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理论：从乌托邦的理想到辩证的希望[1]
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至都不值得一瞥。
（奥斯卡·王尔德）
一、巴尔的摩的故事
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巴尔的摩度过的，我视之为故乡，并对它和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浓厚的情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城市却是一团糟。不是那种迷惑人的、引发人探究兴趣的糟糕，而是一种可怕的糟糕。而且现在比我1969年初识它时似乎更加糟糕。或者它可能与过去一样糟糕（见表8。1），只是那时候许多人相信他们对此能够有所作为，现在这些问题似乎难以处理了。
繁琐的混乱局面使人不知所措，不过，有一些特点还是值得指出来。在这个城市的30万个单元的住宅区内大约有4万个空置的、一般来说也是废弃的房子（1970年有7000个）。而无家可归者（尽管有那么多空房子）、失业者，甚至更为重要的，那些有工作的穷人（他们没有福利，靠着每星期不到200美元的工资努力生活着）却到处可见。施舍处（马里兰州1980年有60处，现在有900处）的队伍越排越长（根据一些非官方调查，这些人中的30%是有工作的），许多市区教堂的慈善工作已难以维系。生活水平和机会的不平等快速地增长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巴尔的摩有全国最好的学校，但它们是私立的）对大多数居住在那里的孩子是不开放的。公立学校的质量又非常低劣（根据最新的测试，在阅读技巧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年半）。
表8。1过去与现在：巴尔的摩内城区邻里
以上数据根据巴尔的摩城市复兴和住宅机构在1966年委托所做的调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在1988年4月再次调查而汇编。它们都集中在被马丁·路德·金暗杀之后的暴动所严重影响的邻里。在这起事件20周年纪念时，这些调查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1988年4月4日）。
除了中等学历比率、小汽车拥有量和过度拥挤之外，这些数据极可靠地说明了一些情况下邻里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恶化。虽然这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人口的老龄化，但就业机会的缺乏也是明显的。体力劳动就业的灾难性降低及办事员工作就业的上升隐藏了就业机会从男性到女性的根本性改变。这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和居家成年男性数量的降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期间为相似的邻里所汇编的数据证明这些趋势没有任何逆转。
（资料来源：Harvey，1988）
界上最好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掩盖了长期的贫穷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不幸，那些机构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不可企及的（除非他们为了低于基本工资的薪水而拥有清扫艾滋病病区的特权或具有医疗保险或公共医疗机构身份或患有罕见的疾病能引起精英医疗研究人员的极大兴趣）。在这些国际知名的医院设施的近郊地区，平均寿命是本国最低的，与世界上很多较贫穷的国家相比也是最低的（男人63岁，女人73。2岁）。梅毒的传播率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城市中最高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而且还有过呼吸道疾病的爆发（根据为环境保护署所搜集的数据，在1986年至1996年期间城市中所有类型的呼吸道疾病都不止翻了一番，但最令人吃惊的是哮喘发病率的提高，从每10000人中大约8例上升到约170例）。这个城市记录在案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公共卫生成就就是对肺结核感染的戏剧性控制。这件事的发生依赖于一个公共卫生委员，他曾经在越南的战场上有过军事医疗经验，他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共产党的“赤脚医生”概念应用于巴尔的摩城区，并由此在10年内将这个城市肺结核比率由它在国内并不令人嫉妒的糟糕地位降低到国内平均水平之下。
