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2001年2月6日，我在《光明日报》学术版上发表了《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一文。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是：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维度，但在马克思哲学的传播过程中，这个维度被遮蔽起来了，甚至当人们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亦可简称为“实践论”）时，仍然会发生这样的遮蔽现象。拙文的这一见解引起了一些学界同仁的困惑，杨学功先生在《也谈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兼与俞吾金先生商榷》一文（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中，虽然肯定拙文“把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又对我的一些具体的观点存在不同的看法，他写道：“我尤其不能同意俞文的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实践论’的哲学解释框架也会导致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维度的丧失和遮蔽。”在杨文看来：“只有把实践的观点理解为一种哲学解释框架或哲学视界，才能把握到它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而这样的‘实践论’，不仅不会导致对人的遮蔽，相反，它为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维度的凸显提供了根本的哲学前提。”
显然，杨文忽视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马克思本人对实践概念的表述与马克思的追随者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理解和解释是否可能存在差异？第二，在人们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的前提下，是否必定会肯定并弘扬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的维度？在这里，杨文和拙文之间的根本分歧点在于：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毋庸讳言，澄清这个分歧点对于当前的理论界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在今天，又有谁不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呢？又有谁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不声称自己是站在实践哲学一边的呢？正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遭到了普遍的误解和滥用，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恢复其本真含义，从而走出理论上的某些误区。
一、两种不同的实践概念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对人的活动的不同类型做出了思考。在《大伦理学》中，他批评了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就是知识”的著名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混淆了人类灵魂的两个不同的部分，从而也混淆了人的两种不同的活动类型。在他看来，人类的灵魂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理性，它涉及人的感觉、认识、理智和思辨，关系到人的制作、生产和技术方面的活动；另一个部分是非理性，它涉及的是人的**、欲望和意志，关系到人的德性和伦理、正义和政治方面的活动。苏格拉底说的“美德”是属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的，而“知识”则是属于灵魂的理性部分的，这两者不能等同起来，与它们相对应的也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类型。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区分出人的活动的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制作”（making），亦即人们生产、制造所需物品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受理智指导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智来确定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假的；另一种是“行动”（agora），是受“实践的智慧”（practi）指导的，而“实践智慧关系到行动”。[1]“实践的智慧”告诉我们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亚里士多德强调：
行动不是制作，制作也不是行动。[2]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已经初步区分出作为生产劳动的活动和作为伦理、政治行动的活动。按照他的看法，只有后一种活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因为在这种类型的活动中，活动者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因而他必须承担与自己的活动相应的、伦理的和政治方面的责任。正如《西方哲学辞典》的作者所指出的：
按照这种对应，伦理行为（ethis）不同于技艺行为（teologiances），它们是由于自身的缘故而进行并被评判的。[3]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区分还没有被亚里士多德以严格的用语表达出来，而这种区分的重要意义也还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
在亚氏之后，康德明确地区分了理性的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思辨理性”（diespekulativeVernunft），它关涉到自然必然性（我们通常称为自然规律）的概念，是在现象界的范围内展开的，其中起立法作用的是知性；另一种是“实践理性”（diepraktisft），它关涉到自由概念，是在本体界的范围内展开的，其中起立法作用的则是善良意志。在康德看来，思辨理性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通过自己的认识活动和技术发明活动去把握和利用自然的必然性；而实践理性涉及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通过建立伦理规范来追求并实现自己的自由。与亚里士多德相同的是，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康德也只把后一种活动看作是实践活动；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以更明确的见解揭示了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差异，并对与后一种活动直接相关的实践理性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人们完全不应该提出使纯粹实践理性隶属于思辨理性这样过分的要求，从而颠倒了两者之间的次序，因为所有的旨趣归根到底都是实践的（allesIpraktischist），甚至思辨理性的旨趣也是有条件的，唯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满的。[4]
然而，康德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没有按照他关于“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严格区分来考察人的活动。人们不但像康德一样把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与自由相关的伦理、政治方面的活动称为“实践”；而且也把康德所不赞成的、以认识论和技术主义为基础的、利用自然规律以改变和控制外部自然界的活动也称为“实践”。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实践概念。
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康德这样写道：
但是，迄今为止，在不同原理和哲学的分类上应用这些术语时，流行着一种引人注目的误用：人们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dasPraktisaturbegriffen）和遵循着自由概念的实践（demPraktisachdemFreiheitsbegriffe）认作是同一个东西……[5]
在康德看来，绝不能把“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混淆起来，因为这两种实践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属于现象界，是人的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后者属于本体界，是道德法则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进一步指出：
……假如规定因果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技术地实践的（teisch-praktisch）；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自由的概念，那么这些原理就是道德地实践的（moralisch-praktisch）。[6]
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实践概念应当属于实践理性的范围，但流俗的见解把现象界范围内的活动也称为实践，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区分出两种不同意义的实践活动：一种是“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亦即认识论和技术主义意义上的实践；另一种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亦即本体论和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
要言之，我们不妨把前一种实践概念称为“认识论或技术主义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把后一种实践概念称为“本体论或伦理学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这样，借助于对哲学史的考察，我们发现了两个不同的实践概念，而对这两种不同的实践概念的把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为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真含义
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比较起来，马克思具有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他不但深入地研究了哲学、法学、数学、自然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宗教学，而且也深入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学，并试图把所有这些知识的领域综合起来。他不赞成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实践概念的褊狭的观点，即把实践仅仅理解为伦理、政治等领域中的活动，而主张把经济领域和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实际活动都理解为实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指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
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但这样一来，他是否也像康德所批评的那样，把两种不同的实践概念混淆起来了呢？其实，马克思这样做是有自己的深意的。
虽然马克思把康德哲学理解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8]但在他看来，“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9]马克思不赞成康德把此岸世界（现象界）与彼岸世界（本体界）割裂开来；从而也把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活世界是统一的，人的实践活动也是统一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整个实践活动中，构成其统一之基础的究竟是哪一种实践形式呢？显而易见，在马克思看来是生产劳动，因为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就要先解决衣、食、住等问题：“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时候，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11]
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是在生存论的本体论的基础上统一全部实践活动的。
如前所述，按照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观点，制作或生产劳动属于“认识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而现在马克思把生产劳动理解为“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是不是把两种不同实践活动的内容掺和起来了？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实际上，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同时蕴含着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当人们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角度，即人改造、控制自然的角度去考察问题时，生产劳动就成了“认识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而当人们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角度，即人改造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角度去考察问题时，生产劳动又成了“本体论解释框架内的实践概念”。
现在的关键在于，在考察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乃至整个实践活动的概念时，究竟认识论维度是根本性的，还是本体论维度是根本性的？马克思下面这段话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这样写道：
……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2]
这段话告诉我们，马克思始终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谈论实践活动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本体论维度是根本性的，认识论维度则是植根于本体论维度的。一旦人们撇开本体论维度，从单纯的认识论维度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尤其是他的生产劳动概念，必定会否弃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真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