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黑格尔的马克思03
虽然阿尔都塞的研究受到他的结构主义的背景和立场[71]的影响，然而，他毕竟启发了我们的思路。阿尔都塞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总问题”（problematic）这一新的、重要的概念，并把它理解为我们判断每一种不同的理论的根本依据：
每一种理论本质上都是一个总问题，也就是说，与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相关的每一个问题的设定都植根于这一理论性的—系统性的母胎（thetheoretiaticmatrix）。[72]
阿尔都塞启示我们，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一个“总问题”，亦即一个问题结构，与每一种理论的研究对象相关的任何具体问题都只能在这个结构中被提出来。当我们把两种不同的理论，如黑格尔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放在一起时，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标准就是看它们各自的“总问题”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两个“总问题”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就是一致的；如果两个“总问题”是对立的，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对立的。阿尔都塞还进一步把错误理论和正确理论分别设定为“意识形态”（ideology）和“科学”（sce），由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处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总问题”的影响下，因而属于“意识形态”；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总问题”，因而属于“科学”；而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则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断裂”（aemologicalbreak）。
阿尔都塞的这套阐释方案的提出确实在理论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总问题”的概念由于融入了结构主义的酵素，也显得比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具有更多的解释权，然而，一方面，阿尔都塞对“总问题”概念的阐述缺乏明晰性，有时候把它理解为一个问题结构或问题体系，有时候又把它理解为一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导性问题，事实上，他也未运用这个概念对任何一种理论内部的问题结构做出具体的分析，而关于“理论性的—系统性的母胎”这样的提法，表明他仍然没有完全超越运用比喻的方式进行理论阐释的传统的思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科学”、“认识论断裂”这样的提法完全否认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的理论继承关系，也使我们上面已经提及的许多理论现象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所以，在深入分析阿尔都塞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的阐释方案，充分借鉴当代西方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拉卡托斯（Imre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stificreseare）等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决定提出一套新的术语来阐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关系。
四、阐释的更新
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阐释性的概念是“知识基质”（substatumofknowledge），它的含义是：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总是在一个理论家置身于其中的、由人们在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话语编织而成的知识基质上诞生出来的。不管一个理论家对他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知识基质的某些方面是取认同的态度，还是取批判乃至否定的态度，他的理论思考都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知识基质的约束的。有的理论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容易掉进唯我论的陷阱，也有的理论家则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希望读者通过熟悉他的理论所从出的知识基质的方式来理解他的理论。叔本华就属于后一类哲学家，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版序”（1818）中这样写道：
所以康德的哲学对于我这里要讲述的简直是唯一要假定为必须彻底加以理解的哲学。除此而外，如果读者还在神明的柏拉图学院中留连过，那么，他就有了更好的准备，更有接受能力来倾听我的了。再说，如果读者还分享了《吠陀》给人们带来的恩惠，而由于《邬波尼煞昙》Upanishad给我们敞开了获致这种恩惠的入口，我认为这是当前这个年轻的世纪对以前各世纪所以占有优势的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揣测梵文典籍影响的深刻将不亚于十五世纪希腊文艺的复兴；所以我说读者如已接受了远古印度智慧的洗礼，并已消化了这种智慧；那么，他也就有了最最好的准备来倾听我要对他讲述的东西了。[73]
在这段话中，叔本华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他的理论的知识基质是源自康德、柏拉图和印度的典籍《邬波尼煞昙》中的哲学智慧。[74]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阐释性的概念是“问题域”（problemsphere）。其含义是：任何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都蕴含着一个问题域；一个问题域也就是指相对于某一理论的研究对象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问题域不等于在某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总和，而是在逻辑上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要言之，它划出来的是一个提问的逻辑可能性的空间。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阐释性的概念是“问题层”（levelsofproblem）。其含义是：在任何一个问题域中，问题本身都不是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存在的，而是分层的，即体现为有序的、不同的层面。一般说来，任何一个问题域都是由三个不同的问题层构成的：一是“元问题层”（thelevelofmeta-problem），在这个层面上，只存在着唯一的一个元问题，“元问题”（meta-problem）是问题域中的最高的问题，它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决定着某个问题域之为某个问题域，决定着某个问题域可能展开的逻辑空间。如果我们探讨的对象是某种哲学理论，它的提问方式通常是这样的，即“什么是哲学？”“哲学的意义何在？”“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等。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构成该种理论的“哲学观”（ceptofphilosophy）。二是“基本问题层”（thelevelofbasis），“基本问题”（basis）具有一定的数量，它们从属于元问题层，并把元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化解为一系列在理论思考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探讨的对象是某种哲学理论，一旦其元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被确定，一个相应的问题域也就被组织起来了；而在某种确定的哲学观（亦即对元问题的解答方式）的指引下，基本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也就大致上被确定下来了。三是“具体问题层”（thelevelofs），是由大量的“具体问题”（s）构成的，而所有这些具体问题又都从属于相应的基本问题层。如果我们探讨的对象是某种哲学理论，那么一旦它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被确定，具体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也就大致上被确定下来了。
我们提出的第四个阐释性的概念是“问题域的认同”（identityofproblemsphere）。其含义是：任何一种理论所蕴含的元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如果本质上未超出已然存在的某种理论所蕴含的元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那么这里出现的就是“问题域的认同”。问题域的认同并不意味着问题域的等同或问题域的重合，它主要指元问题层上的元问题的提问方式，尤其是解答方式的一致或类似，但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两个问题域在基本问题层和具体问题层上可能存在着某些差别。
我们提出的第五个阐释性的概念是“问题域的转换”（transformationofproblemsphere）。其含义是：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原来所蕴含的元问题被一种新的元问题所取代，这里涉及的就是“问题域的转换”，它意味着旧的理论和旧的问题域已经被新的理论和新的问题域所取代，意味着理论上的革命。然而，必须指出，这种理论上的革命通常是从对旧问题域的具体问题、基本问题和元问题的逐层反思而开始的，其根本标志则是旧问题域的元问题遭到怀疑、批判，并被新的元问题所取代。但是，新问题域的确立并不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突然的“断裂”关系，而是一个需要一定的时间跨度的“转换”过程。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任何新的元问题和新的问题域建立起来的时候，其基本问题层和具体问题层仍然会与旧问题域的基本问题层和具体问题层纠缠在一起。只有把“问题域的转换”理解为一个完全自觉的过程，并努力地创制新的术语和严格地限定旧术语的含义及使用方式和范围，“转换”过程才能以比较彻底的方式进行。
