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1]03
然而，我们又注意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又说过：
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偶然性必须于进入哲学领域时立即排除掉。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同样也是必然的。[106]
显然，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哲学史”，不是“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而是按照黑格尔的逻辑的进程进行取舍并被表述出来的哲学史，即“按黑格尔方式表述出来的哲学史”。
综上所述，在黑格尔那里，“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它与黑格尔所说的“逻辑”的关系只能说是“大体上”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体系出现的时间的次序和逻辑学中逻辑理念开展的次序都服从“由抽象进展到具体”的原则。至于“按黑格尔方式表述出来的哲学史”，因为已经过其逻辑进程的取舍和清洗，所以，它与黑格尔所说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黑格尔之所以在表述这方面的思想时语言模糊不清，是因为他把“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与“按黑格尔方式表述出来的哲学史”都称为“哲学史”，没有把它们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还发现，乍看起来，黑格尔在谈论哲学史与逻辑之间的关系，其实，他的真正的意图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学中逻辑理念展开的次序重新安排“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尤其是排除了其种种“外在性或偶然性”，使之转化为“按黑格尔方式表述出来的哲学史”。
在这里，触目可见的是黑格尔式的逻辑暴力和绝对不允许偶然性存身的必然性的严酷专政。与其说黑格尔在讨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不如说他在用逻辑“谋杀”历史。众所周知，历史的生命正在于其丰富的偶然性，在这个意义上，用逻辑去排除、清洗历史中的偶然性，无异于把历史抛进硫酸池中，让它化作一缕轻烟。由此可见，这里不但见不到作为逻辑学家的黑格尔与历史的亲善关系，反而处处见到：黑格尔试图把哲学史或其他历史开辟成逻辑的跑马场。比如，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有”对应于希腊哲学史上的巴门尼德（公元前540—前470），“无”对应于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创立的佛教，而“变”则对应于希腊哲学中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4—前484），这完全是从其逻辑理念推演的需要出发而排列出来的次序，与哲学史上的时间的次序毫无关系。这种充满随意性和跳跃性的、神秘化的逻辑游戏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黑格尔试图用这张可怕的逻辑之床去度量哲学史和其他一切历史。马克思早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经指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107]费尔巴哈在1866年3月致威廉·博林的信中回顾自己当年对黑格尔的批判时，也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哲学面前发抖，正如生命在死亡面前发抖一样。”[108]
在关于哲学史与逻辑的一致性问题上，黑格尔提到的“由抽象进展到具体”的原则有一定的意义，但黑格尔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出发，自然而然地误解了这一原则，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
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09]
相反，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区分了两种“具体总体”：一种是“思想总体”（Gedaaet），它是思维综合的产物；另一种是“实在主体”（dasRealeSubjekt），并指出：
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110]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是，拆穿黑格尔的逻辑理念追求的虚假的具体性和总体性，返回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实在主体上来。
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把黑格尔使用的“抽象”和“具体”的概念理解为实在主体中的结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写道：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11]
有趣的是，马克思不但对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思想中蕴含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持批判的态度，而且以经济范畴史为例，表明在不少场合下，时间的次序与逻辑理念的次序是“恰好相反”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启示我们，在历史与逻辑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致性，这种所谓一致性正是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典型表现。重要的不是从逻辑理念的虚假的具体性出发思考问题，而是要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实在主体出发思考问题，就经济范畴的次序来说，完全取决于这一实在主体的内部结构。
然而，为什么马克思如此严厉地加以批判的所谓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会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理论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与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认同式的解读分不开的。在写于1859年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恩格斯留下了这样一段论述：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2]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引申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从整段论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关于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一致、关于经济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次序和在逻辑中发展的次序大体一致、关于历史和逻辑各自在发展或展开中“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的大体上的一致等观点，与黑格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黑格尔讨论的是哲学史与逻辑的一致，而恩格斯讨论的则是经济范畴史与逻辑的一致。
