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但）这种颠倒，到机器被采用时，才取得技术上一目了然的现实性。[26]
我们已经详细说明了生产的物质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区别，以及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才具有的两个方面的区别。这一区别不应该被认为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它常被合理地称为“自然经济”。尽管资本主义加剧了自然和社会的分化，但在较早的社会形态中也不是没有这种分化。“什一税”这个词用在农奴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上，不是作为自然的使用价值，而是根据它的社会特征。在前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产品的形式是由对它产生要求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没有一种单一的形式，如交换价值，是全部商品具有的，并把它们系统地联系起来。在前资本主义生产中，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不会是相同的，但区别一定适用于它，而且它的确有这种区别。
三、使用价值和政治经济学
经济科学研究经济事实和规律，它阐明社会形态。因此，使用价值，因为它独立于一定的经济形态，处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之外。使用价值的消费“纯属于物理的兴趣”，它表明的关系正像个人的自然性质与他个人需要的物品之间的关系一样。
陈述中所说的需要是社会产生的。例如，说到一个人对除臭剂的需要，它只产生于社会对某种标准气味的承诺。这种需要（部分地）是起源于社会，但它需要一定种类物质的**。我们可以不考虑社会的起因，把它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描述其结果。社会不断地改变人性，需要除臭剂可以成为人性的一部分。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实体和资本的形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内容，或实体，或形体，而是交换价值和资本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差别很大的时代的生产”在“物质方面”可以是“相同的”，并且它“是处于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只要记住那个戒条，那些通常的概念是用于描述使用价值的。
尽管考察使用价值“本身”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但是当它们对经济学的事实有影响的时候，物质方面是受到关注的。因此，虽然马克思说商品的实体可以被经济学家忽略，因为它只在消费中是重要的，而且“是处于经济关系之外的”，但是他是在说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时阐述这一点的，劳动力的消费“加入经济的过程”。劳动力的躯体的生产能力限制了剩余价值率，一个经济学上的数值，因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依赖于工人再生产自身的快慢。显然，基于经济上对利润的追求，会促进物质的生产能力。经济上的强制有助于确定生产什么使用价值：有计划地放弃的经济鼓励政策具有物质的结果。马克思灵活地交替使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使用价值比它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家关注使用价值，同从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排除它是一致的。经济学家要从他没有思想主权的非经济事实中分辨出经济的意义来。这好比一位建筑师，他必须利用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关于建筑材料的发现，或者造型艺术史学家，他必须懂得颜料、大理石等的性质。大理石是雕塑的内容，是雕塑家使用的材料。
马克思常常批评李嘉图宣布了一个排除使用价值的计划，却没有也不能实现它。但有一次，他指责李嘉图无缘无故地引入了物质的考虑。这个指责是不公正的，并且无论是在细节上还是在原则上都与马克思自己的观点不一致。
李嘉图解释他那个时期的利润率下降的事实。他联系假设的逐渐减弱的土地的最低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说明了利润率的持续下降。他的计算没有考虑生产能力的发展。马克思后来写道，可以认为有机化学的发展已经反驳了他。现在很清楚，有机化学是与问题有关的。可是马克思批评李嘉图，不仅因为他对物理上可能的事情持不正当的悲观主义，而且因为在利润率的讨论中引入了一个物理的前提。他指责李嘉图“从经济学躲入了有机化学”。
只有当经济过程的解释一定要根据从基础的物理过程抽象出来的原则时，这个批评才能成立。然而马克思本人知道经济与不同的土地生产力的关系，并在讨论地租时十分注意它。至于李嘉图之躲入有机化学，马克思本人也说到“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27]
总之，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和经济学的更周详的一般论述，排除了反对在经济论证中引入物质考虑的原则：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在每一分析中论证，使用价值这个预设的实体，在多大程度上处于经济及其范畴之外和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它们之中。
四、这一区分的革命意义
社会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区分不仅在理论上是丰富的，而且有助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于把焦点集中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的物质过程，可以对资本自诩是创造物质财富不可替代的手段产生怀疑。内容和形式的混淆支持反动的假象，即物质的生产和物质的增长只有通过资本家的投资才能实现。在为资本家的作用辩护时，有人会说，有些人必须提供资金，有些人必须做工。这样，生产的物质需要便与满足它们的特殊的社会形态混淆了，因而它成了反对批判的证据。在“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这种情况反过来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体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28]批判要求区分资本的积累和它的物质基础，如果我们“把经济形式放在一边”，“只把这种转化看作新生产资料的单纯形成”[29]便显露出来。
马克思指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无意或有意地把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其基本内容糅合起来。作为有用的物质对象，生产力是使用价值，因此这样考虑生产力“不属于社会范围”。这一真理被“三位一体公式”所玷污，它把“资本、土地、劳动”作为生产的三要素。因为“土地”和“劳动”标志物质因素，它“不对社会形态作什么”，“资本”是社会的表现，标志生产资料在一个历史阶段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形式。
