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如果像恩格斯那样，判定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是一般唯心主义，全部批判就会沿着恩格斯的总体阐释思路展开，从而必定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并阐释为“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如果像马克思那样，判定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本质是历史唯心主义，则全部批判就会沿着马克思的总体阐释思路展开，从而必定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并阐释为历史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理论。事实上，我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再批判”正是在马克思的总体阐释思路上展开的。
（二）辩证法，还是思辨
许多研究者都把“黑格尔的方法（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解为含义相同的两个概念。这种理解方式通常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恩格斯在《出路》一书中讨论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关系时，常常用“辩证法”的概念来取代“方法”，并没有从总体上对黑格尔的方法（论）做出完整的描述和说明。其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过：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69]
研究者们常常沿着恩格斯在《出路》中的总体阐释思路去解读马克思的这段话，他们把这段话中的“合理内核”理解为辩证法，把“神秘外壳”理解为黑格尔的（一般）唯心主义体系。如前所述，按照这样的思路，把在黑格尔那里的“倒立着的”辩证法再颠倒过来，只能是以抽象的自然或物质为载体的辩证法，即自然辩证法或物质辩证法。
与此不同的是，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总体阐释思路，把“神秘外壳”理解为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体系，那么，把在黑格尔那里的“倒立着的”辩证法再颠倒过来，只能是以社会历史或生存实践活动为载体的辩证法，即社会历史辩证法或劳动辩证法。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总体阐释思路中，“神秘外壳”除了历史唯心主义体系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思辨”（Spekulation）。也就是说，思辨才是对黑格尔方法论的总体的称谓，而辩证法只是思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绝不能在“黑格尔的方法（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两个概念之间画等号。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那么，什么是“思辨”呢？人们通常认为，思辨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是任意的构想，在经验和现实中缺乏基础”。[70]也就是说，思辨是一种超越经验的理论思维。研究康德哲学的人都知道，康德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说法：“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71]在康德的视野里，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见解，特别是大陆唯理论的见解属于思辨哲学的范围，而他自己在前批判时期曾经深受莱布尼茨—沃尔夫思辨哲学的影响。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思辨的”与“纯粹的”（rein）是同样意义的形容词，而“纯粹的”则意谓先天的知识尚未杂有经验的事物。康德常常把“思辨理性”作为“纯粹理性”而与“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我们根本不能向纯粹实践理性提出这样的过分要求：隶属于思辨理性，因而颠倒次序，因为一切关切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关切也仅仅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整的。”[72]在这段话中，康德既阐明了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又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赋予实践理性以优先性。康德在研究中发现，思辨理性有一种内在的趋向，那就是把知性范畴运用到总体性的、超验的对象上去，从而自然而然地陷入谬误之中。因而批判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告诫我们决不可以让思辨理性超越经验的限度”。[73]
黑格尔不赞成康德对思辨理性的限制。他写道：“康德哲学的显豁的学说，认为知性不可超越经验，否则认识能力就将变成只不过产生脑中幻影的理论的理性；这种学说曾经从科学方面，为排斥思辨的思维作了论证。”[74]黑格尔从自己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思辨、思辨理性和思辨哲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日常生活里，‘思辨’一词常用来表示揣测或悬想的意思，这个用法殊属空泛，而且同时只是使用这词的次要意义。”[75]也就是说，在对思辨这个词的通常理解中，它具有主观的、任意的特点，但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辨与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他指出：
思辨的东西（dasSpekulative），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因而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方面，但对于尚未经训练的、不自由的思维能力说来，也是最困难的方面。[76]
在黑格尔看来，思辨这个词在哲学方面的根本含义是“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这一含义似乎与我们通常理解的辩证法的含义相同，但我们却不能匆忙地下结论。
黑格尔关于思辨含义的最明确的表达是在其逻辑学中。在讨论逻辑学概念的进一步划分时他写道：“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dieabstraktee），（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diedialektisegativ-verige），（c）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diespekulativeoderpe）。”[77]黑格尔认为，这三个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个部分，而是包含在每一逻辑真实体内的不同的环节。其实，正是通过这段很少引起人们重视的论述，黑格尔展示了他的整个方法论。
这里所谓“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指的是传统的知性形而上学所采取的思维方法。在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中，知性是第一个基础性的环节。黑格尔说：“就思维作为知性〔理智〕来说，它坚持着固定的规定性和各规定性之间彼此的差别。以与对方相对立。知性式的思维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本身自存或存在着的东西。”[78]也就是说，知性思维坚持的是规定的确定性和差异性，这在哲学思维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黑格尔说：“在哲学里，最紧要的，就是对每一思想都必须充分准确地把握住，而决不容许有空泛和不确定之处。”[79]然而，哲学思维又不能停留在知性思维上，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是抽象的、孤立的、片面的。
