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现象学[1]
一、第一人称复数
你若要做严肃的动物学研究，就不可能只是在动物园里逛来逛去，记这记那，好奇地看看稀奇古怪的东西。严肃的动物学要求精确性。这又取决于是否拥有普遍接受的描述与分析的方法，那样别的动物学家才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严肃的现象学更需要一种清楚的、中立的描述方法，因为好像没有任何两个人会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词汇，人人在这方面都是专家。我们非常吃惊地看到，现象学争论方面的“学术”讨论，经常演变成捶桌子打板凳、大吵大闹，每个人都不管别人，只顾自说自话。从某个意义上讲，这是特别令人吃惊的，因为按照长久以来的哲学传统，我们全都同意在我们“向内部看”自己的现象学时我们所发现的是什么。
通常，现象学研究似乎是一种可靠的公共实践，是提取共有的观察结果的问题。当笛卡尔把他的《沉思录》写成第一人称单数的独白时，他显然希望读者会同意他的每个观察，因为读者在各自的心智中做出他所描述的探索时，总会得到与他一样的结果。英国经验论者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在写作时同样持有如下假设：他们多数时候所做的就是内省，而且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复现他们的内省。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把这个预设叫做“历史的、朴素的方法”——在他这里，没有深奥的演绎，也没有先天的理论推理，只是记录观察到的事实，提醒读者对所有观察者来说什么是显然存在的。事实上，每个写过意识问题的作者，都会提出我们所称的第一人称复数预设：不管意识多么神秘，我们（你——尊敬的读者——和我）都能在一起轻松自如地谈论我们共同的亲知，也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意识流里都能找到的东西。而除了少数难以驾驭的例外，读者总是可以和作者沆瀣一气。
这当然是好事，但很不幸，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争论和矛盾的出现，困扰着在相互同意的客气氛围下所提出的那些主张。我们一定是在某件事情上愚弄自己。或许，我们愚弄自己的就是，我们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基本相同。当人们首次碰到现象学思想的不同学派时，他们也许会加入他们觉得正确的那一派，而每个学派的现象学描述，在说明其成员的一般内在生活方面都是基本正确的，于是人们就会天真地作出一般概括，说出一些得不到支持的主张，并声称它如何如何适用于所有人。
或者，我们愚弄自己的也许就是内省的高度可靠性；内省是每个有意识的心智都具有的一种自我观察的个人能力。自从笛卡尔提出他的名句“我思故我在”以来，我们的这一能力就被认为是与错误绝缘的；我们拥有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访问特权，这种访问能力肯定比任何外来者的要好（“想象有人试图告诉你，你弄错了你正在思考和感觉的东西!”）。我们要么是“不会错的”，总是可以确保正确；要么至少是“不可矫正的”，不论对与错，其他人都不能修正我们。
但是，这种不会犯错的信条可能恰好是一种错误，不管它多么根深蒂固。也许，即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现象学上都是基本相同的，一些观察者在他们试图描述它时也会出错，但由于他们非常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所以相对来说，他们不会在任何修正面前示弱（他们是贬义意义上的不可矫正，也就是不可救药）。无论哪种情况，都会产生争议。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我觉得它更接近事实：我们愚弄自己的是，我们以为“内省”活动永远只是“去看和看见”（lookingandseeing）的问题。我怀疑，当我们声称自己正在运用内部观察能力时，我们其实就是在进行某种即兴的理论推理。我们之所以是相当容易受骗的理论家，正好是因为，“观察”的东西如此之少，而武断的看法又是那样之多，完全不管是否产生矛盾。当我们以共同的方式内省时，我们其实正好处于盲人摸象的境地。乍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荒唐可笑的观点，但让我们来看看，可以为这个观点说点什么。
在前一章现象学公园的游历中，你遇到过什么让你感到惊讶的东西吗？比如，直到牌几乎就在你的正前方时，你还是无法认出是哪一张牌，你对此会很吃惊吗？我发现许多人对此都很吃惊，甚至包括那些知道边缘视觉的灵敏程度有限的人。如果这会让你吃惊，那就必定意味着：如果此前你曾就此话题说得滔滔不绝，那你说的很可能是错的。人们常常自称自己直接地知道自己外围视野里的很多内容，而其实他们知道的没那么多。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不是因为他们直接地、不可矫正地观察到了自己在享受这些外围视野的内容，而是因为他们这样说显得顺理成章。毕竟，在正常条件下，你不会注意到你的视野中有任何空白，同时，如果有一个区域确实没有着色，你是能看出其中的不一致的，除此之外，你看任何地方都会发现，那里的每样东西都有颜色，也很详细。如果你认为，你的主观视野基本上就是一个由彩色形状构成的内在图像，那么顺理成章的说法就是：画布的每一部分必定着了某种颜色，甚至画布原来就是某种颜色!但是，这个结论来自一个关于你的主观视野的可疑模型，而非你直接观察的任何东西。
