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二个基本问题
一旦我们把握到这一点，即单单这些价值就能引导我们的意愿与行动，在生活中它们千百次地得到实现，在人格与境遇、关系与事件中同我们相遇，它们每时每刻地环绕着我们，支撑着我们，用光亮与辉煌充实我们的生存——这远远超过了我们有限的理解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提出伦理学的第二个基本问题：为了参与生活，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在生活中、甚至一般地在世界上，什么是有价值的？为了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要把握什么、重视什么，才使自身成为属于自己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尚且缺乏的感觉与感官是什么，使得我们必须首先在我们自身中培养、磨砺并教育它？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庄重性绝不亚于应当做什么的问题。确实，在内容上它比第一个问题不知要宽广多少、丰富多少和全面多少，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包括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在境遇中要求于我的，不过就只是要求我去决断、意愿与行动，如果我不知道境遇中的价值与非价值，那我又如何能够知道我该做什么！如果我肯定不会用笨拙的手毁掉那些也许像所有现实东西一样的不可挽回的有价值东西，那我不是将不在黑暗中摸索，不会犯下各种错误吗？
因此第二个基本问题就居于第一个基本问题之上了。它证明自己事实上是前提，是先决条件。
它除了在实践的现实意义上居上，在更宽广的形而上学意义上亦是如此。然而人存在的意义并没有在人成为造物主的同仁以及世界的塑造者这一荣耀天职中得到完全的阐释。如果劳作（Wirken）在作品（Werk）中死亡，它的意义何在？如果所创造的东西不包含意义，对于一个意义理解者不是有意义的，那么创世本身的意义又何在？人的形而上学意义难道不正是在这同一个世界内劳作并创造，世界对他来说才有意义？当然，世界也唯有在人心中才有它的意识，它的自为存在（Fürsi）。人之于世界是什么，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对于世界而言的它的本质。人在宇宙中的渺小、短暂与无能并不能阻止其高于低等形成物的存在之上的形而上的伟大和优越。
人是客体中的主体，是认识者、知识者、经历者、参与者，是存在与世界的一面镜子；在此理解中他实际上就是世界的意义。这种思辨不是任意武断的、异想天开的幻想，而是对我们能够理解、但又不能完全解释的那一现象的朴素表达，即人的宇宙地位之现象的表达。我们不知道，是否还存在另一面与在我们人的意识中所构成的镜子不同的世界之镜；在这一点上自由想象可能会导致幻想，但这并不会对人的世界地位产生任何改变。我们可以确信人的这种世界地位，以便我们知道它，它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在此地位中人存在的形而上意义。人也许是现实东西的一面模糊的镜子，但它依然还是镜子，存在者能够在这面镜子中照见自身，只有对于人而言它才有意义。倘若没有人，它是否还有意义，或者说，如果没有意识，世界是否就是无意义的，这超出了人的判断力。
人存在的这种意义不能在单纯接受这一形象中得到完全阐释。如前所述，不带兴趣的参与、意识的纯粹理论设置，都只是一种抽象。人首先是实践的，其次才是理论的。他的观看从一开始就是态度。人参与到来去匆匆的事件中，就是伴随着情感、兴趣、评价性感触的表态。不偏不倚、冷静清醒的思想只是第二位的蒸馏物。而且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价值感的力量、影响范围及其正确的定向。价值感的狭隘化、目光短浅、缺乏对可把握的广袤现实东西的感受，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狭隘的生活兴趣之限度，最实际的、受眼前的匆忙所支配的自我关系之限度同时就是他们道德世界的限度。他们的生活是受限制的、琐细的生活，是一幅人性萎缩的讽刺画。