大量的人（白人和黑人）继续成群结队地（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字，在过去5年中每个月的净比例就是一千多人）离开城市去郊区寻找慰藉、安全和工作（当我刚到这个城市时，其人口接近于100万，现在它的人口降到刚刚超过60万）。郊区、边缘城市和远郊地区（借助于政府对交通的巨大资助和上层收入阶层通过抵押利息税额的减除而进行的住宅建设）以一种极度非生态的趋势蔓延——长途交通班车、夏天严重的臭氧浓度（几乎自然地与螺旋式上升的呼吸道疾病联系起来）以及农用土地的丧失。开发商把破坏稳定一致的郊区风格（当然，由于建筑上借用了意大利式别墅和多利安式圆柱的风格而有所缓解）当作治疗城市文明崩溃和瓦解的万能药，这种崩溃和瓦解首先是在市中心地区，然后，这种致命的打击就传播到内郊。就是在那里，在那个平淡普通的世界中，大多数的都市人口快乐地居住着，就像其他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得如此舒心快乐。这种商业化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如罗伯特·费希曼在1989年所称）住所奇特地混合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那就是当代美国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热诚而又独断的市长威廉·唐纳德·谢菲尔的支持下，这个城市还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试图扭转一些事情，伴随而来的就是公私企业合伙经营的形态，在市中心和内港恢复区投资从而把金融服务机构、旅游业和所谓的接待功能（so-calledhospitalityfun）吸引到城市中心来。这个程序运转起来花了不少公款。合伙企业一旦拥有了这些宾馆（海厄特只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投资了50万美元就获得了一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酒店），它就需要建造会议中心来填充这些宾馆，并取得一部分现在估算起来价值一年830亿美元的会议产业。为了保持竞争力，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投资1。5亿美元来建造一个更大的会议中心以招揽大型会议。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总部宾馆（headquartershotel）”，那么所有这些投资都将无利可图，而这个“总部宾馆”同样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大概是5000万美元）。而且为了提高城市形象，差不多有5亿美元的资金被用来为运动队（其中一个运动队还是从克里夫兰挖来的）建造体育馆，这些运动队每年付给明星运动员的工资就是好几百万美元，球迷们就是为了观看这些明星运动员才会购买高昂的门票。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国家足球联盟——值得赞助的福利客户——估计在1992到2002年期间将有38亿美元的巨额公款被投入到建造新的国家足球联盟体育馆上）。国家花费了500万美元为足球体育馆建造了一个特制的轻轨车站，这个车站一年还使用不到20天。
然，这种恢复努力也有好的一面。许多人来到内港，甚至发生了种族混合。人们显然很喜欢观察别人。而且，有一种共识在增长，即城市要显得生机勃勃必须24小时营业，大型书店和硬石餐厅要能够提供像贝纳通和香蕉共和国一样多的东西。为了使这种行为可行就需要有大量的社会控制，而且这种控制的迹象无所不在。接近这种行为的愿望使一些年轻的职业人员（没有孩子的那些人）回到市中心。当“绅士化”在标准意义上取代低收入人口时（就如它主要在港口周围发生一样），它至少在物质上恢复了城市中由于不被重视而慢慢侵蚀的部分地区。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一些破旧的公共住宅区已被爆破以便给更高质量的住宅和环境让路。在各个地方，邻里们都紧密地团结起来，发展了一种特殊意义的社区，其目标是更安全的、更放心的居住场所，而不会堕落为疯狂的排他主义。在一些邻里，为使穷困的社区获得新生，许多主要项目已着手进行，使用的是一批公私资源。但所有这些都未能触及巴尔的摩问题的根源。
这些根源之一在于就业机会的迅速变迁。1973—1975年第一次严重的战后萧条期间，制造业加速了它们的向外迁移（主要是向北方和海外），而且从此之后没有停止过（参见表8。2）。比如说，造船业几乎消失，那些留下来的工业已经“缩小规模”。伯利恒钢铁厂在1970年雇佣30000人；在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投资之后——最近一次投资得到了500万美元的国家补助，现在，它只雇佣不到5000的工人，而维持相同的产量。通用汽车公司——另一个值得帮助的福利客户——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收到了一笔巨大的城市发展行动津贴以便使它的装配厂继续开业，现在它威胁着要结束它的卡车装配业务，城市和州代表急于找到一揽子足够有效的援助方案以挽留它们。与先前相比，港口操作的集装箱化和船运自动装载已将码头上的就业机会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服务业工作确已替代了制造业和港口业中所失去的25万个工作机会。在这个城市中，这些工作大多数是低报酬的（几乎没有福利）、暂时的、无工会保障、女性化的。许多家庭的最好期待就是通过两个人在低工资的情况下工作时间长一点来保持家庭收入的稳定。普遍缺少适当的、供应得起的日托对孩子们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虽然有“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努力改善穷苦工人的命运并保护那些正被福利抛弃且被投入到不景气的劳动市场中的数千号人（参见第7章），但贫穷无所不在并且永远存在。到处存在的老工业设备的改造带来了新的谋生资源，它们为邻里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财富和权力的地理悬殊加速形成了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都会世界。近郊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消耗来自市中心的财富，但它们现在也存在着“问题”，虽然许多工作正是在那里被创造出来的。因此，财富发生了转移，不是进一步向排斥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的城市远郊转移，就是把它自己封闭在高墙后，在郊区的“私托邦（privatopias）”和城市的“门控社区”内。富人构成了富人居住区他们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并削弱了公民权、社会归属和相互支持这些概念。在美国，他们中的600万人现在居住在门控社区内，与10年前的100万形成对比（Blakely，1997）。如果社区不是门控的，他们就会在红线范围内很快构筑一个，所以巴尔的摩市的种族隔离情况（主要是通过阶级，但也包含强大的种族脉络）现在比以前更加糟糕了。
