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是立足于一般的人，把阶级的对立变成道德观念的对立，并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代替了阶级斗争，因而阶级斗争就具有道德对立的性质。[19]
同样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费尔巴哈，也把社会冲突理解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道德冲突，
因此，人的发展的性质和目的，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上的了。费尔巴哈的这种伤感的空想的哲学，最终成了一种暧昧的伦理学，成了一种所谓普遍幸福和爱的无形的宗教。[20]
上面的分析表明，这两种学说的本质都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观念。虽然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也提出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1]这样重要的历史见解，但他的总体思路仍然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他考察异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视角仍然是“道德评价优先”。如果马克思偶尔也对异化现象做过历史评价的话，那么这种评价始终只具有边缘性的、从属性的意义。
三
我们再来考察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亦即“视角转换”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考察也逐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为“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22]
也就是说，马克思不再赞成青年黑格尔派从单纯观念，尤其是道德观念出发来看待异化现象，而是主张从对现实的历史活动的考察出发，来解读异化现象。这一“视角转换”尤其表现在下面这段重要的论述中：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23]
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充满道德情感的、美文学的笔调来描绘无产阶级在异化劳动中的悲惨处境的话，那么，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客观地评价异化现象，他现在首先关注的不再是有产阶级对异化中处于悲惨地位的无产阶级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而是有产阶级本身也不过是异化的客观的、历史的产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24]
这段论述表明，青年马克思的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总体思路已经被超越了，马克思褪去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道德外衣，开始转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按照马克思初步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应当从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出发去解释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形式的兴衰存亡。这意味着马克思在考察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异化现象时，开始抛弃那种与实在的历史相分离的“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马克思这样写道：“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25]；也意味着马克思开始确立“历史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马克思批评了施蒂纳对“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26]的漠视。在马克思看来，异化首先是历史现象，而不是单纯心理上的、道德上的现象，对异化现象的任何考察都应该以对实在的历史的正确解读作为出发点。
在《反克利盖的通告》、《哲学的贫困》、《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等论著中，马克思进一步清算了“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流派的抽象的道德说教，阐明了“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空幻性和无效性。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把经济范畴独立化和永恒化的错误倾向时进一步指出：“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7]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为人们走出异化“永远存在”的神话，认识异化概念的历史特征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在下面这句话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8]在这里，马克思既对资产阶级的客观的历史作用，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异化所包含的客观的历史意义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已经完全摆脱青年时期的“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所蕴含的感伤主义，把“历史评价优先”作为考察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包括异化现象）的根本出发点。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正是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马克思彻底抛弃了青年时期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做出了新的诠释。与此同时，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视角也由“道德评价优先”转换到了“历史评价优先”上。
四
最后，我们来探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有趣的是，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内涵表现得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刻，但却遭到了研究者们最大程度的忽视。下面，我们重点论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异化理论。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9]
这段重要的论述包含以下三层含义：其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时，异化和物化的现象才存在。作为历史现象，异化和物化既具有客观必然性，又具有历史短暂性。其二，这种异化和物化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使“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得以形成。其三，正是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异化阶段客观上为第三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马克思在谈到“全面发展的个人”时写道：
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0]
也就是说，普遍异化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是一起降临的，绝不应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而应该坚持“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首先看到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没有这种现实的、普遍的异化作为媒介，共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永远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在马克思看来，试图撇开普遍的异化来谈论个人的全面发展，乃是一种“浪漫主义观点”。
当然，共产主义是对普遍异化和物化现象的扬弃，但这种扬弃绝不是凭空进行的，相反，正是在普遍异化和物化的历史条件上才得以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31]
这充分表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完全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异化现象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沿着两个侧面展开：一方面，通过“自然历史过程”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历史评价优先”获得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写道：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32]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当我们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当然也包括经济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时，首先不是从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出发去追究个人的主观动机和道德责任，而应该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出发，去阐明这些现象（包括异化现象）何以在历史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成为可能。要言之，这里的着眼点是客观的历史运动和历史评价，而不是主观的道德观念和抽象的道德评价。在马克思看来，庸俗经济学之所以对“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33]丧失了批判能力，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