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
一
自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面世后，异化问题在西方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问题曾一度沉寂下来。战后，异化问题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并迅速地波及苏联和东欧诸国。当这股理论思潮蔓延到中国时，中国理论界正处在对十年浩劫的沉痛的反思之中。顷刻之际，这个问题成了中国理论界的第一话题，相关的论著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然而，时隔数年，异化这个词又突然神秘地从中国的理论话语中消失了，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如何解释这种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理论现象呢？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下面的原因引起的：
第一，一般说来，人们是以情绪化的态度来看待异化问题的。如果说，科技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及战争的灾祸使西方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化，那么，战争的创伤、斯大林主义现象和中国的“**”同样也使东方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的、压抑的状态下。而“异化”似乎正是道出这种普遍的疏离感和压抑感的哲学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异化热”具有理论探索的性质，不如说具有情绪宣泄的特征。换言之，人们不是在理论上探索异化，而只是在情绪上感受异化。无论是“异化热”的突然兴起，还是它的迅速退潮，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即它仅仅是情绪上的“热”，而不是真正的理论研究上的“热”。
第二，从根本上看，人们误解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含义。[2]或许我们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即迄今为止已经发表的、几乎所有的论文都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指的是私有制背景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存在的种种消极的因素，马克思运用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从伦理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表达他对这一社会的道德上的义愤。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否也曾以积极的、肯定的方式理解并谈论过异化现象。换言之，人们只是从道德评价的维度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完全忽视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历史评价维度。[3]事实上，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异化作为客观的历史现象具有其积极的含义。由此可见，人们普遍地误解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根本含义，这是肤浅的、情绪化的思维态度必然导致的结果。
第三，在相当的程度上，人们忽视了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匈牙利学者M。瓦依达所指出的：
如果我们要想在过去几十年所发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那将是徒劳的。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这个极为重要的范畴，甚至在总结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的大量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都根本没有被提到。[4]
人们通常认为，青年马克思使用过异化概念，但当他创建了自己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后，这个概念也就被弃置不用了，即使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偶尔提到这个概念，它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或边缘性的意义。[5]按照这种流行的见解，异化概念似乎只是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专利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它不但没有实质性的地位，甚至完全可以不予涉及。显然，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们没有深入地解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对这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做出认真的反思。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原因既促成了“异化热”的迅速形成，也导致了“异化热”的突然消退。显然，唯有冷静的、深入的理论思索，而绝不是情绪化的态度，才能真正地揭示出隐藏在马克思异化概念中的谜团，从而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含义、实质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做出合理的说明。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冒着可能被流俗的见解讥笑的危险，而独自面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这一冰点问题时，我们正是在偿清历史的宿债。换言之，我们不愿意马克思理论中的一颗明珠长久地被尘埃所覆盖。本文提出如下的见解：
其一，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这一概念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天）、《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到1844年1月）、《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等著作。第二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等著作。第三阶段主要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和《资本论》（1867）等著作。
其二，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这一转换主要发生在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阶段上。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从“道德评价优先”[6]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从前者看来，异化现象是消极的，应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从后者看来，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客观的、必然的，应该从历史评价的维度上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从总体思路上看，前者从属于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后者则从属于以历史演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7]
其三，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不是象征性的、边缘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如果说，作为异化的特殊表现方式的“拜物教”揭开了传统的抽象物质观的神秘面纱，从而为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扫清了思想障碍，那么，异化的一般表现方式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从而使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拱顶石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得以确立。
二
我们先来考察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亦即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众所周知，推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是异常丰富的。一是黑格尔的思想。青年马克思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8]事实上，从1837年起，马克思在柏林就加入了以布·鲍威尔为首的博士俱乐部，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名重要成员。二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1841年，费尔巴哈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在德国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正如戴维·麦克莱伦所指出的：
到1843年底，费尔巴哈的影响在所有那些不归附于布鲁诺·鲍威尔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马克思、恩格斯、赫斯、卢格和他们的热衷于“人”的观念的同伴中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9]
三是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圣西门为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学说是通过海涅的著作和青年马克思曾专心致志地聆听过的甘斯博士的演讲而在德国传播开来的。据布·鲍威尔后来说：“1843年初，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口号。”[10]青年马克思于1843年移居巴黎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了这种共产主义学说。四是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1842—1843年，青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这些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1]，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决心。
上面列举的四个方面构成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主要背景，而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形成也是与这一背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异化主要是指精神上的异化，即绝对理念在运动中异化或外化出自然界，那么，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异化获得了不同的含义。费尔巴哈把异化概念运用到宗教批判中，把上帝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并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神学的本质就是人类学，这一见解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布·鲍威尔以更宽泛的方式提出了人的“自我异化”的问题。正如戴维·麦克莱伦所说：“鲍威尔是‘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self-alienation）这个词的创造者，这个词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很快就流行了起来。”[12]如果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还主要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那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更多地在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于切入了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即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概念，并分析了这一概念的四层含义。[13]
毋庸讳言，在青年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民经济学研究维度的切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一新的维度的切入，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和赫斯等人的视域，把异化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青年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总体思路仍然停留在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而正是这一思路决定了青年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独特视角，即“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
比如，在《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乍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信用业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的信任关系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
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14]
在马克思看来，信贷仅仅把“有支付能力的人”理解为道德上“诚实的人”。在信贷中，人不但没有获得自己的尊严，反而被降低为可供抵押的商品、货币、资本或利息，而债务人（通常是穷人）的死亡则被理解为债权人的资本连同利息的死亡。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15]在这里，马克思正是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的。
又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他充满愤慨地写道：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16]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谴责了国民经济学对这种异化现象的掩蔽：
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信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17]
尤其是在国民经济学的人口理论中，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工人则成了真正的“道德的”人。青年马克思从道德批判的角度上强烈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以及国民经济学对这一现象的掩蔽。
那么，青年马克思对异化现象进行道德批判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呢？他下面这段话集中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8]
在这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意义相近的概念。如果说，“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体现出青年马克思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那么，“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人与自然的一致）则体现出他与费尔巴哈人本学之间的思想联系。
这两种学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科尔纽在批评当时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时曾经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