表8。2工作都到哪儿去了：巴尔的摩1980—1985
如这张明细表所阐明的，1980—1985年间的衰退给巴尔的摩地区带来了另一次强大的失业波。这个表由1985年3月21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一张图表改编而成。星号标出的公司已完全破产。在这些停产的案例中，早就经常存在着显著的逐步减少劳动力的情况。零售业中失去的工作最终又恢复了，但那些制造业中失去的工作则永远地失去了。例如，这段期间就是造船业和船舶维修业作为巴尔的摩经济主要成分的最后时期。
（资料来源：Harvey，1988）
一团糟的第二个主要根源在于机构的分裂和崩溃。长期陷于财政困境的市政厅坚信削减政府始终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手段，无论是否需要，它都减少公共设施（但同时却增加了对企业的补助）。与郊区司法权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被控制税款、排斥穷人和边缘化人、维持富人的状态这些竞争性压力所压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分散，被郊区和乡村利益所支配的州现在抛弃了城市。特别税额行政区开始出现，各个邻里可以根据财力不同而提供额外的服务。既然财力各不相同，那结果就是把城市分割成一片片拼凑物，相对富有的人努力地在传播贫穷和堕落的海洋中保护自己。总的结果就是都市空间的分裂和碎片化、是多样化中社会性的缺失以及对城市其余地区——这些地区在政治上已经难以驾驭，如果还不是完全失去功能的话——的局部保护性姿态。
举例来说，“市中心伙伴”是由彼得·安吉洛斯所创办，他是该州最富有的律师，是巴尔的摩金莺队的老板。（他从为钢铁工人代理职业安全和卫生事务起家，并在石棉诉讼中赚了几百万，这起诉讼使好几家大公司破产，伦敦劳埃德“名下”的许多公司也因为愚蠢地为他们保险而导致破产。）伙伴接管了市中心，试图把无家可归者——以及吸引他们的施舍处（特别是“我们每日的面包”）——推到某一外围区，它甚至提议在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设立一个隔离的“无家可归者校园”。市政厅与此保持一致，并寻求对所有低收入者住宅区的广泛破坏，希望迫使这些穷人离开这里而进入郊区，这与恩格斯很久以前的一个评述全然不谋而合，即资产阶级对其问题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它们推来推去。
制度改革的前景似乎无足轻重。官僚政治和法律的不变性以及严格的政治机制安排之间的复杂混合产生了僵化的城市治理。排他性社群主义、狭隘的既得利益集团（通常由各种各样的身份政治所构成——在民粹主义层次上主要是种族方面，虽然在巴尔的摩偶然还会插入大量种族对立）、公司的利润欲望、金融上的缺乏远见，以及开发商的贪欲，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些困境。新的资源作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融入大城市地区的社会、政治和自然地形中，从而使得不平等和分裂（特别是在种族方面）都在加剧。看起来，除了富人更加富有，穷人（主要是黑人）退回到赤贫以外，是别无选择了。如果后者行为不当，他们总是会被监禁在巨大公共投资所建的另外一个地方，即新的城市改造机构。
在所有这些螺旋上升的不平等中，繁荣昌盛的公司和大型商业集团（包括媒体）以多个政治正确的宣言大力推广他们自己的身份政治学品牌。他们反复强调的要点就是：对自由市场（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垄断的，独占的和政府补贴的）荣誉的任何挑战都会被无情地镇压或被挫败从而消灭。我猜想，这些思想的力量是我们当前无助感的关键。“别无选择”，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全盛时期如是说，甚至戈尔巴乔夫也同意。公司化的媒体无情地、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口头禅。一种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暴力构型已经产生，它将不会容忍任何敌对意见。那些拥有货币权力的人在名牌商品（包括有安全保障、门控设施和良好服务的高贵场所）之间自由地选择，但对于政治体系、社会关联的方式、或者生产、消费和交换的模式，总的说来，公民们是没有任何集体选择的。如果说这种混乱局面似乎不可能改变，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确实“别无选择”。这就是与其他任何事情的愚蠢的不合理性相对的市场的极度合理性。所有那些可能有助于确定某种替代方案的机构要么是被压制，要么——除了教会这种著名的例外——被逼屈服。我们人民是没有权利选择在什么样的城市居住的。
