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能够摆脱作为一种象征的心理学界定；
——它能够摆脱作为一种工具的功能性界定；
——它能够摆脱作为一种产品的商业性界定。
作为一种消费物，它最终被解放为一种符号，从而落入到时尚模式的逻辑，亦即差异性逻辑的掌控之中。
5。符号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
在没有交换之前，在交换还没有被大写的社会法则（LOISOCIALE）所规定之前，并不存在消费物。而这些大写的社会法则不仅需要一些独特物质介质的更新，同时还拥有以某种地位、身份的标准，以某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为中介，指明个体的地位、身份的责任。这里的标准恰当说来应该是社会秩序，因为对这种差异的符号等级制度的接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对于符号的规范、符号的价值以及符号的社会强制性等的内化，都构成了一个基础的、决定性的社会控制形式——就这一点而言，更甚于对意识形态规范的接受。
由此可见，现在所产生的并不是物的问题，更为紧迫的是对一种社会逻辑的理论研究的需要，一种对这一逻辑运作的符码的发现（符号体系及其特有的物质介质）。
6。一般名称、特殊名称以及标识名称
在此，让我们依据贯穿于物之中的特殊的以及（理论上）排他的逻辑来重新思考物所处的各种不同地位：
（1）在某种意义上，冰箱由于它的功能和不可替代性而被特殊化了。物与它的功能之间存在着一个必要的关联。符号的任意性的本质并不包含其中。但所有的冰箱在这一功能上（它们客观的“意义”）都是可交换的。
（2）相反，如果冰箱作为一种舒适的或者炫耀的要素而存在的话，那么从原则上说，任何其他的要素都能够替代它。物趋向于变成一种地位的符号，每种社会地位都将被交换符号的整体所规定。将物与主体以及与世界的关系纳入其中并无必要。只存在一种体系性的关系适用于所有其他的符号。这种抽象的结合存在于符码的要素之中。
（3）在它们与主体的象征性关系之中（或者在相互交换之中），所有的物都具有潜在的可交换性。任何物都可能成为小女孩的玩具。然而一旦选定了，那么就只能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了。象征性的介质可以是相对任意的，但主体—物的关系是受束缚的。象征性话语是一种约定俗成。
——物的功能性运用发生在物及其技术结构与对物的操持的关系之中。它们属于一般名称：例如，冰箱。
——象征—物（l'objet-symbole）的运用发生于其具体的显现之中，在与对它自身的“特殊”名称的对应中存在，拥有感和热情都被倾注到了物之中（在主体的形而上学的名义上），物被打上了人的烙印。
——“消费”物的运用则发生于它的标识名称（marque）之中，这一名称不是某种特殊的名称，而是一种类似于教名（baprême）的名称。[5]
二、消费：作为一种交换和差异的结构
1。物与需要的观念的无效性
在此，我们会发现物只有在一些逻辑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尽管这一逻辑语境常常是矛盾的，总是与物的层面相互纠缠。这些不同的意义依赖于在每一种逻辑框架中可能存在的可替代的对象和可替代的模式。当物（在此，物还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依据各种规则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些规则包括：在功能和经济领域内的等价规则；在符号领域中的差异性规则；在象征领域中的不定性规则），当意识与无意识都表现在话语之中的时候（表征的全部话语、意义的同等话语、主体的内部话语与关系的社会话语，甚至在物之中存在的潜在的主体与其自身以及其他人分裂的象征性话语[6]），那么在物自身之中的任何分类、界定和分层将可能具有怎样的内涵？当需要多少被归划到一种可能的物的分类和分层中之后，究竟什么是所有需要理论的可能基础呢？这种经验层面的形式化并不存在什么意义。这一情境就如同博尔赫斯（Bes）对动物学的分类一样：“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的；（2）有芬芳香味的；（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等等。”[7]所有物和需要的分类较之传统分类既不更具逻辑性，也不逊色于以上这种分类的超现实性。
2。需要和超自然的神性
对命名为“物”的概念实体的还原，同样也就是对命名为“需要”的概念实体的一种解构。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发掘出主体的实体。主体、物、需要：这三个概念的神话学（mythologique）结构是完全相同的，三者都在天真的现实性中、在原初的心理学描述中得到了阐发。
对于需要的看法是一种神奇的遐想。主体和客体被视为两个自发的并且是相互分裂的实体，具有镜像般的（specular[8]）和独具特色的神话，而这对于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成为必需。这种遐想当然还需“需要”这一概念。正是需要——其他的概念都相同——具有一种神性，这一点在莫斯的《礼物》中有所体现。交换被视为在分裂的双方之中存在的一种活动，每一方都先于交换而独立存在，由此必须在双重的责任中建立一种交换自身的存在：一个是给予，一个是归还。由此，有必要设想一种物的内在力量（正如莫斯以及原始人已经做的那样）——“hau”[9]。这种力量盘旋在物的接受者这里，并同时要求接受者将其归还。交换双方不可克服的对立由此被还原为一种同义反复的、人为的、富有魔力的、补偿性的对立。同样，在列维—施特劳斯的批判中，他通过研究经济学，将交换直接设定为一种结构。由此，在心理学家、经济学家那里，他们区分了主体与客体，但二者的融合却除了在需要的魔力之下，几乎不可能完成。但这一概念只能在主体面向客体，或者客体面向主体的适当的、功能性的意义上来阐发主体—客体的关系：这是功能主义的唯名论（nominalismfunalist），它所强化的是整个心理学的意识形态：需要是一种恰当的、公平的、调节功能的概念。