如果只是要获得如此受限制生活的道德上的低水准尺度，根本不需要伟大的形而上学视野，价值感的麻木已经将内在的烦闷印在额头，它直接对人实施了报复。与之对应的就是道德贫乏和生活空虚。对它而言，实存的艰难就是一种负担，生活不值得过。对生活的厌倦不是来自生活的充实丰富，而是来自生活的贫乏。
进而言之，现实生活的贫穷与富有——永远现成在此且以万有的丰富性环抱我们的生活——处在何等尖锐的矛盾中！人的悲剧在于：一个饿得要死的人坐在摆满佳肴的餐桌前，却不伸手去拿，因为他看不见在他面前的是什么。因为现实世界的丰富性是不竭的，现实生活浸透着价值，充溢着价值，凡是我们把握到这一点的地方，生活就充满着神奇并富丽堂皇。
然而这些命题无法使自身得到“证实”。因为就像我们无法向任何人证实，有一个他根本不能看见的东西一样。进而言之，在这里一个人能否摘掉另一个人的［价值］白内障——伦理学作为科学究竟能否做到——这必定还是存疑的。然而，一般说来学着去看，唤醒人的感受性，培养和教育人的价值官能当然还是很有可能的。存在着某种伦理引领、引向生活中的价值充实、通过自身观看打开眼界，通过自身的参与来分享。也存在着朝向人道的教育，如同朝向人道的自我教育一样好。
六、人格和境遇的价值内容
我们面对的要求要以这个朴素的问题开始：什么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未曾察觉地溜走了？被我们忽视的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整个困难都在于此。简单地指出这一点并没有排除这一难题。对于每一种价值内容来说，价值感（Wertsinn）必须本己地唤醒。价值内容无处不在。我们看见它们时，它们每时每刻都紧靠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不见它们时却反之。每一个人、每一种人的特性都充满价值内容，都有意义，独一无二地延伸到最不可估量的幽暗之处。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型世界，不仅是作为本己的存在结构，而且作为本己的价值结构。不亚于人格的每个实在的对应物、每种境遇，只要或宽或窄的生活联系把它们产生出来，它们无论如何就是一个相交错的各种约束力、张力和解决方案的复合体，是各种意念（Gesinnung）的相互叠加。各种**、平静的情感后台，或者嘈杂的党派态度和粗暴的党派行为，所有这一切都多方面地相互牵制、互相限制，在相互反应中得以强化和复杂化，被流露出的好感或反感交织起来并进而提升到性情的较高层面，最终被参与者或明或暗的境遇意识重新体验为一个整体，作为主观上扭曲了的整体印象而与各方参与者们同样印象性的理解相对峙。伦理的境遇绝不会消融在人格里，它永远都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是超出人格之外的底层物（Liegendes），尽管没有人格它就不是持存物。伦理的境遇还是一个自为的宇宙，具有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自身的法则性；它对人格所起的规定作用绝不亚于人格对它所起的规定作用。并且，与这种自身存在相对应的是自身的固有价值。同时境遇也是某种个体性的东西，仅此一次的存在者，不再重来。对于置身于某种境遇中而又没有把捉到它的人来说，就不可挽回地丢失、错过、浪费了这一境遇。
但从近处来看，我们的人生无非就是那来来去去的、不会断裂的境遇之链——从最易逝、最偶然的关系到最内在、最重要、持久地将人与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共同体的和个体的生活就根植于这些境遇，从头到尾地在其中度过。境遇是发生冲突并被迫做出决断的土壤，亦是希望与失望、兴奋与苦难、欢欣鼓舞与虚弱无力的内容所在。
当诗人生动地将人的境遇刻画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就容易看见这一境遇丰富的伦理内容；我们无论如何都能突如其来地直接感受到（dur）它的价值内容，尽管对其特殊而又复杂的价值结构还是朦胧的，没有意识。这时，我感受着伟大者的伟大，崇高者的崇高。
只是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不同于在戏剧艺术中：生活中缺乏大师之手的引领，将有意义的东西不被觉察地带至前台，让普通人的眼睛也能看得见。但生活处处都是一出戏。倘若我们能够永远如同诗人看待生活那样生动地看待我们身处的境遇，那么境遇就会向我们显现出宛如在诗人的创作中那般丰富和充盈的价值。对此的明证在于这一事实：当我们回首往昔的生活时，对我们来说最高的价值音符恰恰就是这样的瞬间，它把完整的具体性和境遇的丰富性浮现给我们，而与我们当时的价值意识是否触及它们的伦理内容无关，甚至这常常与我们之前不成熟的感觉相反，而且对于这种曾经属于我们，但再也不属于我们的永远消逝了的东西，我们也许留下了隐痛。