我们提出的第六个阐释性的概念是“转换的起始点”（thestarting-pointoftransformation）。正如我们已经在上面指出过的那样，从一个问题域向另一个问题域的转换表现为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单纯量变的过程，而是蕴含着质的变化，这一质的变化的标志就体现在转换点上，而转换的起始点也就是旧的元问题被抛弃，而新的元问题被确立的那个关节点。既肯定问题域的转换是一个过程，又肯定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象征质的变化的转换起始点，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阿尔都塞的简单化的“决裂”论。
我们提出的第七个阐释性的概念是“术语更新”（terminologiewal）。无数事实表明，在问题域的转换中，适用于旧问题域的一些理论术语在新的问题域中并不会完全消失，而新问题域为了与旧问题域划清界限，也不得不创制一些新的术语。这样一来，术语更新就获得了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旧术语内涵的变化，当某些旧术语在新的问题域中出现时，我们千万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深入地探讨同一个术语在旧问题域和新问题域中的不同的意义；二是创制新的术语。记得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版序言中曾经说过：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75]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76]
如果说，化学、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科学都存在着术语更新的话，那么哲学理论上的革命自然也无法逃避这个问题。要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要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不对马克思新创制的术语和他继续沿用的黑格尔的术语的内涵做出具体的分析。假如这方面的分析是缺席的，我们的理解将是肤浅的、简单化的。应当看到，以英国学者柯亨（G。A。）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Marxism）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借鉴。
我们提出的第八个阐释性的概念是“含义差异”（differenpli），即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使用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含义上的差别。探讨含义差异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分析同一个术语在被同一个理论家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历史时期使用时含义上存在的差异；二是分析不同的理论家在使用同一个术语时赋予它的不同的含义。总之，在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中，对一些反复出现的、重要的理论术语的含义差异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下面，我们试图运用这些阐释性的概念，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关系做出总体上的、非比喻性的说明。
黑格尔作为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包罗万象的哲学理论植根于极为丰富多彩的知识基质。在这些知识基质中，我们只限于指出以下三项最重要的内容：一是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到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发展中所蕴含的知识论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黑格尔关心需要、劳动、异化等问题的英国经济学；三是法国大革命。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是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发生的，它蕴含着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是：凡是思维上、观念上合理的东西（亦即启蒙的思想）一定会化为现实。正如海涅早已告诉我们的那样：
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J。J。Rousseau）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77]
这个理念在德国哲学中被提炼为著名的“同一哲学”（philosophyofidentity），而这一哲学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学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那么，在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所蕴含的问题域中，其元问题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他没有明确地以“什么是哲学？”的方式提问，但他对哲学定义和最高目的的论述实际上隐含着这一元问题：
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deung）。如果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他能思维”这话是对的（这话当然是对的），则人之所以为人，全凭他的思维在起作用。不过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78]
同样也可以说，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79]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黑格尔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理性思维或概念认识，强调其最高使命是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从而对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黑格尔这里说的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常常也被称为思维与存在的和解。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在评论近代哲学时指出：
所以全部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把握住最高度的和解，也就是说，把握住最抽象的两极之间的和解。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从这时起，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80]
于是，从黑格尔对隐含的元问题的解答方式中可以化解出下列基本问题：
1。思维与存在（或理性与现实、思想与客观性、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2。逻辑与历史（现实史和观念史）的关系问题。
3。自然必然性与人的自由的关系问题。
4。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关系问题。
5。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再从这些基本问题出发，又可以化解出无数的具体问题。所有这些可能提出的具体问题、基本问题和元问题的总和构成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的问题域。
下面，我们再来看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毋庸讳言，与黑格尔比较起来，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也植根于极为丰富的知识基质。在这些知识基质中，我们也可以指出下面五项最重要的内容：一是马克思对现实的政治活动、革命斗争的参与和体验；二是马克思对从希腊到德国的、以理性和自由的追求为特征的哲学传统的批判和继承；三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解读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四是马克思对欧洲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性解读；五是马克思对非欧社会（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俄国农村公社、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等）的研究。[81]
马克思一直十分重视哲学的作用。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甚至说过：
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82]
在对自己青年时期的哲学信仰进行清算后，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在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83]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虽然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未明确地设问“什么是哲学？”“哲学的意义何在？”或“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但他下面的论述实际上印证了这样的元问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