所谓“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指的是具有怀疑主义倾向的思维方法。在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中，辩证法是第二个基础性的环节。黑格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怀疑主义：一种是“单纯的怀疑主义”，即以主观、武断的态度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另一种是真正的怀疑主义，即怀疑知性的坚执性，确信一切有限事物的虚妄不实。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怀疑主义不应该被看成一种单纯怀疑的学说。怀疑主义者也有其绝对确信不疑的事情，即确信一切有限事物的虚妄不实。……真正的怀疑主义，乃是对于知性所坚持为坚固不移的东西，加以完全彻底的怀疑。[80]
正是在肯定真正的怀疑主义的基础上，黑格尔指出：“哲学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内，——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81]黑格尔认为，在哲学上，辩证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古代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常常用辩证法去非难一切知性规定的有限性。在近代哲学家中，正是康德重新恢复了辩证法的重要地位。康德把辩证法理解为理性思维在其本性的驱迫下，冲破知性思维的有限性的结果。黑格尔认为：
康德这种思想认为知性的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乃是本质的，并且是必然的，这必须认为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但康德的见解是如此的深远，而他的解答又是如此的琐碎；它只出于对世界事物的一种温情主义。他似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应具有矛盾的污点的，只好把矛盾归于思维着的理性，或心灵的本质。[82]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坚持的并不是真正的怀疑主义，而是完全处于否定的阴影中的单纯的怀疑主义，所以他“在这里仅停滞在物自体不可知性的消极结果里，而没有更进一步达到对于理性矛盾有真正积极的意义的知识。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83]总之，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乃是这种“辩证的或否定的”思维方法的典型代表。这种思维方法的积极作用是消解和超越了知性思维，其消极作用则是停留在单纯否定的阴影中。在黑格尔看来，停留在康德式的“辩证的或否定的”思维方法中是不行的，它使哲学思维产生不出任何积极的成果，而要获得这样的成果，就必须超越这种思维方法，上升到最高的思维方法上去。
所谓“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则指黑格尔本人所倡导的思维方法。在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中，思辨是第三个基础性的环节，也是最高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就是思辨。黑格尔认为，思辨是“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84]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对立”就是知性与辩证理性的对立，就是知性的肯定性与辩证理性的否定性之间的对立。然而，这些对立却在思辨理性中达到了“统一”。要言之，思辨理性在怀疑中有保留，在否定中有肯定，既扬弃了知性的有限性，又扬弃了辩证理性的单纯否定性，达到了对立面的真正的统一。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把辩证法当作黑格尔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实际上，辩证法只是黑格尔整个方法论中的一个环节。假如说，知性思维的特征是“肯定”，辩证的理性的思维特征是“否定”，那么，思辨的理性的思维特征则是“否定中有肯定”或“否定之否定”。由于辩证法，即辩证的理性只是黑格尔整个方法论中的第二个环节，不是最高的环节，所以辩证法不能用来命名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他的整个方法论等同起来，是理论界长期以来误读黑格尔的表现形式之一，而黑格尔经常把辩证法从其整个方法论中抽取出来，单独地加以论述的做法也助长了这种误解和误读。在我们看来，作为思维方法中的最高环节的思辨才是黑格尔整个方法论的标志和象征。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会致力于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
在马克思之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猛烈批评的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指出：
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不同之点，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远远放到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移置到此岸世界中来，就是说：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85]
毋庸讳言，这一批判路向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学思历程不同，即费尔巴哈是从神学进入哲学，马克思则是从法学进入哲学；也由于他们对现实的关切不同，即费尔巴哈主要关注的是学术，而马克思主要关注的则是政治，所以尽管他们都在揭露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征，但他们的切入点却有很大的差异。费尔巴哈直接抨击黑格尔的《逻辑学》，而马克思的批判则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
马克思写道：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不但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而且也是对到目前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86]
在马克思看来，为了深入地揭露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非批判性和神秘性，还需要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他的另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他在分析这部著作的时候指出：
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87]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当时已经意识到，黑格尔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现实生活，而是现实生活在哲学思维中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黑格尔的思辨是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社会意识支配和统治着现实生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按照这一基本的立场，
我的真正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我的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我的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因此，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就是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