实际上，这一过程是在用客体来定义主体，用主体来言说客体。这是由需要的概念而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同义反复。形而上学自身并没有完成什么。在西方思想中，形而上学和经济科学（更不用说传统心理学）彰显了一种深层的聚合力，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通过同义反复的力量设定了主体，并将其与世界联系起来。超自然的神性（Mana），必要的力量、直觉、需要、选择、倾向、有用性、刺激：这些都是同样富有神性的联结力量，即在“A=A”中的“=”。形而上学以及经济学之间的对抗处于相同的困境之中，处于相同的迷阵（aporias）之中，处于相同的矛盾与功能障碍之中，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由被设定为自发的主体与其镜像的反映，即处于自发性之中的客体所构造的一个无限循环之中。
3。同义反复的力量
显然，同义反复并非是无辜的，同样那些暗含了整个需要神话的目的论也并非是无辜的。这样一个同义反复总是某种权力体系（systèmedepouvoir）被理性化后构成的意识形态：具有麻醉特征的麻醉药，“A是A”的重复，如同博尔赫斯的动物分类：“包括在目前分类中”，或者如同那种富有神学色彩的声称：“当一个既定的主体购买如此这般的物，这样的行为就是他独特的选择和喜好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在同一性逻辑原则之下，存在着的是对空洞的内容所做出的华丽的比喻，是同义反复的体系所具有的力量，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有目的的再生产，更确切地说，是在需要的语境下，生产秩序的有目的的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科学绕过了需要的概念，因为它们总是在需要的数量的层面来进行它的演算，而需要的观念却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撑。
生产的合法化的立论基础是这个将尚未证明的前提作为理论运演的依据。例如，人们发现，一个先在的、神奇的事实：他们需要已经生产出来并在市场上供应的东西（由此，为了说明人们能够体验到这一点，需要必须被假定为已经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了），因此，这种强制的理性化只是对生产秩序的内在目的性的一种掩盖。每个体系如果试图以自身为目的，那么就必须要去除它自己真实的目的论问题。通过将需要和满足进行以上合法性的华丽包装，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目的论问题就被压抑了。
人们可能反对将需要视为一种强制的理性化，因为需要的话语似乎是主体解释自身与物以及与世界关系的一种自发形式。但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当人们试图重新运用这一话语来分析当代社会的时候，一种天真的人类学的虚假建构被再生产出来：它将交换和意指的过程自然化了。由此，社会的逻辑似乎不能约束需要本身。确实，所有富有魔力的遐想都从经验的实践和理论的误解之中获得一种有效的方法。由此，对于需要的思考始终与对于超自然的神性（Mana）的思考传统相连。它是一种虚构的想法，是在经济的“理性化”的镜子中所显现的一种镜像。
4。交叉学科——新人类学，或者心理—社会经济学
由此，有必要重建整个社会逻辑。就此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在经济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建立非正当的结合更富有意义了。那些德高望重的思想家们毕其一生地努力试图将这两个相去甚远的学科融合为一（以人类以及他们的父辈的名义）。他们试图削减所有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学科来说无法认可的东西，它们或者存在于其他学科之中，或者存在于那些逃离了整个学科范围的某种知识之中。特别是经济学，它只能延迟这些非正当性显露的可能，因为它以计算、以无意识的心理学逻辑或者以相当于无意识逻辑的社会逻辑为基础。一方面是不定性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差异性逻辑。它们与平等的逻辑不相容（而这一逻辑对于经济学来说则是神圣的）。为了驱除这些破坏性的影响，“经济科学”将自身与单纯和无害的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形式结合起来，而后者作为一些传统的规范，从一开始就是一些跨学科的研究。从这一视角来看，人们从来没有想过引入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维度，而只是想给个人实体添加一种衡量标准（“理性的”经济的变数），或者补充一种个体的“非理性”心理学（动机研究、深度心理学的研究），或者增加一些人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学（个人对于名誉和地位的需要），或者仅仅是提供一种社会—文化视角。概括说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此举出一些例子：雄巴尔·德·洛夫（bartdeLauwe）揭示了一些较低层次的人对肉类产品的非正常消费：不是太少，就是太多。如果这种消费处于中间水平，那么这种人则处于经济的理性之中。这里没有问题了。然而，心理的因素加入了其中：对名誉的需要，奢侈性消费，或者过度消费等等。由此，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因素被界定为“经济性的病理学”因素！另外一个社会分析学家肯塔那（Katona），发现了“可任意支配的收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他发现超越购买力，“存在着某种购买的倾向，它将反映消费者的动机、偏好和期望。”[10]这些都是对心理—经济学并不太贴切的阐明。