我是在说我们绝对没有对我们的有意识经验的访问特权吗？不，我说的是，我们往往会认为，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犯错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自己的访问特权受到这类挑战时，人们通常承认，他们并没有任何特别的途径来访问自己的有意识经验的原因和结果。例如，他们也许会惊讶地了解到，自己用鼻子辨味，凭脚来听低音，但他们绝不会自称，自己在经验的来源或原因方面享有什么权威。他们只说，自己只是在这些经验本身方面有点权威，这些经验与它们的原因和结果是分离开来的。然而，虽然人们也许会说，他们所自称的权威只是针对自己经验的那些独立的内容，而不针对这些经验的原因和结果，但他们却常常越过自己设定的限制。例如，你愿意在如下命题上打赌吗？（至少有一个是我编出来的。）
（1）你能经验到一个斑点，它同时既全是红色又全是绿色，是一个同时具有两种颜色（不是混色）的斑点。
（2）如果你看着一个蓝色背景下的黄色圆圈（光线充足），黄色与蓝色的光亮度调到一样，这时黄色与蓝色的边界就会消失。
（3）有一种声音，有时被称作听觉的理发店旋转标志彩柱（theauditorybarberpole），它好像总是在音高上不断上升，但又从来没有真正升高。[2]
（4）有一种药草，如果服用过量，就会让你无法理解用母语说出的口语。在药效消失以前，你的听力未受损伤，没有模糊的地方，也没有多余的噪音，但你听到的语词，在你听起来就像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即使你大概知道它们不是。
（5）如果你蒙上眼睛摸自己的鼻子时，一个振**器在你胳膊的某一点上振**，你就会觉得自己的鼻子像皮诺曹（Pinocchio）的一样正在变长；如果振**器移到另一点，你就会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好像你把鼻子从里面挤出来了，而同时你的食指就停在你头盖骨里面的某个地方。
事实上，第四个是我杜撰的，不过，就我所知，它可能是真的。在神经病理学中有一种病症叫做人面失认症，这种病的研究相当完善；在这种病中，你的视觉完好无损，你也能用视觉轻易辨认绝大多数东西，但你却完全不认得最亲近的朋友和同伴的面孔。再次强调，我的重点不是在于，你没有对你有意识经验的内容或本性的访问特权，我的重点在于，我们必须警惕在这个问题上过于自信。
在现象学公园的导游途中，我曾推荐许多简单的实验请大家做。这不是出于“纯粹的”现象学精神。现象学家往往主张，由于我们在自己的现象学的生理原因与结果方面没有权威，所以，在我们试图给出一个纯粹的、中立的、前理论的描述，来说明我们在日常经验进程中所发现的“被给予的”东西时，我们应该忽略原因和结果。也许吧。但是，现象学公园的奇怪居民，还有多少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啊!如果一个动物学家企图从狗、猫、马、知更鸟和金鱼的观察出发，推广到整个动物科学，他很有可能漏掉一些东西。
二、第三人称视角
由于我们将要尽情投入不纯粹的现象学，所以在方法上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小心。现象学家采用的标准视角是笛卡尔的第一人称视角，在这一视角里，我以独白（我让你可以听到这种独白）的形式来描述我在我的有意识经验中所发现的东西，指望我们会达成一致。但是，我已试图指出，由此形成的第一人称复数视角的亲密合作只是错误的危险孵化器。事实上，在心理学历史中，正是因为人们不断认识到上述方法论的问题，这才导致内省主义的衰落和行为主义的兴起。行为主义者非常小心地避免推测在我的、你的、他的、她的、它的心智中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他们倡导第三人称视角，在这一视角中，只有“从外部”收集到的事实才可算作数据。你可以给行动中的人录像，然后测量与身体运动有关的任务的错误率，或者按按钮或杠杆的反应时间、脉搏次数、脑波、眼动、脸红（只要你有一台可客观测量它的机器），以及皮肤电反应（由“测谎器”测得的电子传导率）。你可以打开受试的头盖骨（运用外科手术方法或者采用大脑扫描装置），看看他们的大脑在发生什么，但是，只要你使用的是自然科学的主体间可证实的方法，你就千万不能对他们的心智中正在发生什么作出任何假设，因为你就此不能取得任何数据。
这种观点的最简表述就是，由于你永远无法“直接看到”别人的心智，只能得到他们所说的话，所以，任何像某些心智事件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都不可列入科学的数据，因为它们永远无法恰当地为客观方法所核实。今天，这种方法论的顾虑已经成为所有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主导原则（不只是“行为主义者”的研究才这样），它常常被提升为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原则，例如：
心智事件不存在。（句号!——这被称为“赤脚的行为主义”。）
心智事件存在，但它们没有任何效果，所以科学不能研究它们（副现象论——参见第12章第5节）。
心智现象存在，而且产生效果，但这些效果不能为科学所研究，科学只好满足于得到有关大脑的“外围的”或“低级的”效果和过程的理论（这种观点在神经科学家中很流行，特别是那些对“理论家”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实际上是二元论；这些研究者显然同意笛卡尔的观点：心智不是大脑，而他们打算满足于只有一个关于大脑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