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超越党派而是本身变成党派的时候，当它不是作为理性的利刃而是作为专横的钝剪出现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以及当它由于批判能力尚差而错误地把个别人当做普遍智慧的化身，把强力的命令当做理性的命令，把墨渍当做太阳上的斑点，把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当做数学作图，而把粗暴蛮横当做论据有力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11]
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们所制定的新闻检查制度中。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排斥不同的见解，贯彻自己的意志，从而牢牢地维护着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第四，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获得统治地位，必须夺取政权，确立自己的诠释权。马克思这样写道：
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2]
革命阶级在其初期的行动中之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换言之，之所以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动员更多的人们起来参与革命；而革命阶级之所以把夺取政权理解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之一，也正是为了使自己的全部诠释活动，乃至全部新的统治活动获得合法性。必须指出，正是马克思向我们揭示出这一任何其他的诠释学家都没有告诉过我们的、有趣的现象——诠释的错位，即一个阶级通常会把自己的利益诠释成适合于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普遍利益。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权力诠释学的语境及“诠释的错位”现象的存在，才能在诠释学的研究中真正地获得批判性的眼光。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的诠释活动与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每一历史时期的、现实的诠释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权力的阴影下展开的；还阐明了每个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伟大真理，从而为一切真正批判的诠释活动的展开澄明了理论前提。
三、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独特的视角展示出现实的诠释活动所无法规避的真理，而在正统的诠释学发展史上，这些真理却是蔽而不明的。在当今理论界，正统的诠释学已经获得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正统的诠释学家那里，马克思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他者”。在这种情况下，阐发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当代意义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其一，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摆脱了正统诠释学的抽象的理论态度。众所周知，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诠释学主要把诠释活动理解为准确地解读文本的方法。自从海德格尔把诠释活动理解为“此在”在世的样式，传统的诠释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伽达默尔进一步系统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从而使当代诠释学得以确立。然而，无论是传统的诠释学，还是当代的诠释学，本质上都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没有揭示出现实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真实的境况和实际的界限。
这里所谓的“真实的境况”是指每一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政治权力对一切诠释活动的渗透。正统的诠释学理论，不管是它的传统形式，还是当代形式，由于抽去了政治权力这一根本性的维度来探索诠释活动的基础，这一基础始终是不完整的、抽象的。虽然海德格尔把诠释活动理解为“此在”在世的样式，并进而把“此在”划分为“本真的此在”和“非本真的此在”，但这种划分不但没有澄明“此在”的政治维度，反而模糊了这一维度。海德格尔对纳粹的认同就是他的诠释活动的出发点模糊不清的一个明证。[13]其实，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我们只能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一切诠释活动。撇开这种真实的、历史的境遇，诠释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就显得模糊不清了。
这里所谓的“实际的界限”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对一切诠释活动的合法性界限的规定。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活跃于一切诠释活动中的理性不应当是漫无边际的，它的实际的边际亦即它的合法性，而所谓“合法性”，也就是对统治阶级的权力的认同，换一种说法，就是不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这样一来，任何诠释活动是否得到认可的一个潜在的、根本性的标志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它就是：合法的（legal），还是非法的（illegal）？这里关系到的正是权力诠释学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切现实的诠释学都是权力诠释学。[14]这就启示我们，只有返回到马克思那里，诠释学的发展才能从抽象走向具体。
其二，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确立了一种实质性的批判态度。由于一切诠释活动都是在政治权力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在人们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权力状况获得正确的认识之前，是不可能在文本解读中真正地确立起批判意识的。海德格尔虽然强调诠释者应当确立追寻存在的意义的视角，从而正确地进入诠释学活动，但只要诠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政治权力结构不甚了了，那么，不管他如何侈谈“存在的意义”，他都难以正确地进入诠释活动，也难以揭示出被诠释对象的实质。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如果人们不了解某一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地位这一背景，人们也就很难对当时流行的、关于分权理论的文本的来龙去脉和实质做出合理的诠释。
其三，正是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使我们认识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一方面，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定会牢牢地把握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任何革命阶级为了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也必定会高度重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著作都蕴含着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敏锐的领悟。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谁把握文化诠释权的问题，也就是谁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这正是我们一进入权力诠释学的视域就必定会遭遇到的问题。反之，也只有确立起批判的权力诠释学的标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才会真正地显露出来。
总之，唯有马克思的奠基于实践诠释学的权力诠释学理论才为诠释学的发展铺就了一条真正通向现实生活的、批判的道路。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参见拙文《马克思实践诠释学初探》，见《俞吾金集》，536—554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也可参见拙著《实践诠释学：对马克思哲学和一般哲学理论的重新解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7—3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正如詹姆逊在谈到政治解释的优越性时所说的：“它不把政治视角想象为某种补充性的方法，也不把它想象为当今流行的其他方法——心理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的辅助方法，而是把它理解为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视界。”SeeFridri，ThePolitiscious，iversityPress1985，p。1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有趣的是，美国哲学家罗蒂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偶然的纳粹主义者”。在他看来，海氏之所以加入纳粹，乃是“政治上无知”的结果。（参见[美]罗蒂：《后哲学文化》，38—3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但另一些学者，如勒维特却表达了另一种见解。勒维特在谈到海氏时指出：“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忠诚就存在于他的哲学精髓之中。”参见[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4]我们往往发现这样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任何一个机构在公布某一个与一些人的利益关系相关的文本时，总不会忘记写上这样一句话——“本文的解释权属于本机构。”这里关涉到的正是诠释的权力和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也泄露了如下的秘密，即一切诠释学本质上都是权力诠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