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康德哲学研究
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和形成过程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的重要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我国哲学界历来重视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并已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著，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的康德研究并没有提出真正的批判性的或原创性的见解。换言之，人们并没有对康德研究中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反思，他们只是习惯于让自己的思维漂浮在这种常识性的河道上。比如，他们认为，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是经验和经验主义问题，康德批判哲学也就是“三大批判”等。本章试图对这些常识性的见解提出质疑，并阐明自己的新观点。
一、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
如何理解康德哲学？泡尔生认为，康德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理性论的独断论的阶段，二是经验论的怀疑论阶段，三是批判论的理性论阶段。[1]费舍尔则认为，康德哲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受沃尔夫的形而上学和牛顿的自然哲学影响的时期，二是受洛克的经验论及沙夫兹伯利的道德哲学影响的时期，三是受休谟的经验论及卢梭的自然主义影响的时期。[2]但更多的学者主张把康德哲学划分为“前批判时期”（dievorkritischePeriode）和“批判时期”（diekritischePeriode）[3]，而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则是康德于1770年撰写的学位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也就是说，学者们把1770年开始的康德思想理解为“批判时期”。我们这里说的“康德批判哲学”的含义实际上也就是指康德在“批判时期”表述出来的哲学思想。
质言之，我们这里不是抽象地讨论康德哲学，而是具体地讨论康德的批判哲学。那么，什么是康德的批判哲学呢？霍华德·凯齐尔的回答是：“批判哲学是康德在实施其三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哲学计划中给出的名字。”[4]我们这里姑且不对凯齐尔的回答的准确性做出评论，我们只肯定一点，即凯齐尔说出了学者们通常对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理解方式。
现在我们进一步追问：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究竟是什么呢？学者们通常把英国哲学家休谟的经验主义学说[5]看作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因为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曾经写下了这段著名的话：“我坦率地承认，正是大卫·休谟的提示在多年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论的迷梦（dendogmatisSchlummer），并且在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6]那么，这里说的“独断论”究竟指什么呢？学者们一般把它理解为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学说，但文德尔班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强调：
关于康德自己经常提到的这个“自白”大多数人忽视了他所谓的“独断的”指的不仅是“理性主义”，而且主要是指早期认识论的经验主义；而且还忽视了：他用此词语的典型段落中并没有将休谟和沃尔夫对立起来，而是只将休谟和洛克、里德、柏阿蒂对立起来。因此，康德宣称休谟把他从独断主义中解放出来，此独断主义指的是经验主义的独断主义，而理性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早已在当时所出的文献的气氛中克服了。[7]
不管文德尔班说得有没有道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学者们大多把休谟的经验论理解为康德批判哲学的起点，而文德尔班的观点实际上强化了这方面的见解。
事实上，在文德尔班以前，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已经系统地表述了这样的见解。黑格尔在谈论思想对客观性的三种不同的态度时，把“批判哲学”和“经验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二种态度。黑格尔这样写道：
批判哲学与经验主义相同，把经验当做知识的唯一基础，不过不以基于经验的知识为真理，而仅把它看成对于现象的知识。批判哲学首先把从经验分析中所得来的要素即感觉的材料和感觉的普遍联系两者的区别作为出发点。[8]
在这里，黑格尔强调，康德的批判哲学“把经验当做知识的唯一基础”，实际上等于认定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是经验。乍看起来，黑格尔的这一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始于经验。”[9]但接着又指出：“尽管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始于经验，但却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从经验中产生出来的。”[10]也就是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和经验主义者相同的地方是：承认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始于经验。不同的地方是：康德认为，在我们的知识中，还包含着某种先天的成分，即作为先天直观的纯粹形式的时空和十二个知性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强调，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从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上面引证的黑格尔的话则揭示了康德和经验主义者的另一个差别，即经验主义者认为，我们获得的知识是关于物自体的知识，而康德则认为，我们所获得的知识是物自体向我们显现出来的现象的知识，物自体可思，但不可知。黑格尔揭示的这一差别也是符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所表述的基本思想的。
既然康德自己的论述也好，“自白”也好，都承认自己的思想源于对经验主义者，特别是对休谟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那么，黑格尔、文德尔班和其他学者认定康德哲学的研究起点是经验或经验主义，又有什么错误呢？我们认为，这里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虽然《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纯粹理性批判》并不等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全幅内容。也就是说，《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起点并不等于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
