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自我的困境[1]
我今天非常高兴，也很感动。因为有这么多同学来听课。这使我想起了1985年我们哲学系办过的“哲学与改革”的系列讲座。当时听众也是人山人海，连3108教室的窗台上都站满了。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课讲得好，而是同学们对学术文化、对真理有执着的追求。这种求知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首先应该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走出自我的困境”。讲到“自我”，可以说没有一个词比“自我”更令我们熟悉了。但是也可以说，没有一个词比“自我”更使我们感到陌生的了。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美国学者卡耐基做过一个调查，他调查了纽约500次电话通话记录，发现通话者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我”，总共出现了3990次。事实上，人们在电话中总是以“我需要……”“我请求……”“我希望……”等句型来表述自己的想法。这似乎表明，他们牢牢地记住了“自我”这个词。在卡耐基所做的另一项调查中，他询问了纽约的一些诊所，结果发现，10%的求医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毛病，他们只是要向医生倾诉心中的块垒，因为他们在心理上感到苦闷和孤独。这两个调查似乎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出“自我”的重要性。
此外，不知道同学们是否做过这样的心理测试：如果你拿起一张集体照，那么你首先注意的是照片上自己的形象，还是其他人的形象？一般说来，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总是“自我”的形象。记得罗马统帅恺撒也说过这样的名言：“我来，我看见，我征服”。短短的一句话中竟然包含着三个“我”字。乍看起来，人们仿佛牢牢地惦记着“自我”，他们对“自我”一定是所知甚深，了然于胸的，然而，实际情形却正好相反，他们所知甚少，以至于最不了解的恰好是这个天天都挂在嘴上，时时刻刻都惦记着的“自我”。这正应了通俗智慧领悟到的真理——台风中心没有风；也应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的一句名言——熟知非真知。有趣的是，我们自以为最熟悉的东西，恰恰正是我们最不了解的！
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背景的、市场经济的生活模式中，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以及“自我”所需承载的信息量也变得越来越重，从而对“自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使“自我”很容易陷入精神上的困境。各种心理疾病的发生、情感上的孤独和精神上的迷茫，使我们突然感到“自我”仿佛变得陌生起来。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著名神谕“认识你自己”。然而，在我们通常的思维方式中，这种“认识你自己”的反思的方式是十分匮乏的，我们的思维一般都习惯扑向外面的对象，犹如一个小孩，脱下自己的外套，去扑花丛中飞舞的蝴蝶。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感觉和认识通常都是向外的，我们的思想总是不断地向外捕捉经验性的东西，不断地把外在的东西攫取为“自我”消化的对象。然而，我们几乎从来不坐下来冷静地反思一下，“自我”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自我”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如何正确地认识“自我”？即达到通常所说的自知之明。所有这些追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中，仿佛我们那么频繁地使用“自我”这个词只是为了表明，我们对它是一无所知的！在今天的讲座中，我要讲三个问题。
什么是“自我”
凡是稍稍熟悉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并不是在思想史的开端处人类已经把“自我”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了。按照西方哲学史家的说法，直至近代社会，才产生明确的自我意识，这特别表现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著作中。众所周知，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也就是说，我可以怀疑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如我的肉体、上帝，乃至整个物质世界是否存在，但我却无法否认“我正在思考”“我正在怀疑”这一简单的事实。正是这个命题构成了笛卡尔哲学的第一真理。我在这里姑且不分析笛卡尔命题所存在的学术上的和逻辑上的困难，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如下的倾向，即人类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了。
此后，英国哲学家休谟进一步将“自我”理解为“一束知觉”。他这样询问我们：既然“自我”不过是由一束知觉构成的，那么当人们睡着的时候，他们的“自我”是否会消失呢？假如一个人的大脑在一场车祸中受了伤，他甚至变成了植物人，或得了精神分裂症，那么他的“自我”是否还存在呢？这些有趣的问题引导着学者们深入地去探索“自我之谜”。