或者，我们时常会发现（这一点也几乎不能被忽视了）个人从来不是孤单的，他总是被他与他人的关系所规定着。因此，鲁宾逊的故事在微观社会学的视野中将遭到摒弃。美国的社会学就已经多少认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对于默顿（Merton）来说，在他关于边缘群体的理论中，也总是研究一些实际上被经验地给定了的、并具有一些现实期望的群体，将其视为社会动力的源泉。
心理主义的分析伴随着文化主义的分析，以及另外一个温和的、不愿冒险的社会学的分析：需要是每一个社会的特殊历史的功能与文化！这些自由的分析已经十分充分了，远远超过了它本来可能有的内涵。人被赋予了需要以及一种需要的满足的自然偏好，这些东西都没有受到质疑。它们只是被简单地归入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维度（通常被预先界定下来，并且通过其他方式），即通过暗示、入侵、相互作用、同化或者渗透等方式，它被再次置入一种社会历史或者文化之中，并被视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第二自然。所有这些最终都具有了一种“人性根基”，成为了一种拥有既定结构的文化类型，尽管它们只不过是不同特征的总和而已。在此，又出现了一个同义反复，即“模范”（modèle），模范本身就是包含了它试图解释的不同特征的混合物。
同义反复在所有的地方都发挥着作用。由此，按照“消费模式”的理论，在确定消费水平的问题上，社会地位与品位是同等重要的（在法国，糖对于家长们来说，并不是吃的，而是用作教育的工具）。“当一个人熟悉了产品所具有的社会学内涵，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借助于与这些规范相对应的产品来勾画出一幅社会图景。边缘群体和主流群体都能够在消费行为的意义上被理解。”或者，在拉查斯斐尔德（Lazarsfeld）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对“角色”（róle）这一概念的理解：一个好主妇，应该是自己洗衣服，用缝纫机做衣服，不使用速溶咖啡。“角色”在主体与社会规范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如同需要在物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同样地同义反复，同样地被赋予神秘色彩。
最终，你可以发现购买一辆汽车将被归结为以下这些可能性的动机：留下纪念的、技术的、实用的、心理象征性的（过度补偿、富有攻击性的），社会学的（群体的规范、对名誉的渴求、从众或者标新立异）。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动机都有其合理性。很难想象，这些动机中的任何一种与之不相符合。然而，它们却常常在形式上相互矛盾：对安全的需要与对冒险的需要相互对立，试图从众的渴望与试图标新立异的想法相互冲突等等。究竟哪个是决定性的呢？究竟该如何将它们纳入一个结构之中？又该如何排列顺序呢？最终，我们的思想者们只好尽其所能地建构了他们同义反复的“辩证法”：他们总是谈论相互作用（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作用、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种动机与另一种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但经济学家们不喜欢这种充满变数的辩证法，他们迅速地后退到他们可进行计算的方法之中去了。
混乱不可避免。这些在不同的抽象层面（需要、社会期望、角色、消费模式、边缘群体，等等）所获得的结果并不是没有意识的，而是偏颇和危险的。心理—社会的经济学如同一头斜视的怪兽，所能看到的非常有限。但它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捍卫了一些东西，它驱除了极端、单向度分析的危险，在那些分析中有意识地将物既不视为群体的物，也不视为个体的物，而是将其看作社会的逻辑本身，以此来作为创造一种分析原则的必需。
我们已经透露了这种逻辑即是差异性逻辑。但现在很显然，将声望、地位以及差别等视为诸多动机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这一点已经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这种社会学的延伸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比传统心理学更多。显然，个体（或者被个体化了的群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总在追求社会地位和名誉，当然，在这一层面上的物也应被纳入到分析中来。但基本的层面则应是无意识的结构，这种无意识的结构组织了差异的社会生产。
5。符号交换的逻辑：差异的生产
每一个群体或个人甚至在基本的生存得到保证之前，就已经体验到了一种压力，要让自己在一个交换和关系的体系之中拥有存在的意义。与商品的生产同时产生的还有意指关系与意义的细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为自己而存在的同时还要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