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分析哲学家基本不推崇“学术明星制”：无论是多有名的专家，向哲学刊物投稿时都必须接受双盲审稿，并遭受被退稿的风险。相对年轻的学者在论文上批驳著名哲学家观点的事例，亦多得不胜枚举，颇具“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之古风。
第七，分析哲学家的主要表达方式是学术论文，而不是学术著作（在英语国家，一位学者是否在一流哲学刊物上积累了足够数量的论文发表记录，乃是得到升迁机会的关键性指标）。英语世界一流学术出版机构（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对于哲学著作的出版申请的审查，在相当程度上也会顾及相关的前期成果是否已经在一流哲学刊物上得到了发表。
第八，英语是分析哲学的通用国际语言（这一点类似于自然科学），因此，其他的欧洲“小语种”都在分析哲学圈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有了上面这番鲜明对比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何我们必须在上、下两卷中分别处理当代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毋宁说，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文化和哲学论述方式，它们之间的分野乃是现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宏观特征之一。若要忠实地再现这种“分野”，我们也必须在上、下卷的选编内容上有相应的体现。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上、下两卷内容的选编原则。
先来看上卷。
经过反复的考量和斟酌，上卷共选择了18位哲学家的20篇文章。这些文章或是著作中的一部分，或是纲要性的文本，或是对话性的采访记录，或是单篇论文。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展示出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家们的思想轨迹。对这些篇目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下述原则：
其一，原创性。这是我们选择这些篇目的根本原则。比如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显示出了他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深厚的批判力。在海氏看来，人道主义是以传统的形而上学作为思想基础的，而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是把“存在者”误认作“存在”，从而在根本上遮蔽了追问存在意义的道路。海氏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异化的理论触及历史的维度，因而其思想意义要比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远为深刻。又如拉康的“‘我’之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一文，展示出了拉康心理学中最富原创性的“镜像”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婴儿在6—18个月中会出现心理发展上的镜像阶段，即把镜像中出现的自我作为理想化的自我加以认同，这个阶段对婴儿乃至成人心理的后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正是拉康推进弗洛伊德深度心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再如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一文，把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推广到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赋予资本概念以全新的内涵，从而为当代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其二，影响性。这也是我们选择哲学篇目的重要依据。比如，海德格尔的“走向语言之途”一文开启了当代欧陆哲学研究语言问题的一个重要思想路向，其影响力之巨大，无文能出其右。又如，卡西尔的“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是他的名著《人论》中的一章，他把文化理解并阐释为人性展开的圆周，对当代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再如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而这一理论对历史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影响一直经久不衰。
其三，承上启下性。当代哲学经典（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典）与现代哲学经典（即20世纪前半叶的经典）之间既存在着差异性，又存在着连贯性。如果说对差异性的考量主要是通过对于当代哲学经典的原创性的注重而体现出来的话，那么，对于连贯性的考察则主要通过对思想发展的承上启下性的注重而体现出来。具体而言，上卷之所以收录了胡塞尔的两个文本，乃是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尤其是他晚年的“生活世界”概念，为当代哲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动力和资源，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文则是今天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滥觞之作。
在上卷的内容排列次序方面，我们努力按照“思想相关性”的原则，将前后具有彼此关联的思想家邻近排列。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启了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的哲学，而列维纳斯的哲学又导源于对于海德格尔的反思，因此，这四位哲学家就被安排到了一起。考虑到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思想启发了伽达默尔和利科，因此，此二公的文选就紧跟其后。当然，因为思想史诠释可能的多样性，我们对于这些思想家出场次序的排列未必是合理的，而且肯定不是唯一的，这一点希望读者留意。
