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1]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国际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几乎每一个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人都会涉及这个话题。可是，遗憾的是，除了偶尔能见到的某些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之外，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今天，我们之所以重提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并把它作为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是因为随着马克思的大量遗著、手稿和笔记的面世，探讨这一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而且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直接规约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及其基本问题域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思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也就是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哲学。
一、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阐释路径
谈到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阐释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我国理论界。
众所周知，青年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曾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后来流亡国外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他到伦敦去拜访过恩格斯，并就一些理论问题与恩格斯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恩格斯很欣赏普列汉诺夫，肯定他理解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2]普列汉诺夫不仅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为之作序，还翻译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一书，并为之作序和作注；在《黑格尔逝世60周年》、《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等一系列论著中，普列汉诺夫论述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并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首先，普列汉诺夫指出：
谈论现代社会主义起源问题的人们，常常对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这是正确的，但这是不完全的，很不完全的。马克思的承继黑格尔，正像丘比特的承继萨茨尔奴斯一样，是贬黜了后者的王位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3]
这段论述表明，普列汉诺夫坚信，马克思是通过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而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
其次，普列汉诺夫强调，马克思在一般唯物主义立场的基础上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普列汉诺夫在谈到《哲学的贫困》的第二部分时写道：“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已经把辩证法（它在黑格尔那里有着纯粹唯心主义的性质，在蒲鲁东那里也保存了这样的性质）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面了。”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4]在这里，借助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普列汉诺夫强调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其基本思路则是：马克思的哲学是由唯物主义（以费尔巴哈为媒介）和辩证法（以黑格尔为媒介）的结合而产生的。
最后，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意大利学者拉布里奥拉则把马克思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不同的术语的使用引起了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的困惑。普列汉诺夫为此而答复道：“……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作历史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5]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述表明，他实质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毋庸讳言，这一基本思路后来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普列汉诺夫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引发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军对阵及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改造中。他虽然涉猎过黑格尔的许多著作，如《逻辑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美学》等，但他的探讨的重心始终落在黑格尔称为“概念的阴影王国”的《逻辑学》上。
我们再来看看，在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又是如何理解并解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的。从列宁对约翰·普连厄博士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一书的摘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列宁十分重视对这一关系问题的探索。
首先，列宁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对立乃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所以他说：“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学说是倒立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神、绝对、纯粹观念等等。”[6]这段论述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从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阅读并批判黑格尔的。那么，究竟什么是一般唯物主义呢？列宁在另一处写道：“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7]列宁还进一步把由思维与存在关系引发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上升到路线斗争和党性原则的高度上。
其次，列宁强调，黑格尔《逻辑学》的最高成就是辩证法，而正是马克思，批判地利用了这一最高成就，所以列宁写道：“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8]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列宁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甚至还建议成立“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这就暗示我们，辩证唯物论深受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
最后，普列汉诺夫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的观点被列宁明确地表达为所谓“推广论”：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9]
后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以及书中关于“推广论”的更为明确的表述，成了苏联、东欧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权威性的结论。
从列宁留下的哲学笔记可以看出，列宁读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也留意过《精神现象学》，但他读得最认真、思考得最深入的还是《逻辑学》。他还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0]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本质上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关系，这一见解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综上所述，按照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阐释路线，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逻辑学》，其次也是通过《自然哲学》而发生的；由于费尔巴哈的媒介，马克思回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又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始终在辩证唯物主义，甚至一般唯物主义那里。于是，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进行描述的相应的问题域也被制定出来了。这一问题域主要是由以下7个问题构成的：1。思维（意识）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自然）的关系，即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2。认识的起源、本质和辩证的发展过程；3。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4。自然辩证法；5。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性；6。真理的客观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7。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
谁都不会否认，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域支配着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理论界，规约着哲学家们的思考方向。
二、马克思手稿、遗著和笔记中蕴含的阐释路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的手稿、遗著和笔记的陆续出版，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上面我们已论述过的那种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传统的解释模式，以及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特定的问题域的理解也开始面临挑战。显然，在新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稿中，与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以下四个文本：
一是马克思写于1843年，而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27年第一次用原文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第261—313节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手稿的第一页没有保留下来。所以，现在这个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去的，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至多通过《德法年鉴》读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却不可能读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这部手稿问世后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高度重视。比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把这部手稿译为意文，并认为它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一。特别是1989年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反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法律，从而普遍加强了对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尤其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研究。
二是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哲学部分，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没有提到这一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当然都不可能读到过这部手稿。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显示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重要联系一样，《巴黎手稿》则表明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的重要联系。《巴黎手稿》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于同年发表了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长篇论文，指出：
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初始含义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也使人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11]
在马尔库塞看来，《巴黎手稿》已经表明，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是《精神现象学》。
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2年第一次全部用原文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手稿除了第二卷第四章曾发表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7年8月号和9月号外，其余部分（缺第二卷第二、第三章），特别是对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最为重要的第一卷第一章，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不可能见到过。由于这部手稿的主要目的是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历史哲学理论，因而其中频繁地提及或引证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无疑地，这部手稿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曾以原文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当时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这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未接触过，它出版后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阿尔弗莱特·施密特认为，它“对于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然而迄今未被人们利用过”。[12]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观，而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新材料的发现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的话，那么，对黑格尔、马克思的深入研究也促使人们用新的目光来看待这两位大思想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