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理论：从乌托邦的理想到辩证的希望[1]02
我们可以把一个丰富且复杂的乌托邦历史看作是发散的时间演变。黑格尔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他的指导精神被超验辩证法（一种在“既—又”逻辑基础上展开的辩证法）描绘为物质的和具体的。当自在之物成为自为之物时，它们就改变历史。有趣的是，历史的终极状态被表示成一种空间化的隐喻。道德或审美状态是世界精神演变的终点。马克思有时会遵循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它并不是时代精神而只是起着指导作用和积极的阶级斗争。当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时，历史也是这样向前发展，向着后革命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完美状态发展，国家最终也会消亡。在这两种情况中（很明显，我把它们简单化了），作为空间形式的最终固定状态（事先未被明确说明）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历史过程观念获得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特殊样式的时间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空间形式，而莫尔却给了我们空间形式而不是过程。
当然，对这种无固定地点的目的论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例如，威廉·布莱克和克尔凯郭尔都坚持认为，辩证法应该被理解为“非此即彼”而不是“既又”。结果，历史就成为一连串有关存在的或政治学的选择，这些选择不具备必需的导向性逻辑或任何清晰可辨的终结状态（Clark，1991）。换言之（而这正是我将要返回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习惯于迷失在无限开放方案的浪漫主义之中，在那种方案中，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封闭（在空间和地方之中）的点。
具体说来，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历以及后来的著作常常受黑格尔先验主义的“非此即彼”辩证法而非“既又”辩证法所吸引。在支持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所基于的理由是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他突然转向彻底支持它则与他的可以“非此即彼”又可以“既又”的双重辩证观有绝对关系。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在某一给定的地点和时间内革命或不革命的潜在后果，并在这种目的论的支配下屈从于一种更加偶然的历史演变的意义，即使阶级斗争仍然是历史的动力。正如他就这个主题在给库格曼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所写的：
如果只是在绝对顺利的成功条件下才着手进行斗争，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
（MarxandLenin，1940，87）
而且，公社运动正是在巴黎才得以发生，这个事实给这项运动增添了明确的特性（既是缺点又是切实的长处），同时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革命运动是否而且如何从中心向外发展并进而席卷整个法国、甚至全欧洲。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开放的“既又”辩证法与“非此即彼”封闭假设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小事一桩。
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必须要对一个不同的、在当时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依赖于完善市场环境下“经济人”理性活动的过程乌托邦进行解构。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最强有力的过程乌托邦，所以我们要对此密切注意。亚当·斯密在他的首次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最精确地阐明了这个论点。他对道德情操理念的思考——他首先是个道德哲学家，然后才是个经济学家——引导他提出了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理想中，个人的欲望、贪婪、贪心、驱力、创造力等东西可以通过成熟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被动员起来，从而达到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这里出发，斯密和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排除国家干预和调节（那些保护自由市场的机构除外）并抑制垄断权力的政治方案。放任政策、自由贸易和适宜的市场被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称颂。只要给自由市场繁荣发展的空间，就万事大吉。这当然是过去20年来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尤其以美国和英国为最显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被反复告之“别无选择”的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过程乌托邦发动了毁灭性的进攻。在第2章中，他勉强承认斯密有关成熟市场的虚构。接着，他以无情的、不可辩驳的逻辑说明了必然的结果。他证实，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只有“靠耗尽全部财富的原始来源——土地和劳动力”——才能生存下来，这就使得对自然的掠夺、自然的退化完全与劳动力的贬值和降低同等重要。此外：
依照资本积累的程度而言，工人的境遇，无论他的处境是高还是低，一定会越来越糟糕……因此，财富在一个极点的积累同时也是悲惨的境遇、劳动、奴役、无知、残酷及道德堕落在另一相反极点的积累……（1976，799）
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所作的出色解构最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波拉尼（在“冷战”乌云即将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写作）对马克思的观点理解得非常透彻，他在下列段落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