再来看下卷对于英美分析哲学内容的选编原则。
若用最简洁的话来概括英美分析哲学发展在20世纪的大趋势，恐怕可用两个“转向”来加以描述。第一个转向就是“语言转向”（theLinguisti），其大致意思是：传统的哲学研究，慢慢转变为对于表达传统哲学问题的语言研究，由此，哲学批判也就变成了哲学语言批判。所谓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oflanguage），就是这一转向后得到全面繁荣的哲学分支——而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还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并提。第二个转向则是“认知转向”（theitiveTurn），也就是说，很多哲学家渐渐意识到，对于语言哲学的研究还是肤浅的，因为很多语言现象背后其实是心智活动在起作用，是认知架构的信息加工活动在起作用。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析哲学的研究重点便从语言哲学慢慢转变为心灵哲学（philosophyofmind），或是心理学哲学（philosophyofpsychology），以及作为其最新衍生物的认知科学哲学（philosophyofitivesce）和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telligence）。之所以大家有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一是因为语言哲学的研究从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之后，日趋琐碎和断片化，似乎已经陷入了某种瓶颈，而认知转向则似乎让研究者们看到了某种另辟蹊径的新希望。另一方面，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使得一些和思维本性相关的传统哲学问题被激活，而这些新兴学科自身的新话语方式也为哲学思维提供了新的话语框架。这自然就使得方法论略显老旧的语言哲学研究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认知转向并非分析哲学界所发生的唯一大事。传统的知识论研究、形而上学研究、伦理学研究也都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重新崛起，目前这些分支在西方也有着数量众多的研究者，相关出版物亦非常丰富。下卷之所以没有涵盖这些内容，其一自然是受限于篇幅限制，其二则是基于如下考虑：对于分析哲学的初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阅读一些经典文献来对分析哲学的大致样貌有所把握，而不必贪多求快。在选编者看来，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文献兼顾专业性、通用性和趣味性，因此，更适合被用作入门性文本。
另外，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语言哲学家的作品没有被收入下卷。比如，我们没有选到分析哲学的奠基者弗雷格（Ge），没有选到大名鼎鼎的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尽管选入了其晚期哲学论著《哲学研究》片段），也没有提到普特南（HilaryPutnam）和戴维森（DonaldDavidson）。这到底又是为何呢？
做出这种取舍，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或文本不重要，而是基于一些技术上的或是教学法方面的考虑。从原则上看，本书所选编的哲学文本一般都取自于20世纪后半叶，因此，本书选入罗素发表于1919年的“摹状词”已属“擦边球”行为，遑论更早时候发表的弗雷格的著作。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无法选入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之所以不选普特南和戴维森，则是因为选编者更愿意将有限的篇幅留给达米特、克里普克和刘易斯。具体而言，达米特对于意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初具“认知转向”的意蕴，而且按照选编者自己的“学术私心”，他对于戴维森所代表的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批评，似乎代表了一条更有希望的学术进路。之所以选入克里普克和刘易斯，则是希望读者多了解一些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相关讨论，因为这一讨论目前已经成为了理解当代西方分析哲学诸多论证的重要背景。
和上卷一样，在下卷的每篇选文之前，都附有一篇或长或短的导读。选编者尽量在导读中压缩对于作者生平的介绍，因为过多的名人八卦陈列，对于理解其哲学思想并无太大帮助。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分析哲学重视论证的学术风格，在为收入下卷的一些文本编写导读性文字的时候，选编者还写下了自己对于选文中论点的批驳意见，以便促进读者对于选本内容的更深入思考。
上卷的选编工作由俞吾金负责，下卷的选编工作由徐英瑾负责，另外徐英瑾也参与了上卷的选文导读撰写工作。
俞吾金徐英瑾
2013年9月
[1]说得更具体一点，不仅在今天的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哲学界，分析哲学乃是主流的哲学流派，而且，甚至欧洲大陆的哲学界，目前也有着明显的“分析化”倾向（譬如，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的分析哲学研究都处于主流地位；在德国分析哲学的力量大约占半壁江山；在意大利，分析哲学在该国中北部大学有一定势力；苏东巨变后，分析哲学在立陶宛、克罗地亚等新兴小国得到复兴——甚至在苏东巨变之前，分析哲学在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唯独在法国和俄罗斯联邦，分析哲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学界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