与三位一体公式相对立，马克思把“实际（即物质的）劳动过程”和“生产的社会过程”进行比较，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分不开的。经济学家的错误不是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能的经济形态，他当然知道还有过其他的经济形态；而是他没能区分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容和形式，它包藏着一个他不能公开得出的结论，即形式像内容那样是永恒的，由于生产总是需要生产资料，因此它也总是需要资本。他的错误也不是由于对生产作了历史的非具体的论述。马克思本人这样做了，它是合理的。然而经济学家把关于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的概念引入那种论述，比如当他把“资本”作为生产资料的同义词来使用的时候。
在各种更庸俗的资产阶级辩护中，资本家不仅必须提供资本，而且管理企业。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管理的功能可以是被委派的。如果某人被需要去管理企业，那它不是委派者，而是被委派者。一个进一步的观点是，在经理的任务中，人们可区分什么是应归于内容的和什么是应归于形式的。组织生产属于第一个；管辖工人，使他们努力工作，属于第二个。在后者上的支出是生产的虚费（fauxfrais），这种费用的产生不是由于物质的强制而是由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人们也可以区分真的和假的货物流通费用，第一个是作为物质货物的流通费用，诸如运输费用，第二个是作为商品的流通费用，如银行会计的费用和商人所得的报酬。
社会管理不能改变物质的必需品，但是社会管理却可以被改变。当它们与它们所管理的必需品相混淆的时候，它们也显得具有后者的不变性。诡辩家对自然和习惯的区分是一切社会批判的基础，马克思的区分是它的一个发展。它需要维护，因为在隐藏它当中总有一种利益。
自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以来，那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作生产的自然规律的谬论就宣告破产了，并且开辟了新社会的远景，开辟了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远景，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构成向这个形态的过渡。[30]
当代关于未来自然资源的供给问题，有其物质方面和经济方面。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把困难归结为它的物质方面，而不能忍受讨厌的现实的左派把它完全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问题的这两方面都需要注意。能源的供给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甚至共产主义也会面临的物质的事实。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加剧了这个问题。它在单纯追逐利润中滥用短缺的资源。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基本上运用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区分。在任何时候，都存在“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31]当在各种社会形态中被创造出来的物质总和超过了容纳它的社会的时候，革命就要到来。内容突破了形式：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32]
五、马克思与密尔的比较
约翰·密尔（JohnMill）区分生产和分配，认为生产的性质是不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而分配则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批判了他，主张生产具有社会的也具有物质的性质，并且指责密尔把它们对立起来是保守主义。我们将表明密尔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区分类似于马克思关于经济的次社会和社会方面的区分。马克思和密尔使用不同的术语，但这并不说明马克思的抨击是正当的。
马克思引证密尔的论点是，关于生产的事实是“物质的”，而分配则反映人的制度。马克思反对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谁占有什么生产力决定谁得到什么产品。然而密尔说的“生产条件”显然仅指马克思也看作是物质的技术事项。密尔的分配概念包含生产力所有制模式，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不受限制的。马克思不会写出下面的句子，但密尔的意思与马克思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
分配规律与生产规律不同，它部分地是人的制度：因为任何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依靠于流行的状况或惯例。[33]
但是，或许密尔在试图对生产进行物质的描述时，暗中使用了社会的术语？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在密尔那里，生产的出现是由独立于历史的外部自然规律支配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关系在理论上被暗中冒充为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
我们在马克思说到的密尔著作的这一节中，找不到这一指控的根据，事实上，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密尔用“资本”指生产本身的物质必需品，而马克思没有这样用，这是真的。但是他明白“资本的需要不一定由一个叫做资本家的人来提供。”[34]这在马克思的术语中会是矛盾的，那里“资本的”带有社会意义。他的意思是说密尔随便地使用它，一会儿在社会意义上使用它，一会儿又在物质意义上使用它；然而这完全不对。（如果“资本的”一词的宽泛使用带有马克思所痛惜的恶劣的含糊性的话，那么密尔有权把它限定在物质方面，与马克思给它以纯粹社会意义是同样的。上面的引文表明密尔在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没有意识形态的目的。）
在批判了密尔以后，马克思继续揭露有些人，其中包括密尔提出的这样一个推理的谬误，即从支配物体的物质意义上的财产的永恒必然性，推出资本主义财产的永恒必然性。可是密尔本人预示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消失。关于“劳动的阶级”，他说，他们将不会
永远地满足于把雇佣劳动的条件作为他们最终的状况。听命于和为他人的利润而工作，在工作中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劳动的价格要由敌对的竞争来调整，一方尽量多要，而另一方尽量少给——即使在工资高的时候，也不是受过智力教育的人类的完美状态，他们不再自认为自己天生比他们服务的那些人差。[35]
密尔不但不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混淆物质的与社会的性质的目标，而且他自己也提出了相同的警告。人们必须把生产的物质条件同它的同时代的市场体制区别开来。因为
生产的条件和规律将像它们那样是一样的，如果社会的管理不依赖于交换，或不允许交换的话。
他又说，混淆依赖那些管理的东西和不依赖于它们的东西，会导致两个错误，第一个是马克思所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