后来，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赫又提出了“要素”的概念，强调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包括“自我”“时间和空间”在内，都是由物理要素或心理要素构成的。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对爱因斯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爱因斯坦之所以能超出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正是因为他在马赫的影响下，对传统的时空观产生了怀疑。尽管我们指责马赫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但他那种彻底的怀疑精神，尤其是将“自我”和“时空”都还原为“要素”的见解，仍然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西方哲学中，探索“自我”的另一条捷径发端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把“自我”解剖为两个层面：一是人的意志和欲望，二是人的理性和认识。按照传统的哲学观念，人的理性支配着人的意志和欲望。叔本华却把这个几千年来的哲学公案颠倒过来了。他认为，意志是第一性的，理性是第二性的。一旦意志决定要牟取什么，理性就为之策划，实现意志的愿望。在这个基础上，他建构了自己的悲观主义哲学。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所说的一个没有底的水桶，不管往里面装多少水，这些水都会漏掉。换言之，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外界所能用来满足人的欲望的资源却是有限的。正是这一矛盾构成了人生痛苦的基调。我们知道，叔本华在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古希腊的悲剧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的本质。在古希腊，悲剧只出现在国王、王后、大臣、王子、公主这样的人物身上，而叔本华却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向我们表明，悲剧不仅是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也是所有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人一旦有了某个欲望，为了实现这个欲望，意志就会迫使理性为自己进行策划，于是，人的全部身心也就陷入了“痛苦”之中。什么叫“幸福”？叔本华认为，人的欲望被满足的那个一刹那就是幸福。如果第一个欲望得到了满足，而第二个欲望还没有被设想出来，那时人就陷入了“无聊”的状态之中，就像一条在水中漂流的船，既没有桨和橹，也没有罗盘和船帆。一旦这个人的第二个欲望产生出来，他就重新陷入了精神的痛苦之中，他的理性又忙于为实现他的第二个欲望而筹划。所以，叔本华说，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这种方式决定了“自我”发展的轨迹。
叔本华的思想启发了弗洛伊德。弗氏进一步将“自我”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本我”，表示人性中潜伏的各种本能和欲望，特别是性欲；二是“自我”，它象征的是人的理性；三是“超我”，即社会中的宗教、法律、政治和道德的规范。正是这些规范促使“自我”对“本我”的种种冲动加以控制。这就构成了一个立体式的“自我”的。当一个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处于和谐状态时，他就是一个是理智健全的人。当这三者处于非和谐状态时，就会产生**、性变态、精神病等可怕的后果。当“自我”借助“超我”的力量，对“本我”做出正确的引导时，“本我”中的种种欲望，特别是性欲，就会升华为对科学和艺术的创造。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人类的文明正是通过这种升华的途径造就的。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乃是“自我”经过痛苦的挣扎留下的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人类文明史。
弗洛伊德的解释使我联想到《简·爱》中的罗彻斯特尔先生。他的前夫人是西班牙贵族的女儿，由于这个贵族的家族有精神病史，他的前夫人的精神病在婚后突然爆发出来，罗彻斯特尔不得不把她关进了阁楼里。可是，有时候，这个疯女人仍然会利用看守的疏忽而偷偷地走下楼来。实际上，这个疯女人乃是一个隐喻。它启示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罗彻斯特尔，每个人的心中都关着一个疯女人，而这个疯女人就是“本我”，即人的本能、欲望和情感。也就是说，人们必须牢牢地控制住这些本能、欲望和情感，才能过理性的、健康的生活。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取消这些本能、欲望和情感，而只能正确地加以控制和引导。
这种体现在“自我”中的理性和情感之间的冲突，既构成了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的主题，也构成了“自我”内部的永恒矛盾和发展的动力。所以，歌德说过：在浮士德的胸腔里，跳动着两颗相反方向的心。一颗心要追求先人的灵境；另一颗心则要紧贴官能的凡尘。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浮士德》的这个典故。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赚钱后，胸腔里也跳动着两颗相反方向的心：一颗要追求资本积累，要扩大再生产，要获取更大的利润；另一颗心则要追求消费和享受，因为人生苦短，怎能放弃消费和享受呢？可怜的资本家就在这种痛苦中煎熬。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说出来的乃是自我的普遍命运。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什么叫“自我”？自我就是我之为我的人格上的统一性，或理性和情感上的统一性。当然，讲到“自我”，我也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黑格尔所说的人的“两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指人的精神的死亡，即一个人的精神已经封闭或僵化，不能接受任何新的东西了；第二次死亡是人的肉体的死亡，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死亡。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两次死亡”中的第二次死亡并不可怕，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可怕的是第一次死亡，即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封闭和僵化。一旦一个人的精神已经死亡，即使他的肉体仍然走来走去，他的存在也已经被蛀空，成了阴影和幽灵。换言之，他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之中。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自我”的困境
