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概念，并把改造世界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使命。
目前流行的哲学教科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仅仅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换言之，仅仅承认实践概念在认识论中的优先地位和作用。这就完全忽视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学说的本体论维度。众所周知，本体论所关注的是存在的真理的问题，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要阐明的根本之点。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劳动时这样写道：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19]
这段重要的论述告诉我们，马克思一开始就不是从认识论，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确定实践活动的地位和作用的。正是实践的本体论含义决定着它的认识论含义，甚至决定着认识者是否具有自己的认识或直观的能力。这就启示我们，一方面，绝不能只沿着认识论和科学技术的角度谈论实践概念，最根本的是揭示实践概念的本体论含义，并把这方面的含义理解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所蕴含的最根本的含义；另一方面，应该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康德所开创的实践理性的学说结合起来，从而凸显政治实践、法律实践、道德实践和宗教实践在人类全部实践形式中的基础性的作用。只有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即从本体论而不是从认识论出发，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特征的真谛。
三、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人文性
马克思对自己的唯物主义学说的人文性的强调，表明他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重要传统。然而，在目前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中，却存在着一个影响深远的神话：“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即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其实，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接受的哲学遗产，与其说是唯物主义，不如说是人本主义。
如果我们返回到费尔巴哈那里去的话，就会发现，他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实质常常缺乏明晰的认识。在《未来哲学原理》的一个注中，他写道：“在这本书里，唯物主义，经验论，实在论，人文主义之间的区别，当然是无关紧要的。”[20]然而，在稍后出版的《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一文中，他却以坚定的口吻写道：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因为只有这个观点给予我整体性和个别性。[21]
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费尔巴哈并不在乎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哲学，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他更倾向于人们把他的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学。事实上，马克思更多地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而不是从他的唯物主义那里得到灵感的。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人道主义与异化，这使他的唯物主义学说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文性。马克思不仅指出，“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22]，而在整个国民经济学的视野中，“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23]；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性的沦丧，并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4]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天然的联系。在《巴黎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以更确定的口吻写道：
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25]
充分显示出马克思的哲学与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简要地论述了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史，强调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它变得片面了，尤其是在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26]这就告诉我们，唯物主义并不是天然地与人文精神合拍的，既存在着与人文精神一致的唯物主义，也存在着与人文精神敌对的唯物主义。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差别，所以马克思又指出：
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denmitdemHumanismuszusammeerialismus），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27]
在这些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明确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唯物主义学说，而且公开地表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实践上与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还对费尔巴哈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表示赞赏，认为他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批判的要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马克思转而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人”的概念的抽象性，但这绝不表明马克思抛弃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抛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精华，恰恰相反，马克思仍然是这一传统的伟大的继承者，马克思不过是把人的问题奠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阐明而已。马克思以后思想的发展也一再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8]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指出：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9]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其剩余价值的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始终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人文性始终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重要特征。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夸大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以致竟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即人们把人性、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精神通通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加以否定，仿佛马克思哲学是从来不屑于谈论这些东西的，它关心的只是阶级斗争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由于这样的思维定势的形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遭到了严重的曲解，即它被变形为马克思本人批判过的霍布斯式的、“敌视人”的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种误解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
四、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辩证性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辩证性与通常所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并不是一回事。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是辩证法和一般唯物主义的结合，而我们则认为，在马克思哲学中，并不存在着一般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本质上也就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我们这里提到的“辩证性”绝不是以抽象的物质或与人相分离的自然界为载体的，而是以人的历史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为载体的。一言以蔽之，我们在这里讨论“辩证性”时，强调的不是“辩证性”本身的内涵，而是它究竟是以什么东西作为自己的载体。也就是说，我们是从本体论，而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思索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特征的。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0]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性不在于强调抽象的物质是如何运动的，而在于强调人的本质是如何在劳动的辩证过程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绝不是“物质或自然自身的运动”，而始终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载体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人很象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象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31]
这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那种机械论的唯物主义不同，它始终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人的活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流行的哲学教科书总是把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自然作为辩证法的载体，这样一来，人的活动和人类社会这一最重要的基础就被抽掉了，辩证法成了某种类似于诡辩的东西。恢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的辩证性，就是要把人的活动和人类社会作为辩证法的真正的载体。
综上所述，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历史性、实践性、人文性和辩证性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事实上，也只有充分地认识这些基本特征，才能领悟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特殊性，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之所在。
[1][英]贝克莱（柏克莱）：《哲学对话三篇》，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2][德]黑格尔：《小逻辑》，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