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1]02
第一，在恩格斯看来，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显然，在恩格斯那里，判定一种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是：就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来说，何者是第一性的。也就是说，恩格斯一开始就是撇开人类社会历史，单纯从自然界的角度出发来确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含义的。我们不妨把撇开人类社会历史来讨论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分别称为“一般唯心主义”（也可简称为“唯心主义”）或“一般唯物主义”（也可简称为“唯物主义”）；把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来讨论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分别称为“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清楚这一点对后面的讨论至关重要。
第二，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体系从属于“唯心主义阵营”，也就是说，黑格尔体系的本质是一般唯心主义，亦即唯心主义。
或许有人对我们引申出来的第二点结论表示怀疑，我们不妨用恩格斯自己说过的话来消除这种疑惑。恩格斯这样写道：“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50]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断言黑格尔体系的本质是唯心主义，但恩格斯又把黑格尔的体系理解为“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这就暗示我们，应该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解读黑格尔的体系[51]，而恩格斯的另一段话，即“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52]也证实了这种暗示。那么，在批判清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恩格斯希望返回到什么样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去呢？
在叙述黑格尔学派的解体时，恩格斯写道：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53]
从这段重要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正是费尔巴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表明恩格斯试图“返回”的正是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
第二，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一般唯物主义，其核心观点是“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的”。这种唯物主义完全撇开了人类社会历史。
第三，“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这句话表明，尽管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有所保留，但可以肯定，他在一段时间里认同了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
或许有人对我们上面得出的第三点结论提出质疑，其理由是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批判过费尔巴哈。我们对这种质疑的解答是：确实，恩格斯曾经多次批判过费尔巴哈，但他对费尔巴哈肯定自然界第一性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始终抱着认同的态度。
在《出路》中，恩格斯写道：
费尔巴哈说得完全正确：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54]
这段话表明，恩格斯认为，奠基于自然界的先在性的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或“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其错误只在于，虽然他有唯物主义这一基础，但他无法把“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所以，恩格斯说：“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55]然而，在撇开人类社会历史，单纯讨论自然界的本原地位时，恩格斯总是毫不犹豫地肯定并认同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
恩格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列宁，以至于列宁认为，“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56]，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57]
列宁对恩格斯和费尔巴哈思想的论述表明，我们对恩格斯阐释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思路的理解是符合事实的。恩格斯的总体阐释思路可以概括如下：黑格尔体系的本质是一般唯心主义，把一般唯心主义颠倒过来，就是一般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正是一般唯物主义。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清算了黑格尔体系。他们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是：在单纯自然界的范围内，他们与费尔巴哈是完全一致的，但进入人类社会历史的领域，他们成功地把这个领域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了，从而在一般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中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则成了历史唯心主义者。
毋庸讳言，恩格斯上述的总体阐释思路至今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大脑，而人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正是以这样的总体阐释思路为依据的。在深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总体阐释思路反映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发展历程。归根到底，恩格斯是一个隐蔽的费尔巴哈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蕴含着一般唯心主义的内容，尤其是在《逻辑学》和《自然哲学》这两部著作中，这方面的内容暴露无遗。由于恩格斯反复阅读的正是这两部著作，同时又深受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影响，所以他很容易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归结为一般唯心主义。
然而，马克思在解读、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候，他的总体阐释思路却与恩格斯存在着差别。如果说，恩格斯更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自然哲学》，那么，马克思更关注的则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都是围绕着这两部著作而展开的。事实上，《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关注的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因而蕴含在这两部著作中的主导性思想是历史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在解读、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时，其焦点正集中在历史唯心主义上。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乃是历史唯心主义。如果说，一般唯心主义和一般唯物主义关心的焦点是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那么，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心的焦点则是社会存在与意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一般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自然界，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则是从事实践活动，尤其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让我们顺着马克思的总体阐释思路，看看他是如何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该书“伦理”部分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问题的论述上。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58]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头足倒置”表明，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以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作为出发点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坚决反对撇开人类社会历史，孤立地考察人的唯心主义宗教观，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9]呼吁人们从宗教批判转向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批判，转向对现实社会和国家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黑格尔的《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60]，并指出，尽管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在神秘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背景下叙述出来的，“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地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61]其次，马克思认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62]，并对“异化劳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透彻的批判；最后，马克思并没有把一般唯物主义或一般唯心主义关注的自然界理解为人类社会之外的一个领域，而把它理解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告诉我们：“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63]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直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64]
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阐释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认为它实际上是指“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6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初步表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66]
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但阐明了“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的作用，而且把被黑格尔颠倒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又重新颠倒过来了。马克思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差别：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67]
由上可知，恩格斯主要通过对《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的解读，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理解为以绝对精神作为载体的一般唯心主义，他又从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翻转为与人类社会历史相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因此，恩格斯撰写了《自然辩证法》，而深受恩格斯影响的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则把抽象的物质理解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载体。[68]其实，抽象的物质与抽象的自然界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与恩格斯不同的是，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的解读，去理解黑格尔的，他把黑格尔哲学的本质理解为以绝对精神作为载体的历史唯心主义，而把历史唯心主义颠倒过来，则是以“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的“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为载体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