所谓“自我”的困境主要是指自我在精神上、心理上陷入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1。科学技术的凯歌行进和精神世界的迷茫失落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至今，已经产生了伟大成就。即使有些走极端的人对科学技术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他们也无法否认，自己已经生活在由现代科学技术构成的、上个高度人化的世界中。有些人矫揉造作地批判科学知识，仿佛要追求一种向原生态的自然的回归。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人们至多只能回归到已被现代科学技术高度人化的自然中去。而这个自然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二自然”或“人化自然”，它与原生态的自然或“第一自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早就不再是原生态意义上的自然，而是被人的活动改变和污染了的自然。从宏观方面看，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已经使人类登上了月球，今后还可能要登上火星；从微观方面看，我们现在讨论的基本粒子、夸克、纳米技术等，也表明人类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进入到相当的深度。综合起来看，不妨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样的诗句已经不再是人类富有诗意的想象和夸张了，而成了人类对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忠实的描写。简言之，对于人类来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就像《基度山恩仇记》里的基度山伯爵说的那样：“我可以向不可能挑战”。
然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相伴随的，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异化和失落。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精神世界甚至陷入了崩溃的状态中。比如，现在我们各自都习惯于坐在电脑的终端机之前，在网上寻寻觅觅，缺乏一种“面对面的”（facetofauni）。我们就像莱布尼茨笔下的“单子”（monad）各自紧闭窗户，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
20世纪60年代，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一位代表人物尤奈斯库曾经写过一个剧本《秃头歌女》。其中写道：一个中年男子乘火车到某个城市去。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开始谈话，并各自询问对方到什么地方去。结果发现，他们去的是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道、同一幢楼，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原来他们是夫妻！通过这种夸张的表达手法，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夫妻之间关系的疏远。尤奈斯库的另一个著名的剧本《新房客》，讲述了一对夫妇在搬家的时候发现，他们所拥有的家具竟如此之多，以至于只能把房间的天花板打开，用吊车把家具一件件地吊进去，而人只能缩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仅如此，在楼道上，马路上都堆满了家具，甚至连塞纳河中也漂浮着家具！显然，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和物化现象，表明了物的主体化和人的物化，即物对人的统治。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无担忧地指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已经被连根拔起，成了到处漂浮的浮萍。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无家可归（homeless）已经成了西方人的普遍命运和感受。
我们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可能记住了三四千个汉字，三四千个英文单词，二三十个明星的名字，金庸小说中的一些人名，这或许就是他们精神上的全部库藏了。对于他们来说，不要说对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甚至连数十年前发生的“**”也茫然无知了。这是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普遍的历史厌倦症。他们仿佛失去了历史的纵深度，成了没有任何深度的人。说得刻薄一点，他们的存在就在他们的皮肤上、外套上，后面再也没有值得探索的东西了。记得奥古斯丁曾经这样感叹：“人真是一个深渊！”可是，今天我们却只能说：“人真是肤浅得一眼就可以看透了！”
有人也许会反驳我们说，现在电视上都在播历史剧，这岂不表示人们对历史既没有感到厌倦，也没有把它遗忘吗？乍看起来，情形似乎正是如此，其实却不然。因为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事件的本质及它们在今天的意义，而只是历史事件中能够激起今天市场经济中的票房价值的东西，如对帝王私生活的猎奇，对矫揉造作的儿女私情的向往，对性和暴力这类低级趣味的东西的认同，等等。于是，我们发现，在铺天盖地的历史剧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是一堆历史的泡沫和编导者对票房价值的期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呢？
总之，一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的凯歌行进；另一方面却是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普遍失落，而这一痛苦的悖论正反映在自我的全部生存和追求活动之中。
2。媚俗意识的蔓延和批评意识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