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06页（脚注），伦敦，1969。
[7]正如可以被观察到的，我们的批评在某些方面与英国的海因兹和赫斯特学派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确实与他们的研究有一些根本的不同，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涉及这些不同。
[8]E。巴利巴尔：Surladislectiquehistorique。（QuelquesremarquescritiquesàproposdeLireleCapital），inqétudesdumatérialisuorique，巴黎，1984。
[9]B。海因兹和P。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伦敦，1975；《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伦敦，1979；A。卡特勒，B。海因兹，P。赫斯特和A。侯赛因：《马克思的资本和今天的资本主义》第2卷，伦敦，1977。
[10]卡特勒等，第1卷，222页。
[11]赫斯特和伍利：《社会关系和人的特征》，134页，伦敦，1982。
[12]M。福柯：《知识考古学》，31—39页，伦敦，1972。
[13]E。本维尼斯特：《普遍语言学中的问题》，47—48页，迈阿密，1971。
[14]在对福柯知识考古学方法限度的深刻研究之中，B。布朗和M。卡曾斯说：“（福柯）没有把现象的分类变成两种存在，话语和非话语的。对于他来说，问题总是在于特殊的话语形式的同一性。在特殊话语形式之外的就落入这一同一性之外。因此其没有加入到存在的一般形式——即非话语——之中。”（“语言学的缺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情形”，《经济与社会》，1980年8月）关于可能的“把现象的分类变成两种存在”即关于可以在总体内建立局部区分的话语无疑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排除话语理解形式方面这个问题，接受非话语实体不仅仅与术语有关，也限制性了话语概念。
[15]M。福柯，53—54页，H。L。德雷福斯和P。拉宾诺，在他们论福柯的书中（《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65—66页，芝加哥，1982），意识到这一段落的潜在的重要性，但是草率地拒绝了作为“非话语”的制度概念。
[17]从现象学出发，梅洛-庞蒂把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计划当成是要克服“自在”和“自为”之间的二元论，而且要确立一个克服被萨特哲学当成是不可克服的对立领域。现象因此被理解为建立了“事物”和“精神”联系的地方，而且知觉被当成了比认识（Cogito）更为主要的基本层面。意义概念的限度内在于每一个现象之中，只要其以生活的不可还原性为基础，必定使我们不会忘记它的这个形式——而且特别是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一些要终结内在于二元论形式中的本质主义的最激进企图。
[18]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3页，牛津，1983。
[19]同上书，5页。
[20]为了反对认为话语原则会使“唯物主义”受到怀疑的某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想建议去游览一下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资本论》，不仅包括论劳动过程那一章中关于蜜蜂和建筑师的著名段落，还包括整个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在那里正是商品生产的规律——资本积累的基础——被描述为严格的社会规律，它通过在根本不同的客体之间建立同等关系强加于社会本身。从第一段开始就陈述了这一点——评论巴尔本的主张——“‘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术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6页，伦敦，1696年）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8页页下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译注）
[21]我们不是用“外部”在提出特别的话语范畴。外部是通过其他话语被构造的。正是这个话语的外部本质提供了每种话语脆弱性的条件，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最终保护它，对抗它的差异系统由于话语连接从外部作用带来的变形和不稳定。
[23]对于这个关于缝合不可能性的概念以及因此每一社会关系最终的内在可理解性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概念，近来大量的著作已经把它们扩充为传统上描述为纯结构逻辑模式的体系，即语言。例如，F。加代和M。佩舍已经指出，就索绪尔来说：“关于使特殊效果的诗脱离整体的语言的理论，索绪尔的著作……使诗渐渐成为语言固有的：索绪尔所建立的不是古代拉丁诗体的功能，甚至也不是诗的功能，而是语言本身的功能”（Lalarouvable，57页，巴黎，1981）。参照F。加代：“Ladoublefaille”，ActesduColloquedeSoguistiquedeRouen，1978；C。诺曼德：L'arbitrairedusigneephénomènededéplat，《辩证法》，巴黎，1972，1—2期；J。C。米尔纳：“L'amourdelalangue”，巴黎，1978。
[24]参照我们在前面关于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的批评中所说的。