我们的论点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暗示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如果不消除人类和社会的天然本质，那这种制度一分钟也不会存在；它会在身体上摧毁人类，并把他的周边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社会必然会采取措施自我保护，但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会以另外的方式削弱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并因此危及社会。这就是两难困境，它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陷入确定的轨道之中并最终破坏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Polanyi，1957，3—4）
但是在撒切尔—里根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说服力和经济力量的混合运用而向全世界输出），把这样的异议弃之一边。凭借私人和个人的责任及进取心、解除管制、私有化、市场自由化、自由贸易、削减政府规模和大幅度缩减福利国家及其保护政策这些咒语，自由市场的毁灭力量滚滚向前。20多年来我们几乎经常被哄骗去接受亚当·斯密设想的能够解决所有灾难的过程乌托邦。我们也已经目睹了对可能会阻碍这样一种计划的那些机构——特别是工会和政府——的全方位攻击。玛格丽特·撒切尔宣称说没有社会这样一种东西，而只有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并开始着手解散所有那些可能会妨碍她的乌托邦幻想的机构——从工会到地方政府。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福山给所有这些都赋予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假象。我们现在处于历史的终结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世界范围的胜利者。历史的终结处就在这儿（如果以巴尔的摩为例，那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思想）。
把撒切尔和金里奇这样的人当作黑格尔派，这似乎很奇怪，但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市场必胜信念只是附属于黑格尔某一特定目的论的斯密的过程乌托邦（“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别无选择”）。在许多方面，正如弗兰克尔（Frankel，1987）指出的那样，在最近时期，最有效的乌托邦理想者就是右翼组织的那些人，他们主要拥护过程乌托邦理想而非空间形式的乌托邦理想。然而，奇怪的是没能够把右翼对社会秩序的这种攻击贴上“乌托邦”和“目的论”的否定称号。只是在最近才有像约翰·格雷这样的主流思想家试图复兴波拉尼的思想，并攻击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内在破坏性。撒切尔和金里奇两个人的突然下台和失去影响证实了他们这种打算的脆弱性。
当他们的乌托邦理想成为现实的时候，其结果就接近了马克思的解构所描绘的那些东西了。在所有那些最积极地沉迷于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国家中，收入不平衡迅速上升。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具有其地理表达方式：区域之间螺旋式上升的不平衡以及富足邻里与贫民区之间逐步增强的差异，以美国为例，就是贫穷的市中心与富足的、排他性的郊区的鲜明对照。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加速、所有形式的社会凝聚力和国家权力遭到破坏、整个文化和为日常生活提供坚实基础的那些“情感结构”被毁，以及，也许是所有情况中最成问题的，大面积的环境恶化以至于地球表面上的多数地方再也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这些就是格雷（Gray，1998）准确描述的一些后果。“结果”，他写道，“我们不是站在自由市场者计划的富足时代的边缘，而是一个悲剧时代的边缘，在其中，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收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拖入到更加危险的竞争之中。”我坚持认为，这些正是在巴尔的摩衰退中发挥作用的力量。那么，如此一种想象中的仁爱过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后果呢？
答案广泛地存在于过程乌托邦在地理上实现时所发生的事情中。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以任何形式实现都要求这个过程停在某处，要求构筑某类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它如何在空间上成形以及它如何制造空间，这些都成为它具体实现的关键方面。过去20年来我的主要工作（Harvey，1982；1989）就是试图准确地追踪这样一个过程，试图了解资本如何在某一点上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造一种地理景观，但最后为了调节它自己无止境的积累动力、强大的科技变革以及剧烈的阶级斗争形式又不得不摧毁它。资本主义时代中创造性毁灭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简直令人吃惊。过去200年来地球表面上所发生的许多奇异变化，所反映的正是自由市场的过程乌托邦理想的实施及其不断的、长期的对空间形式的重组。
但是这种空间实现的条件和样式具有各种各样的结果。因为自由市场的资本积累是在天然资源、文化历史、通信潜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这样一些多样化的地理区域中进行的（这种地理区域日益成为资本投资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人工环境上的微分产物），所以它强化了生活标准和生活前景上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富裕地区越来越富，贫穷地区越来越穷（巴尔的摩就是大城市规模上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个生动例子）。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俗话说，“再也没有比公平对待不公平之事更加不公平的了”，而且正是因为这一点，自由运行的市场中所暗示的平等主义和民主化最后产生的不平等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社区和或国家权力引领着对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某些惊人后果（螺旋式上升的收入不平等、不平衡地理发展、对环境的外在影响，及诸如此类）的抵制。但是这一现象之中潜伏着一种深深的悖论。