七、论漠视
漠视（Vehen）这一现象在人生当中是一独特的篇章。如果我们忽略不计我们漠视的一切，即不在意、不关注，更别说对其没有价值感而忽略的东西，那么最终属于我们现实的精神生活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
人生道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交错。一个人会同不计其数的人相照面。但他事实上很少将他们“看作”伦理意义上的人，他只对少数人投以分享的目光——我们也可以说，这是爱的目光，因为价值感的目光就是爱的目光。反过来说，他自己又是被何等少的人“看到”！各个世界相遇，面照面地擦肩而过，遥不可及，各自孤寂，继而又立刻疏远了。或者说，人们一生一世甚至更长都在平行线上奔跑，外表上有联系，也许还被捆绑得相互靠近，然而相互之间依然是封闭的。确实每个人都不能也不该随时随便地沉沦与迷失自我。恰好更深一点的参与依然是罕见和奢侈的。可是，在这种普遍的漠视中每一个人依然怀有一种静谧的渴望深入到人的心灵之中，能被某人“看见”，带着爱意地理解他、感受他，觉察他，难道不是这样吗？而且每个人难道不是看到自己上百次地不被理解、被疏忽，被忽视？对所有人来说，带着一颗渴望的心开始，最后一无所得，徒劳地为他人而实存，不被人看见、不被感觉到、不被照应，不被重用就遭到拒绝，这难道不正是生活中普遍而巨大的失望吗？
这就是人的命运。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每个人的心底都明白他人渴望受到关注的目光，但依然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擦身而过，每个人都是带着隐痛独自承受孤独，这难道不是荒唐至极吗？
难道仅仅只是自身生活的匆忙与不和睦阻碍了每个人，或者也还是由于价值目光的狭隘、个人自我迷恋的锁链、缺乏伸手的能力？
毫无疑问，除了所有本性上的自私自利，除了人的畏惧与虚假的自大外，首当其冲的就是没有能力道德地“看”。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漠视了什么样的财富，我们丝毫感觉不到，我们丢失了什么，什么东西从我们手中脱落，从而使得我们从旁边走开。因此最高的生活价值的丰富性就浪费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渴望的，就是在不可胜数的人心中为我们而在那里的东西。但我们却任其消失，最终自己也两手空空地走开。人的伦理性情的丰满充沛病死在伦理目光的贫乏与无教养上——这种伦理目光就是对同一个人就用同一个人的性情来看它。
这张图像在宏观上难道不会以扩大化和粗糙化的形式再现？在宏观中难道也不存在伦理的参与和理解，也有宏观上的漠视？在国家生活中党派的特殊主义不就是同样的东西，世界历史上大国的沙文主义不也是同样？一个民族好像瞎了眼一样对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与世界天职失去判断力，但党派精神对反对党的合法性与政治价值是盲视的。每个利益共同体仅仅知道自己的目标，仅仅为此而生活，并将整体生活连同个人生活都套在其中。这样一来，个人生活也就从整体的真实生活旁边走开；这种生活对他并不神圣，而且他的组织的生活，正如他发现的那样，仅仅被禁锢在他的时代与他的理解力的狭隘套路内。没有人眼看着生活在构成整体本真生活的巨大联系中，也没有人能敏锐地觉察到历史的脉搏。但是，每个人都身处历史之中，并参与和插手了历史的表演，并有资格成为整体生活的见证者与共同缔造者。他生活着，却漠视他的时代，漠视其时代的价值和使命，漠视其时代的独特的、仅只对于他以及他同时代人才有的本真生活。一个时代，拥有如此过量的党徒与党领，却严重缺乏忠诚的公民与政治家，这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不过此外还有一种历史意识，即历史科学，它重建了整体。但是这种意识却跟不上历史生活的步伐，它总是事后才从已逝生活的踪迹中重建历史生活，出于对遥远过去的模仿呈现出一个苍白的整体图景，即早已从我们生活中走过，再也不会成为我们生活的那些东西的图景。历史意识来得太迟。它不能代替同时代人参与的价值意识。它缺乏身临其境的直接性和参与的高度热情。模仿者的兴趣不是与历史生活相匹敌的关联物；他的爱再也帮不了过去了的生活，而过去了的东西也不会再爱他。
