种成分的异质生成性质。它们只能导致机制的分解——即局部决定论。
但是，决策人物企图按照输出输入原理来管辖那些社会性语言星云，他们所追随的逻辑是：所有的语言因素都可以通约，因而整体也是能够被决定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计量分配以促进权力的增长。不论是在社会正义还是在科学真理问题上，这种权力的合法化都同样地建立在优化系统操作——即效益的基础上。将这一标准运用到我们全部的语言游戏中，必定会带来某种恐怖裁决，它或软或硬，迫使语言要么将自己操作化（可通约），要么自行消亡。
极限操作逻辑当然常常自相抵触，尤其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引起矛盾：它同时要求较少量劳动（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较多工作（为减轻失业人口的社会负担）。可我们的怀疑态度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现在不再像马克思当年那样，期待着从成堆的矛盾反常中升腾起拯救之光。
尽管如此，后现代状态不等于幻灭，正如它不等于对非合法化的盲目肯定那样。元叙事衰亡之后，合法性将在何处安身？操作标准属于技术范畴，它同真理或正义的判断无关。合法性是否如哈贝马斯所说，将会在经过讨论而得出的一致意见中出现？这种意见的同一性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变性，而创造发明总是起源于争辩分歧。后现代知识并非仅仅是权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同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它的原则不是专家的同一推理，而是发明家的谬误推理。
这里的问题是：一种社会制约的合法化，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否能依照类似于科学活动的反论形式建立起来？而这一反论又是什么？
以下的文本是篇应时之作。它作为对最发达社会中知识状态的报告，应魁北克省大学理事会主席之请向该会宣读。我在此感谢主席先生允许发表报告的盛情。
需要补充一点，即本报告的作者是哲学家而非技术专家。后者知道他懂得哪些事物和不懂得哪些事物，前者却做不到。于是人们下结论——说原因是两种极不相同的语言游戏。我在此把它们混为一谈，结果便是无一完满成功。
可哲学家至少能自我安慰地设想，本报告的基础成分，即有关某种合法化的哲学和伦理-政治学话语的形式与应用分析，今后终归会降临人世。到那时，这份报告便可作为一种社会学角度的前导说明，既缩短详尽分析的篇幅，又同时设定了它的范围。
为此，我将报告题献给巴黎第八大学（即Vines）哲学理工学院，——在这高等学府穷途末路的后现代时期，该学院正可以开创新起点。
二、叙事功能与知识合法化
如今，合法化问题已经不再被当做是科学语言游戏的一项失败。更为精确的说法是，它作为问题已将自己合法化了，就是说，它已变为一种启发式推动力量。但这种首尾颠倒的处理方式仅仅是最近的事。在它落入这一步之前（即某些人称作实在论的阶段），科学知识曾经寻求过其他解答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在一个长时间内不得不求助于公开或隐蔽的叙事知识程序，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叙事知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返回到非叙事知识中的动向，不应被认为是过眼烟云，一去不返。请看这一**证据：每当科学家有所“发现”，应邀发表电视讲演或接受报刊记者采访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追述一部知识的史诗，而这史诗毫无史诗味。他们按照叙事游戏的规则玩弄科学，而叙事的影响不但明显作用于电视观众，也左右着科学家自身的情绪。这一事实既不琐碎，也不是附加的花絮：它直接涉及科学知识同“通俗”知识（或者说是它的残余物）之间的关系。国家花费巨资让科学像史诗那样公开上演：这意味着国家本身的合法建立在史诗之上，而国家则要利用史诗获取决策者们所需要的公众赞同。
可以设想，向叙事回归是种必然动向。至少科学语言游戏在追求真理性陈述的同时，没有方法和能力来使得它们的真理依靠自身证明自己合法。假如确实如此，就有必要承认，历史自有一种不可缩减的需要，这需要不像前面所认为的——只是为了记忆和表达（即历史性和叙事口吻的需要），恰然相反，历史的这种需要是忘却（metrum）。
我们正在超过自己。但在前进途中我们应当牢记，有关合法化问题的那些明显被废弃的陈旧解决方案在原则上并未过时，仅仅是在表述方面失败了。如果发现它们以其他形式延续至今，我们也不必惊讶。难道我们自己此时此刻不也正痛感有必要在西方建立一种科学知识话语，以便澄清它的暧昧地位？
