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马克思的“个人全面发展”理论正名
“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今理论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之一。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对这个话题谈得很多，却理解得很少。因此，完全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内涵和实质做一番先行的、深入的考察[1]，然后才能对它做出合理的、有效的说明。
一、“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写下了一句名言：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diefreieEntwiesjedendieBedingungfuerdiefreieEntwigallerist）。[2]
在这里，jeden和aller分别以省略的方式表示“每个人”和“一切人”。不难看出，既然马克思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看作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这就表明，在他的心目中，个人和一切人之间不但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而且比较起来，个人居于基础性的层面上。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叙述其“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进一步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deruniversalenBeziehungen），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universellerVermoegen）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dieuwigderIndividuen）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freieIndividualitaet），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
必须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使用的德语名词Individuum（复数为Individuums或Individuen），专指“个人”，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在德语中，一般意义上的“人”通常用另一个名词Menss）来表示。Individuum和Mensch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的着眼点是具体的个人，后者的着眼点则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或人类的整体。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并不是泛泛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他注重的是“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确立。
有趣的是，在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中，马克思的“个人全面发展”的提法被不知不觉地转换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提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东方社会内，个人，特别是与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相对的普通的个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以亚当·斯密和卢梭为代表的错误见解，即认为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着独立的个人这种见解时所指出的：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Individuum），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4]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独立的个人在远古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乃是近代世界的产物。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也就是把个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无论是鲁迅先生等学者关于“娜拉出走”问题的讨论，还是巴金的小说《家》、《春》、《秋》，都是围绕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来展开的。后来，诚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救亡的主题（集体至上）压倒了启蒙的主题（个体至上），于是，个人解放的问题被掩蔽起来了。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虽然也谈论“伟大人物和人民群众”，但普通的个人只是作为一个片断被归入到人民群众中，只有伟大人物的个体性存在才成为反思的焦点。“**”后出现的“新启蒙”思潮所要继续的正是“五四”前后才开始的普通个人解放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社会的身份制度向当代社会的契约制度的转化，个人本位和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当代生活和文化的基础。事实上，只有领悟当代生活的实际诉求，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
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强调的“个人全面发展”，实际上是指个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这样写道：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Vermoegen）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Faehigkeiten）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
这里的两个德文词Vermoegeen在中文里都可以译为“能力”。在马克思看来，全面发展的个人蕴含着其全面发展的能力，而全面发展的能力的造就又是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马克思之所以从能力的角度来谈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因为他深受德国诗人席勒的《美育书简》的影响。席勒敏锐地发现，在西方社会中，随着分工变得越来越细，个人能力的发展显得越来越片面。马克思的上述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席勒见解的一个回应。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唯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内，这样的理想才可能实现。
那么，从当代人的角度来看，什么是“能力”呢？显然，能力是指人的才能、才华。比如，一个人会开汽车，会讲英语，会操作电脑，会弹钢琴等，这些都属于能力的范围。在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是“多才多艺”的，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他具有多方面的能力。显然，一个人越是多才多艺，他的能力的发展也就越全面，而他的能力越发展，也就越印证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个人。
马克思关于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理论，在中国理论界获得了新的诠释。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了个人素质全面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素质”（Qualitaet）既具有能力的含义，又是一个在总体精神境界上比能力更高的概念。要言之，素质也就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本的品质。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文情怀，是否拥有崇高的道德观念、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法律意识，都涉及他的素质的高低。所以，一方面，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蕴含着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在立足点上又要高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我们认为，个人素质全面发展的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个人身上的统一。科学精神的基本内容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尊重客观规律、为真理而献身等；人文主义精神的基本内容则是尊重人格、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强调平等、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等。
由此可见，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并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对立的。事实上，个人素质全面发展的提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的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理论的积极推进。
三、理想状态中的全面发展和现实状态中的片面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说的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和中国学者提出的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都是理想状态中的目标。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文精神内涵的发展，“全面发展”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每一个时代对“全面发展”的内涵的理解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一系列伟大人物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
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ganzenMaennern——引者注）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