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自由概念
马克思哲学的不少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和康德时在用语上的重要差异。如果说，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理解为17世纪形而上学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19]的话，那么，他却把康德哲学理解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20]在马克思看来，康德的实践理性和善良意志乃是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采取的独特的形式，虽然具有革命的内涵，但“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21]
马克思不赞成康德把此岸世界（现象界）与彼岸世界（本体界）割裂开来，他把这两者统一在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但他又继承了康德关于实践哲学（本体论）优先于理论哲学（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应该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在本体论领域里发动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事实上，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也就是生存论的本体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人类生存（allermeenz）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2]
马克思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或生存论的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来论述自己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3]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即使他在谈论实践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时，也首先是从本体论着眼的，所以他关心的不是人通过生产劳动去认识什么，而是在私有制情况下人的劳动的异化的本质，以及如何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扬弃异化，达到人性的复归。在马克思那里，即使存在着“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或康德所说的“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这一实践形式也必须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基础上获得理解。
同样地，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也首先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马克思写道：“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24]马克思还把共产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5]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从不以抽象认识论的方式谈论自由概念。如果人们一定要谈论“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也只有奠基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才能获得理解，因为从生存论的本体论的观点看来，人类的认识活动不过是其生存在世的一种样式。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独立的外观就被解构了。
如前所述，由于马克思哲学的某些解释者以“前康德的”方式解读马克思，并在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采取拒斥的态度，于是，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的本体论维度均为认识论维度所吞并，从而把马克思哲学实证化，变成了一种与实践理性相分离的、抽象的认识论。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关于“工具的合理性”和“价值的合理性”的区分、哈贝马斯关于“劳动”（工具的行为）和“相互作用”（交往的行为）的区分，都包含着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工具的合理性”，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简化为“劳动（工具的行为）”的倾向。无疑地，这种倾向蕴含着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26]由于上面提到的种种误解，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竟被解释成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的一致性，而本体论或实践理性所关注的问题，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人道主义、异化和终极关怀等，似乎都成了与马克思哲学无关的东西。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下面这段重要的论述：“……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7]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他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所遭到的普遍的误解表明，绝不能把马克思哲学从西方哲学的传统，特别是康德哲学的传统中割裂出来。事实上，马克思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伟大的继承者、批判者和扬弃者。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只有恢复与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之间的创造性的对话，马克思在本体论领域里实行的划时代的革命的意义才能充分地向我们展示出来。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尤其是国内美学研究中出现的不同的派别，几乎无例外地误解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从而使美学沦为认识论的附庸。这表明美学研究者们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特别是这部著作的“导论”部分。参见拙文《美学研究新论》，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
[3]郑昕：《康德学述》，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叔本华在《康德哲学批判》一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我们追溯在康德后已过去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学说的最近的效应及哲学领域里已发生的各种尝试和事件的时候，歌德说过的下面这句令人沮丧的话显然被证实了：‘谬误像水一样，船分开水，水立即又在船后合拢了；第一流的天才人物消除谬误并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这些人物之后谬误再度自然地合拢了。’”SehenA。Shauer，DieWeltalsWilleundV，FrankfurtanMain：SuhrkampVerlag1986，s。562-56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参见[苏]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62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3。
[6]参见拙文《哲学研究与哲学学科分类》，载《光明日报》1995年5月4日。与东方社会的研究者不同，一些目光敏锐的西方学者则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4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共有31章，其中第27章的标题是“卡尔·马克思”；德国哲学家H。J。St在其1987年出版的《世界哲学简史》（KleiederPhilosophie）中专门辟出一节的篇幅来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7][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9]在苏联哲学的演化中，曾经有过“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之间的争论。但这种情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本体论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图加林诺夫说：“对科学对象持本体论观点，即研究对象本身，撇开它与认识它的主体的关系，这是每一门科学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参见贾泽林等：《苏联当代哲学》，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显然，图加林诺夫强调的本体论是与人的生存活动（也包括人的认识活动）相分离的，这一见解并没有超越传统的本体论观念，而我们在这里论述的则是生存论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不但不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分离，相反，它正是以人的生存活动作为前提和出发点的；这种本体论也不与人的认识活动相分离，它把认识看作是人的生存的一种样式。
[10][苏]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171—17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
[11]R。Medited，TheBasicWorksofAristotle，RandomHouse1941，p。1141b。
[12]I。Kant，KritikderUrteilskraft，FrankfurtanMain：SuhrkampVerlag1989，s。78。
[13]I。Kant，KritikderUrteilskraft，FrankfurtanMain：SuhrkampVerlag1989，s。79。
[14]I。Kant，KritikderUrteilskraft，FrankfurtanMain：SuhrkampVerlag1989，s。107。
[15]I。Kant，Kritikderpraktisunft，SuhrkampVerlag1989，s。219。
[16]I。Kant，KritikderUrteilskraft，FrankfurtanMain：SuhrkampVerlag1989，s。144。参见拙文《自由概念两题议》，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
[17]I。Kant，KritikderUrteilskraft，FrankfurtanMain：SuhrkampVerlag1989，S。222。
[18]A。Shauer，DieWeltalsWilleundV，SuhrkampVerlag1986，s。377。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6]哈贝马斯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的精确分析表明，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的标题下把前者归结为后者，即把交往行为归结为工具的行为。”（SeheedWissenschaftals“Ideologie”，FrankfurtanMain：SuhrkampVerlag1970，s。45。）毋庸讳言，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实践和劳动概念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他没有从本体论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