众所周知，在康德创建批判哲学，甚至在其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1781）出版的时候，虽然已经考虑到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1788）的轮廓，但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1790）在当时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那么，在康德批判哲学的最初的架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哪个显得更为重要呢？康德自己的回答是：
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联结成一个认识时，假定这种联结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而是先天地以理性自身为基础的，从而是必然的，实践理性就占据了优先地位。……我们根本不能向纯粹实践理性提出这样的过分要求：隶属于思辨理性，因而颠倒次序，因为一切关切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关切也仅仅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整的。[11]
也就是说，在最初的康德批判哲学的架构中，实践理性批判具有优先的地位。既然如此，人们从《纯粹理性批判》着眼来探讨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岂不是一开始就进入理解的误区了吗？
须知，不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关于知识与经验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从属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范围，而且康德在其“自白”中提到的、关于休谟“在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中的“思辨哲学”也属于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范围。由此可见，绝不能用纯粹理性研究中的起点取代批判哲学研究的起点。
其二，应该看到，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研究的起点和叙述的起点是不同的。遗憾的是，学者们在以往的思考中却不适当地忽略了这一点。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曾经这样写道：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2]
显然，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分歧正在于：研究的起点表现为一切有待于解决的问题的症结或焦点之所在，而叙述的起点则是使读者易于理解有待叙述的全部内容。
一旦当我们把这两种方法区别开来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发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中提出的、关于一切知识始于经验的观点，既不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起点，也不是他的整个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而只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乃至整个批判哲学的叙述起点。我们知道，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序曲的《纯粹理性批判》乃是康德沉默12年的产物。为什么康德要沉默那么长的时间？这里既有康德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性方面的原因，又有康德为叙述方法所困扰方面的原因。比如，康德在1777年8月20日致马库斯·赫茨的信中提到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构思和写作一事时，曾经写道：
目前困扰着我的问题是，如何以总体上的清晰性把这些观念表达出来。我知道，有些东西对作者本人来说似乎是非常清楚的，但却可能遭到有见解的读者的误解，只要这些读者完全从他们自己熟悉的思维习惯出发的话。[13]
康德在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正是叙述方法上的困难，即如何把自己已经透彻地思考清楚的东西用读者最易接受的方式叙述出来。后来的事实表明，康德对自己的叙述方法的担忧并不是无端之举。《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康德曾把它寄给当时声望很高的哲学家门德尔松，但门德尔松只翻阅了几页，就把它扔到一边去了。这表明，人们对康德的叙述方法乃至整个文体都感到无法适应。事实上，康德已经在叙述方法上绞尽了脑汁。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先从知识和经验的关系入手，提出先天综合判断的问题；接着叙述先验感性论、先验逻辑中的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然后叙述先验方法论。平心而论，这样的叙述次序应当是有利于读者的理解的。然而，正如康德本人在其书信中所屡屡指出的那样，由于他的批判哲学采用了新的思路，因此读者在理解中仍然会碰到很多困难。毋庸讳言，按照这样的叙述方法，知识和经验问题就成了叙述的起点。
但这个叙述的起点是否同时也是研究的起点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究竟是什么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康德在1798年9月21日致克里斯蒂安·伽尔韦的信中，曾经批评克里斯蒂安·伽尔韦曲解了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他为自己辩解说：
我的出发点不是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等的研究，而是对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世界有一个开端，世界没有一个开端等等”的研究，直到第四个二律背反：“人是有自由的，与此相对的是，人是不自由的，唯一存在着的是自然的必然性。”——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过来，驱使我转向对理性本身的批判，以便解决理性与它自身之间的诡异的矛盾这件怪事。[14]
这样，康德实际上以十分明确的口吻告诉我们，他的批判哲学的真正的研究起点并不是经验主义的问题或休谟问题，而是理性在运用知性范畴认识世界整体时必然会陷入的二律背反，特别是关于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背反关系。康德的另一封信也印证了他的批判哲学的真正的研究起点是二律背反。在大约写于1781年5月11日的致马库斯·赫茨的信中，康德对《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在叙述上的某些不当表示遗憾，并指出：
否则，我总是会从我称之为“理性的二律背反”的东西开始，它总是能在吸引人的篇章中被表述出来，并使读者萌生出这样的愿望，即去探寻这一争论的根源。[15]