自由市场如果要运行，它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这些制度安排和规则只能由某些类似于国家权力的东西加以保证。市场自由必须由法律、权威、武力来保证，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由暴力来保证。因为国家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暴力的垄断者，所以自由市场如果要运行，就需要国家或相关的机构。简言之，自由市场并非只是偶然发生的。当然，它们会反对国家权力管制它们的某些手段，不过，它们并不反对国家权力。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只有当国家（现在我们必须把地方政府包括在这个断言中）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时，自由市场乌托邦理想的实现才能得到保证。1945年之后的非殖民化和随后发生的全球市场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已经使整个世界更接近于那个标准，尽管这一过程发展的不平衡的步伐（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产物，传统团结和传统思想在这些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已经影响到过程乌托邦理想的不同地点和时间上得以实现的方式。在各地方之间，甚至更具有破坏性地，在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所发生的地缘政治斗争已经成为这个问题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争论的结果就是：任何过程乌托邦理想的纯度不可避免地会被它的空间化方式所破坏。完全同样地，空间乌托邦的具体实现与被动员起来制造它们的时间过程的特性相冲突，所以过程乌托邦理想与具体实现它所必须要的空间框架和地区结构特性是相互冲突的。令人好奇的是，亚当·斯密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预见市场交换的延伸给世界不同地方带来的利益与灾难，这是很难的。但是，他希望：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最遥远的部分，使他们能相互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激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两处的土人来说，这两件事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与其说是出自于它们的本性，还不如说是出自偶然。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努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遥远的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和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能建立此种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互相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AdamSmith，引自Arrighi，1994，19[2]）
结果决不会像斯密的乌托邦幻想所假定的那样是偶然和短暂的。就像当时一样，我们现在随时可以在各种著作中发现斯密的这一标准的反应：因为市场还不完善，所以产生了不平等问题。但是，经历两个世纪的苦难之后，这种论调不再有什么重要意义和可信度。
六、在空间形式中奠定社会过程的基础
空间形式的乌托邦不得不与它意欲控制的社会过程相妥协，从而与它们的崇高目标相悖。现在我们也发现，已实现的社会过程乌托邦必须与空间性和地点地理学相协商，这样，它们就同样失去理想的特征，而产生了在许多情况下完全违背初衷的结果（比如，加强了独裁主义和不平等性，而非更强的民主和平等）。我们来更进一步地看看这种颠倒在理想化的社会过程中是如何发生的。
存在着两个基本点，当任何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具体实现时，“空间性协商（ionofspatiality）”一定会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发生。对它们的考虑证明了斯密所哀叹的结果为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视为偶然的或短暂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自由市场依赖于国家权力。自由市场的发展决定性地取决于国家权力特定形式的扩展和深化。与大众信念相反，市场过程没有“挖空”国家。它们带了国家对社会过程特定方面的更进一步控制，恰如它在履行某些比较传统的、民粹主义的职责中被驱逐一样。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本身需要合法性以最有效地履行职能，那就必须动员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感，从而把自由市场的扩展变成政治的甚或明显的地缘政治的十字军东征。英国是19世纪世界范围内市场的推动者，使用了炮舰外交政策、帝国征服和有关种族优越及“白人重任”的广泛观念，并确信他们在打开世界接受贸易的运动中所肩负的“教化使命”。美国在1945年之后运用各种可自由支配的宗派和暴力手段努力寻求一种与假想中的“民主”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自由市场的新世界秩序。在过去20年中，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十字军东征主题，它再一次地显示霸权国家的权力是自由运行的市场所必需的。在一个较为局部的层次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只有通过无情地使用国家权力（比如，镇压罢工的警察暴力、对大学研究的严密监控）并诉诸民族主义情绪（当她拒绝与欧洲进行市场自由真正地且逻辑上需要的一体化时，后者就产生了导致她垮台的一个悖论）才能在英国内部实现她的自由市场哲学。
这预示着一个根本的矛盾。国家权力的保存和扩展是自由市场运行所必需的。如果自由市场像惯常那样削弱国家权力，那么它们就破坏了自身运行的条件。相反，如果国家权力对市场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国家权力的保存就需要对自由运行的市场进行颠倒。正如波拉尼清楚地概括，这是处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心的主要矛盾。它解释了，在像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发展格局是通过诉诸自由市场竞争这样的花言巧语来证明是正当的，而实际上它却依赖于国家的补贴和垄断。它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和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伟大时代已经成为单一权威国家（比如19世纪晚期的英国或1945年之后的美国）能够为自由市场获得成功提供政治、制度和军事条件保证的伟大时代。