[25]参照M。福柯：《事物的秩序》，伦敦，1970。
[26]关于这一点，参照B。布鲁斯特：“《资本论》中的拜物教和阅读《资本论》”（《经济与社会》，1976，第5卷，第3号）与P。赫斯特：“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理论”（《经济与社会》，1976，第5卷，第4号。）
[27]同上书。
[28]含糊性来自使用“人”这个概念同时去指“人类”，而且“人种的男性成员”是我们要说明的话语含糊性的征兆。
[29]E。P。汤普森：《诗的理论》，伦敦，1978。然而，我们立即得出结论：汤普森只是一直在误读阿尔都塞。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假如汤普森通过反对以假定人类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而且反人道主义建立在对人类本质的否定基础上提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分析没有给任何东西留下余地，而不是把它转到意识形态领域就同样是真实的。因为，如果历史具有一系列的生产方式提供的可理解结构，而且假如正是这一结构可以受到“科学”实践的影响，那么这只能伴随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构造的“人道主义”概念——这个没有被理解为错误意识的平面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而且从属于由生产方式的规律所构造的社会再生产机制。走出这两个本质主义——围绕着“人”和“生产方式”构造的——引向死胡同的道路是现象与本体这一区别的瓦解。在此意义上，人道主义话语既不是被先验地赋予特权的，也不从属于其他话语。
[30]《男人女人》，1978，第1期，短评。
[31]参照C。墨菲“性性别体系与妇女从属性的话语构造”，见S。亨尼恩和L。帕尔丹编的《意识形态的再思考：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柏林，1983。从这种观点对女权主义政治历史的介绍可以在萨丽·亚力山大的“妇女，阶级和性差异”（《历史研讨》，1984年春）中找到。关于性政治问题更为一般的论述，见杰弗里·威克斯：《性、政治和社会》，伦敦，1981。
[33]这方面并没有被《男人女人》的编辑完全忽视，因而，P。亚当斯和J。明森说：“存在着某种‘全能’的责任性可以覆盖多数社会关系——人们被普遍控制在‘有责任’、复杂的评价之中（消极的一面是被‘不负责任’控制）。但是不管这个全能的责任性显得多么扩散，它仍然从属于满足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且‘全能’的责任必须被分解成各种不同的情况。”见“女权运动的‘主体’”，《男人女人》，53页，1978，第2期。
[34]L。葛莱蒂：《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新左派评论》，1975年9—10月，第93期，3—29页，以及Tamontodell'ideologia，87—161页。
[35]在下面四个原则中，康德总结了现实对立与矛盾之间不同的特征。“首先，彼此对立的规定必定会在同一主体中找到：实际上，如果我们提出，一个规定在一个事物之中，而另一个规定——无论是哪一种——在另一事物之中，现实的对立并没有随之产生。其次，在现实的对立中，对立的规定之一不可能总是另一个相矛盾的反面，因为在那种情形中，差别会具有逻辑性质，而且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再次，一个规定不可能总否定由另一个提出的不同东西，因为在后者中可能没有任何对立。最后，假如它们是对立的，它们没有一个会是否定的，就像在后者的情形中，没有一个会提出被另一个否定的事情。正因此，每一个现实的对立中两个断言必须都是肯定的，但是在此方式内，在它们合并到同样主体之中，结果是相互否定对方的。因此，在被认为每一个是另一个的否定的那些事物中，当它们被综合在同样的主体之中时，结果是零。”Ⅰ。康德：Ⅱcettodellequaive，见Scrittiprecritici，268—269页，巴里，1953。
[36]汉斯·凯尔森在与马克斯·阿德勒的争论中清楚地认识到，在表现社会世界的对抗特征时，应该走出在现实对立与矛盾之间进行唯一的选择。参照R。拉奇纳罗对凯尔森立场的总结：eildibattitosudemocraziaeparlamentarismonegliaa；对凯尔森的介绍，见SocialismoStato，Unaricercasullateoriapoliticadelmarxiam，巴里，1978，cxxii-cxxv页。
[37]R。埃奇利：《辩证法：葛莱蒂的矛盾》，《批评》，1977（7）。
[38]J。埃尔瑟：《逻辑和社会：矛盾与可能世界》，奇切斯特，1978。
[39]“什么是辩证法？”见《猜想与反驳》，312—335页，伦敦，1969。
[40]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不同于本书作者之一的早期著作中表达的观点，在那里，对抗概念被等同于矛盾（E。拉克劳：“民粹派的破裂和话语”，《电视教育》，1980年春），在重新思考我们的早期观点方面，埃米利奥·德·艾波拉在大量对话中进行的批评性评论，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42]关于语言结构中隐喻和换喻的两轴，请参见张祖建译的雅各布逊“隐喻和换喻的两极”，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4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译注
[43]关于当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研究国家相对自主问题的各种方式，见B。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纽约和伦敦，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