但我们又是如何相信“别无选择”的呢？用罗伯托·昂格尔（Rer，1987a）的话来说，为什么“在我们所居住的单调和虚构的世界中，我们似乎总是无助的傀儡”。只是因为我们缺乏揭开替代方案并积极追求它们的意志、勇气和理解力？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在起作用？当然不可能是缺乏想象力。比如，学院就充满了想象力的探险。在物理学上，对不确定世界的探险是标准而不是例外。在人文学科中，对所谓“想象力”的迷恋到处都显而易见。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媒体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对替代世界进行集体探讨的幻想和可能性。然而这似乎没有一个影响到我们身边物质世界中日常生活呈现的可怕轨迹。正如昂格尔（Unger，1987a）所述，我们似乎“处在看起来不可实现的梦境与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的前景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这真的是“梦工厂”之间的选择吗？抑或什么也不是？
当然，竞争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主要的机构中——媒体和大学——开展了潜移默化的、阴险的工作，它们塑造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想象的语境。这些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的。由原始的货币权力（和市场竞争逻辑）所强加的政治正确性在这些机构中为审查舆论所做的已远远多于麦卡锡主义的公开镇压曾经所做的。“可能性受到了新闻舆论的苛评”，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988，7）如此评论道，他还补充说：“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利益集团，它阻止世界实现那个可能。”有趣的是，布洛赫把这个状况与全部乌托邦思想的死亡、诋毁和毁谤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那意味着希望的丧失，而没有了希望，替代政治学就不可能。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乌托邦传统的复兴将允许我们思考真正替代方案的可能性？布洛赫（Bloch，1986）无疑是这么想的。
在巴尔的摩市中心附近的沃特斯艺术画廊中悬挂着一幅画，名为“理想城市的景象”。它描绘了完美城市的理想，根据画中的情况，这可能是15世纪晚期某位不知名的意大利画家所作。我愿意将之视为哥伦布着手准备他那致命航行时期的作品。虽然它的形式和风格是很久以前的，当时希望、恐惧和可能性是不同的，但其精神仍然作为一个谴责性评论在巴尔的摩心脏内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不仅是对画廊墙外城市废墟的评论，而且是对与那种废墟作斗争的梦想的缺乏所作的评论。
二、城市的形象
“城市”形象和“乌托邦”形象长久以来一直纠缠在一起（参阅Fishman，1982和Hall，1988）。在它们早期的化身中，乌托邦通常被赋予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大多数被称为城市规划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乌托邦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人更愿意用“激发”一词）。这种联系在时间上要比托马斯·莫尔爵士1516年开始的乌托邦类型的第一次冒险要早得多。柏拉图把理想的政府形态和他的封闭共和国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以至于把城市概念与公民概念互相混合在一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所描述的费阿刻斯城邦就具有莫尔后来所暗示的许多特征。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传统，把天堂定义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经历过尘世之审判和磨难之后，所有善良的灵魂都会进入那里。所有的比喻样式都来自于此天堂之城、上帝之城、永恒之城、光辉的山巅之城（这是深受里根总统喜爱的一个比喻）。如果天堂是一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其他的”地方、地狱、那个“邪恶的他者”之地就不会太遥远了。城市形象作为社会骚乱、道德崩溃、绝对邪恶的支点——从巴比伦、索多玛、俄摩拉到哥谭镇——对传递“城市”这个词在我们文化世界中所承载的比喻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地位。歹托邦（dystopia）呈现的城市形态，就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揭示的那样。“政治”一词来自于希腊语“polis”，意为“城邦（city）”。卡尔·波普尔把柏拉图描述为“开放社会”最伟大的敌人之一，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柏拉图所激励的乌托邦则可以轻易地被归类为压迫性的和极权主义的地狱，就像它被定义为解放的和快乐的天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