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查尔斯·兰德斯曼：“对行动功利主义的评论”，载《哲学评论》，1964（73），243—247页。
[13]R。M。黑尔：《道德语言》，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
[14]参见R。蒙塔古（R。Montague）：“逻辑必然性、物理必然性、伦理学和限量词”，载《探索》，1960（3），259—269页。
[15]参见《心灵》，1936（45），137—156页。
[16]见我的一篇题为“极端的和有限制的功利主义”的文章，载《哲学季刊》，1956（6），344—354页。这篇文章有许多印刷错误。较好的版本收录在菲利帕·福特（PhilippaFoot）编辑的《伦理学理论》（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一书中，或迈克尔·D·贝尔斯（MichaelD。Bayles）编辑的《当代功利主义》（杜博莱德，纽约，1968）一书中。在这篇文章里，我用“极端”和“有限制”来指代布兰特使用的“行动”和“准则”。现在，我更喜欢布兰特这种恰到好处的提法。
[17]参见A。K。斯托特（A。K。Stout）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假如每个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动”，载《澳大利亚哲学》，1954（32），1—29页。这篇文章实际上讨论了与此相同的问题。
[18]关于准则崇拜，参见I。M。克龙比（I。M。bie）：“社会的钟表结构与功利主义道德”，见D。M。麦金龙（D。M。Ma）编辑：《基督教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3。
[19]大卫·莱昂斯：《功利主义的形式和局限》，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与其相似的观点也可以在以下书中发现：R。M。黑尔：《自由与理性》，131—136页，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R。B。布兰特：“一种可信的功利主义形式”，见H。N。卡斯托内塔（H。N。eda）和G。纳克尼基安（G。Nakhnikian）编辑：《道德与行为言语》，119—123页，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1963。
[20]在本文的第一版中，我说：“这一行动可能在现在和未来，产生某种对整个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整个有知觉的存在者的幸福和福利来说是最好的总体境遇。”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因为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福利不等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可能的福利。大卫·布雷布鲁克（Braybrooke）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参见他的文章“在功利主义之间的选择”，载《美国哲学季刊》，1967（4），28—35页。
[21]M。A。卡普兰：“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的某些问题”，载《伦理学》，1959—1960，总第70期，228—232页。这篇文章批判了我的“极端的和有限制的功利主义”，后者载《哲学季刊》，1956（6），344—354页。卡普兰也提出了一种反对我的游戏理论的观点，但该观点似乎只对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来说是令人信服的。卡普兰在一篇有趣的“有限制的功利主义”（载《伦理学》，1960—1961，总第71期，301—302页）的论文中，继续讨论了该问题。
[22]《德拉姆大学杂志》，1963（55），86—87页。
[23]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413页，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62。
[24]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469页，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62。
[25]同上书，428页。
[26]A。N。普赖尔：“行动的效果”，载《亚里士多德学说增刊》，1956（30），91—99页。
[27]应译为黑人史密斯。
[28]K。E。M。贝尔：《道德观点》，纽约，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58。
[29]普兰梅纳兹：《英国的功利主义》，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66。
[30]布兰特：《伦理学理论》，389页，新泽西，普雷泰斯-霍尔出版社，1959。
[31]运用混合策略将在理论上对A。K。斯托特论文中浇花园的例子提供解决办法。见斯托特的论文“假如每个人都采取相同的行动”，载《澳大利亚哲学》，1954（32），1—29页。
[32]参见M。A。卡普兰《有限制的功利主义》和大卫·布雷布鲁克《功利主义之间的选择》中所做的敏锐评论。
[33]D。K。刘易斯：《契约》，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
[34]T。C。谢林：《冲突的策略》，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
[35]参见《澳大利亚哲学》，1972（50），17—19页。这篇论文主要是为了回答D。H。霍奇森（Hodgson）的一个观点。参见霍奇森：《功利主义的效果》，38-46页，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
[36]我说“与真理相距不远”，这是因为观察陈述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的载体，如果它们负载的是不好的理论，我们必定会反对这些观察陈述。
[37]参见P。A。希尔普（Schilpp）编：《G。E。摩尔的哲学》，554页，伊利诺伊，西北大学出版社，1942。
[38]H。J。麦克洛斯基：“对功利主义惩罚的评论”，载《心灵》，1963（72），599页。
[39]J。W。N。沃特金斯（Watkins）在他的“否定的功利主义”［载《亚里士多德学说——增刊》，1963（67），95—114页］中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对我来说，我的文章“伦理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给了沃特金斯错误的印象。我的这篇文章载《哲学杂志》，1965（62），344—349页。本文的最后一章便是根据这篇文章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