因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虚假外表依赖于强制性合作和协作这个基础来确保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的框架。
自由市场的乌托邦理想与空间性的第二个基本协商点更直接地取决于物质人工环境的建设，那种环境是商业活动能够依靠的资源复合体。它以其最粗糙的形式允许商业化的乌托邦理想规划，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设立城市发展公司来恢复城区的那类规划（伦敦港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会产生地理偏见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这又会诱发其他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都是某种协同作用的一部分，当自由市场参与空间生产时，那种协同作用必然会发生。出售一个地方，如巴尔的摩，这本身就成了乌托邦艺术表现的部分。源自于空间形式和乌托邦的华丽辞藻和关于过程乌托邦的华丽辞藻正是在这个方面相互结合从而制造了我们身边的商业化的和退步的乌托邦形式。
这种矛盾的结果加深而不是减缓了不平衡地理发展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活动。各种样式的国家统治体系的扩充把整个世界区域和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中的不同阶层还原为类似于奴役的状况。主要公共资源在空间上的集中在所有的规模上都产生了螺旋式上升的地理不平等。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存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些资源保障了自由市场的运行。这些悖论和矛盾到处不证自明。然而，有关自主、自由和市场的乌托邦花言巧语隐藏得如此有效以至我们经常会发现难以说清楚那种潜在的强迫性协作模式，而它们原本公然地直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七、探索时空乌托邦理想
考虑到空间形式和社会过程这两方面的乌托邦都存在着缺陷和困难，那么最明显的替代方案（不同于完全抛弃任何什么乌托邦主张）就是建立一个明确的时空的乌托邦理想。很多年前爱因斯坦就告诫我们，空间和时间不能有目的地分开。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迹象表明空间同时间的分离虽然有时很有用，但却常常令人误解（参见Harvey，1996，第三部分）。而且如果空间和时间被当作社会构造（暗示着否认了牛顿和笛卡尔所创立的绝对时空理论），那么乌托邦理想就必须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的生产。因此，对于我称之为“辩证乌托邦理想”的东西的探索还在继续。
然而，一定不要抛弃从空间形式和时间过程这两个乌托邦理想的分离史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确实，对它们进一步地分析，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领悟。从前者来看，实现特定社会和道德目标的想象性空间游戏观念可以转换成潜在的、无止境的、有许多空间形式可能性的开放实验，这就允许对广泛的人类潜力进行探索（集体居住、类属关系和生产—消费风格的不同模式，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模式，等等）。列菲伏尔（Lefebvre，1991）就是这样提出其空间生产概念的，他将之视为一种探索替代方案和解放策略的优先手段。
但是列菲伏尔坚决反对传统的空间形式乌托邦，正是因为它们具有封闭的独裁性。他开辟了对笛卡尔概念、对政治专制主义进行毁灭性批判的新风尚。那种政治专制主义来自于空间和压迫的绝对观念，而那种观念又源自理性化的、官僚化的、技术统治论的和由资本主义定义的空间性对世界的报复。对他来说，空间的生产必须总是作为一个不断开放的可能性持续下去。不幸的是，结果却使任何实际替代方案的空间令人失望地无法定义。列菲伏尔不接受特定的建议。他拒绝面对这个根本的问题：实现一个空间就是实施一种属于独裁主义的封闭行为（尽管是暂时的）。所有已实现的乌托邦的历史都指向了根本且不可避免的封闭问题，即使由排外行为而产生的幻灭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如果想要实现替代方案，那就不能无穷尽地躲避封闭的问题（以及它所预示的权威）。这样做就是采纳一种有关永远无法实现的渴望和欲望的牵强的浪漫主义思想。这就是列菲伏尔最终把我们遗弃的地方。
福柯试图通过不同的途径摆脱同样的困境。在首次出版于1966年的《物的秩序》一书中，他杜撰了“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个术语来描述那种不和谐、那种“高深莫测的多样性”以及语言本身能够产生的基本的混乱：
乌托邦提供安慰作用：虽然它们没有真实的位置，但却存在着一个幻想的、无烦扰的、它们能够在其中伸展的区域。它们开辟了拥有巨大林荫道和雄伟壮丽的人造公园的城市、生活安逸的国家，虽然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异托邦是令人烦扰的，大概是因为它们暗地里破坏了语言……乌托邦允许寓言故事和词语：它们采用了语言的这一特点……（异托邦）使言语无味，终止了词语，在其源头处争论语法的真正可能性；它们消除了我们的神话故事并杜绝我们句子的抒情性。
在《物的秩序》中，“异托邦”是完全从话语和语言方面来考虑的。后来，福柯努力要给这个术语一个物质的所指。在1967年所做的一个报告中，在与空间形式的建筑师和理论家展开对话的尝试中，福柯（Foucault，1986）再一次地诉诸“异托邦”这个概念。这个报告从未修改出版（虽然他在1984年去世之前不久确实同意出版）。由他的助手们摘录，作为其所有作品中的一颗隐藏之玉，于是这个报告就成了乌托邦问题能够借以复兴并同时被规避的一个方法（在后现代主义的教规中尤其重要）。“逃避”的主题隐含在福柯的论文中。（他写道：“海船是真正的异托邦”，“在无船的文明中，梦想枯竭，间谍代替了冒险、警察代替了海盗”[Foucault，1986]）。这个概念使福柯有可能幸免于“不存在的地点（noplace）”，那是一个“地点”的乌托邦（激励法国1968年运动的一个主题），并在实际行动的特定地点实现。但他也运用它来逃避那个限制人们想象力的规范和结构的社会（顺便提一句，包括他自己的反人道主义），而且通过对空间的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其异质性的理解来确认差异、变化性和“他者”可能活跃于或（如建筑师）真正被构造于其中的空间。哈瑟林顿（Hetherington，1997）把异托邦的这个概念概述为：
[是]多个交替秩序的空间。异托邦以一种不同于周边的方式组织着一个社会世界。交替秩序把那个世界界定为他者并允许它们被当作是一种可供参考的选择性做事方式……因此，异托邦揭示社会秩序的过程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