第二，尽管恩格斯提出，在经济范畴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历史方法或逻辑方法，但他像黑格尔一样，真正倚重的是逻辑方法，所以他认定，“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他在肯定逻辑方法重要性的时候，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地批判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第三，虽然恩格斯强调，逻辑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但他实际上同黑格尔一样排斥历史方法。他认为，历史上存在着种种“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更重视的是“思想进程”不被打断。也就是说，他同黑格尔一样，不喜欢“实际上发生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是充满偶然性、曲折性和跳跃性的，他真正喜欢的是“被黑格尔式的逻辑范畴或思想进程整理过的、排除任何偶然性的历史”。当恩格斯进一步表示，“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113]时，他完全把历史理解为逻辑的插图集，每当逻辑推演或思想进程需要的时候，就向历史索取“例证”。显然，在这样的逻辑暴力的统治之下，历史这门学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它成了由一大堆“例证”组成的碎片。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布·鲍威尔的类似的观点时所说的：“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114]
下面，我们尝试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对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做出批评性的总结：
其一，黑格尔讨论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历史唯心主义和“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按照这样的基础和出发点，唯一重要的是逻辑理念及其推演的过程。马克思把黑格尔的逻辑理念颠倒过来，置换成“实在主体”，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用“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取代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在讨论经济范畴的排列次序时，马克思认为，这种次序不取决于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次序，而是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总之，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他重视的是历史与结构的关系，而在这一关系中，结构处于优先地位。
其二，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地谈论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它们之间也根本不可能是一致的，因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而逻辑则体现为对必然性的崇拜和对偶然性的排除。马克思不但不同意黑格尔的观点——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次序与它们在逻辑中的展开次序是大体上一致的——而且在谈到经济范畴的次序时针锋相对地说：“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
其三，那么，黑格尔关于逻辑和历史的发展都遵循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是否有效呢？马克思认为，即使是这条原则也不能抽象地谈论。他考察了历史上出现过的许多现象后指出：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115]
实际上，马克思不但不赞成沿着由简单到复杂这样的思路来研究经济关系，反而主张把这一思路颠倒过来，从复杂的关系出发去研究并理解过去的简单关系。他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16]
事实上，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正是对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方法的“哥白尼式的倒转”，因为黑格尔把历史的开端和逻辑的开端，即最简单的范畴所在的地方视为研究的起点，而马克思则正好相反，他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最复杂的生产组织的结构视为自己研究的起点。
其四，黑格尔强调历史与逻辑一致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更不是像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体现出“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117]恰恰相反，他的目的是使哲学史和其他一切学科的历史融解在他的逻辑学中。换言之，让逻辑学君临天下，成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其实，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早已指出：
在这里，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在这里，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化为乌有，变成抽象的思想。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118]
如果说，黑格尔试图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的观念，用逻辑来吞并历史，那么，马克思则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坚决反对逻辑对历史施加的任何暴力，肯定历史经验的始源性，并努力恢复历史的真相。谁都不会否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的典范之作。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是把历史作为逻辑的例证、插图或注释，而是突破黑格尔式的先验的逻辑架构，充分地占有历史资料，从而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过程及其原因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与黑格尔对逻辑范畴之间的差异性的重视相反，马克思重视的则是实际上发生的历史中真实地存在着的差异。当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套用到其他民族中去的时候，马克思尖锐地批评道：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9]
事实上，马克思在与查苏利奇的通信中提出的“跨过卡夫丁峡谷”的观点也奠基于他对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的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章的宗旨是彻底偿还我们对黑格尔欠下的理论债务。在当前中国理论界，思想解放，首先就意味着，从我们自以为已经摆脱，但实际上从未摆脱过的黑格尔的先验逻辑思维的框架中真正地摆脱出来。我们再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用先验的逻辑图式去任意地裁剪和肢解活生生的现实和依然活在当代人心中的历史，而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恢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历史和现实的始源性。其实，列宁早已告诉我们：“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120]这就启示我们，离开了实践、历史和现实，逻辑什么也不是。就像一棵草就只有一棵草的价值，一杯水就只有一杯水的价值一样，逻辑也应该退回到与它的实际价值相符的地位上。
记得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在脱离黑格尔的“逻辑监狱”后，重新感受到天空是蓝色的，草地是绿色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坚定不移地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思辨思维和逻辑泛神论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们的心灵将向实际上发生的历史和现实开放，将学会尊重并容纳一切新鲜经验和偶然性，我们也将在自己的思维方法的旗帜上写上《浮士德》中的箴言：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
[2][苏]约夫楚克等：《普列汉诺夫传》，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5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