也就是说，康德已经意识到，如果他的批判哲学的叙述的起点是二律背反，可能会激发起读者阅读《纯粹理性批判》的兴趣，但他不愿意为了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牺牲自己的叙述方法的科学性和严格性。
上面的论述表明，二律背反，特别是关于自由和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背反关系才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因为这里的“自由”关涉到批判哲学中的实践理性，而“自然的必然性”则关涉到批判哲学中的理论理性。所以，只有这个同时关涉到两大理性的问题才能担当起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的重任，而康德自己的回忆也非常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至于经验主义或休谟的问题，由于只关涉到思辨理性或理论理性，所以至多只能成为《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起点，事实上，我们上面已经证明，它甚至连这一点也算不上，它不过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叙述起点而已。
在搞清楚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学者们会把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误解为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起点？为什么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范围内，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又会被混淆？我们认为，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学者们所持有的知识论哲学的立场。这种立场习惯于把哲学理解为知识论或认识论，从而把康德的批判哲学曲解为单纯的认识论批判，完全忽略了它在实践理性和其他方面的贡献。比如，梯利认为：
康德的基本问题是知识问题：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可能？什么是人类理性的界限？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审查人类理性或对它加以评判。[16]
又如，文德尔班在叙述康德的哲学思想时，也强调：“他从所有这些基本前提出发而达到独具特色的地方是有关认识问题的错综复杂。”[17]同样地，中国学者也习惯于从认识论和认识论批判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研究的起点和本质。如余文伟先生在《康德哲学的批评》一文中认定：“他[康德]的哲学可以说就是认识论。什么是知识？它的可能，它的渊源，和它的对象，就成了他的中心问题了。”[18]另一位中国学者姚璋在其《康德哲学浅说》一文中强调：“康德的哲学，是继休谟的哲学而起的。”[19]实际上也等于把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限制在单纯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范围之内。
无数事实表明，只要学者们囿于知识论哲学的立场，他们也就只能从知识论哲学的框架中去探寻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这就必定会夸大经验主义和休谟问题在康德全部研究活动中的重要性，从而低估了批判哲学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康德是一位具有博大胸怀的哲学家，无论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贝克莱、休谟，还是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笛卡尔、莱布尼茨；无论是自然科学家牛顿，还是人文学者卢梭，都是康德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卢梭，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康德书房里挂着的唯一的画像就是卢梭的画像；康德在散步中唯一的一次不准时是因为他读卢梭的《爱弥尔》入了迷。康德自己也告诉我们：
我生性是一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不断地要前进，有所发明才快乐。曾有过一个时期，我相信这就是使人的生命有其真正尊严的，我就轻视无知的群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意想的优点消失了。我学会了来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的劳动者之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20]
后来康德在道德、法律、政治和宗教领域里出版的大量论著也表明，康德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主义者。这就表明，只有当学者们超越单纯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视野的时候，他们才可能对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起点做出准确的判断。
二、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过程
如前所述，人们通常从“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并把握康德批判哲学的全幅内容，而康德本人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对知（纯粹理性）、情（审美意识）、意（实践理性）三者关系的论述，似乎也印证了这样的观点。于是，这样的观点便成了哲学史界的定论，似乎康德的批判哲学就等于“三大批判”。我们之所以对这一常识性的观念表示质疑，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第一，这种见解忽略了下述重要因素，即康德批判哲学的构思、形成和发展贯穿其整个“批判时期”，即从1770年的学位论文到1804年康德逝世为止，而“三大批判”则出版于1781—1790年。诚然，我们也承认，“三大批判”代表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基本精神，但却并不等同于其全幅内容。事实上，在整个“批判时期”中，康德还出版过其他许多著作，而这些著作的内容并不能完全纳入“三大批判”的架构之中。第二，这种见解遮蔽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在整个“批判时期”的不同阶段上的差异，亦即没有把其批判哲学理解为一个历史地发展着的过程。第三，这种见解忽略了1790年后康德对自己的批判哲学的新发展，特别是康德在《逻辑学讲义》（1800）中提出的“四个问题”，蕴含着他对批判哲学的架构的重新思考。要认识康德批判哲学的全部内容，就应该深入地考察康德的哲学思想在整个“批判时期”的历史发展，并把其批判哲学演化的重要关节点一一揭示出来。下面我们就来做这一考察工作。
康德批判哲学诞生和发展的第一个关节点是他于1770年完成的学位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在1781年11月16日致约翰·贝尔诺利的信中，康德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