科学的时新语言游戏将其合法化问题置于先河初开之处——柏拉图。这里不便对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作详细解释，但科学语用学正是在这本书里开始起步，当时它一半被当做是明晰主题，一半是含蓄的假定。这种对话游戏，加上它特殊的规定，实际上凝聚了科学语用学的精髓，并包括了研究和教学两种功能。我们从中重新见到部分前面已列举的同类规则：如争辩的目的是，达至共识（homologia）；指谓的统一性保证一致同意的可能；对话参与者相互平等；甚至非直接地认可对话为一种游戏，而不有关命运前途，因为那些拒绝接受规则的人（或因懦弱或因粗鲁），都已被排除出圈。
余下的事实是，即使我们承认游戏具有科学性质，有关它本身合法性的问题也肯定存在于对话提出的问题之中。与此有关的一项著名例证见于《理想国》第六、七两章，并由于它从一开始即将合法化问题同社会政治权威相连，这例证更显得重要。如人皆知，书中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是以一种叙事形式出现的——即采用穴居时代的寓言形式，追述古人是怎样又为何渴望着叙事，同时又忽略了知识的辨认。因此，知识本来是建立在它牺牲自我的叙事基础之上。
更有甚者，这种合法化努力或柏拉图对话正是凭借它自身的形式推动叙事发展：每篇对话都套用一种科学研讨的叙事方式。辩论的记载文中表白多于报告，陈述多于叙述这一特征在此无关宗旨，因而文体更近似于悲剧而不大像史诗。事实说明，开创科学先河的柏拉图式话语自身就不科学，这恰恰反映在它力图证明科学合法这一焦点上。科学知识不可能知道或让人知道它是真理性知识，除非它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即叙事知识，但从科学知识的眼光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算知识。不向叙事知识求援，科学便处于一种假定自己合法的位置，并屈从于它所谴责的毛病：易招非议，依赖偏见。然而，若把叙事当做自己的权威，科学岂不也会落入同样的圈套？
这里不能细致说明叙事在科学中通过后者的合法化话语再度复兴的经过，这一复兴过程包括但又不局限于那些宏伟的古代、中世纪和经典哲学。一场无尽的折磨。即使是笛卡尔这样信念坚定的哲学家，也只能通过瓦莱里所谓的心灵说来证明科学的合法，或在别处以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形式进行这一论证——他那本《方法谈》作用大致如此。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众多哲人里最具现代意识的一个，他区分了推理（aaphysics），即将科学陈述必须遵循的规则同它们在有关存在的话语中寻求合法性的努力分离开来。他更为现代的建议是将科学知识（包括它假装要表现指谓的存在含义这一点）仅仅看做是争论和证据——或者说是辩证法的构成。
伴随现代科学发展，合法化问题中出现了两个新特征。首先，科学超越了对第一证据或先验权威的思辨追求，将它简化为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你如何证明你的证据？”或者更笼统些：“由谁来决定真理的条件？”人们已承认真理的条件或科学游戏的规则是游戏内部所固有的，它们只能在具有明了科学性质的有限辩论范围内加以确立，而且除去专家们自己就此达成的共识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些规则的合法有效。
以一类专究真理条件的话语来限定一类话语的条件这种现代癖性，是与第二个特征一道出现的。这就是叙事（通俗）文化重获尊严，它已表现在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各种启蒙思想支系之中，譬如“狂飙突进运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法国历史学派。叙事不再是合法化过程中偶然的失误。在知识困境中转向求助于叙事的明显趋势，是与资产阶级要求从传统权威下争取解放的潮流同时发生的。叙事知识在西方发起一场暴动，以便解决新权威的合法化问题。在此叙事复杂化形势下，合法性命题便自然而然地征求一位英雄的名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反应：谁有权力来决定社会问题？谁是规定准则并强制遵守的主体？
这种追究社会政治合法性的方式与新的科学态度紧密相联：英雄的名字是人民，而合法性标志即人民的赞同，他们制定准则的模式则是评议。进步的概念是这一认识的必要延伸。它仅仅表现设想中知识不断积累的运动——不过这一运动至此已扩展到社会政治新主题。人民争辩何为正义与非正义，一如科学共同体讨论真理与谬误；他们积累民政法律的进程伴随着科学家对科学法则的搜集；如同科学家发展新的“范式”以便鉴于新知去改造研究规则，人民也不断完善自己求得意见统一的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