微观的伦理世界与宏观的伦理世界看起来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相互映衬，比天真的人愿意相信的要可靠得多。谁作为单一的人不带爱意地打量自己，那他作为国家公民就会产生错误认识并心怀憎恨，而作为世界公民就会诽谤中伤、挑拨离间。对人的漠视，对共同体的漠视，对世界历史瞬间的漠视——这就是这同一种性情的同样的面目，同样的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同样的自我谴责和自我否定。这就是价值失明与价值浪费。只此一次地给予一代人的东西再也不会再次给予它，亦不会重返另一代人；就如同当时的瞬间充盈只能一次性地给予个人一样。而就如同在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造孽，与在生命意义上的造孽是同样的，都同样荒谬。
八、现代人
如果说有对价值意识的唤醒这件事，那么这就是我们时代亟须做的事情。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无人能够预测。从哲学上来唤醒就很难做到，不过，这也还是哲学分内的事。有一些偏见，只有哲学才能根除。而且也有一些情感上的抵触，大概也只有靠慎思与内省才能抗拒它。
今天人们的生活不利于深刻的活动。生活缺少平静与沉思，人人焦躁不安，行色匆忙，生活俨然一场没有目标和慎思的竞赛。哪怕平静地站住喘口气，马上就落后于下一个人。而且，就像外在生活的种种要求那样，印象、体验、感觉都竞相角逐。我们总是期望着最新的东西，而被每次最末的东西所控制；对于倒数第二个，我们不正眼看一下就已将之抛诸脑后，更别说理解它了。我们活在从感觉到感觉中，由于放手追逐有感觉性的东西，我们的洞察力变得肤浅，我们的价值感变得迟钝。
现代人不仅焦躁不安、行色匆忙，而且迟钝麻木，自命不凡；再没有东西能让他振奋、激动，触动其内心深处。到了最后他对任何东西都只是抱以讽刺的或厌倦的嘲笑。甚至最终他把出于他自己的道德低水准变成一种德性。他把无动于衷以及没有能力去惊讶、赞叹、热忱与敬重提升为持久的、意欲中的生活面貌。然而未经接触就目空一切其实是一种懒惰的妥协。他对自己如此满意，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以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和匮乏。
这种亢奋很典型。在历史上绝不是今天才第一次出现。但无论在哪里出现，它都是虚弱与没落、内在颓废与普遍的生活悲观主义的征兆。
想要趋于毁灭的东西，人们应该任其毁灭。在所有的衰亡中，健康的生命会长出嫩芽。我们的时代并不缺乏这种新生。今天奋发努力的这一代能否凭其猛烈的起跑开辟出新路，是否只有留给后代才能有力地推进到一种新的伦理，今天的人谁能做出预言？但新芽在此已出。它不曾也绝不死亡。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从这种精神困顿中走出来，成为它的唤醒者，唤醒眼前的理念和心中的信仰。
今天的哲学伦理学就在这一任务的旗帜下，它处于新旧哲学思维的分界点上。它的步伐是从有意识的价值研究迈开第一步。它能引领我们走多远，我们今天还不得而知。不过其目标明白地摆在眼前：让人有意识地获得他的“道德官能”，重新为他打开他自己封闭起来的世界。
从此之后，新伦理学要是什么和必是什么就不会认错了。它是否如此以及究竟能否如此，未来将会指教。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其整体品质而言，它自身就是一种新的性情。它意味着一种新的对事物的爱的方式，一种新的奉献，对伟大之物的新的敬畏。因为对它而言，它要开辟出来的世界，重新是伟大而充满价值的，是不会枯竭也不可枯竭的——无论是整体上还是最小的细节上。
因此，新伦理学也要有勇气再去面对整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困难——问题源自对永远的奇妙之物和无解之物的意识。新伦理学的姿态就是再次回到哲学的原始冲动，回到苏格拉底惊异的**。
（邓安庆杨俊英译）
[1]选自哈特曼：《伦理学》（Niahik，4。，ueAuflage，Berlin，1962，WalterdeGruyter。＆leitung），标题由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