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一个批评性的反思[1]
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人类在现实生活的推动下创造的诸多理念之一，在现、当代社会的发展中，这个理念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深入的哲学思考总是把我们的思维带到下面这种有趣的现象上去：人们习惯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或文化背景下使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却不由自主地赋予这一术语以不同的含义，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又没有充分意识到澄清不同的含义的必要性，从而使沟通的失败变得不可避免。要从这种沟通的误区中走出来，对同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的含义的澄明就成了前提性的工作。我们在这篇论文中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中国现代化的理念做一个批评性的反思，力图通过对这一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上的差异性，即历史性的揭示，在世纪之交重塑现代化的理念，以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能够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关于中国现代化反思的二次**
关于中国现代化理念发展史的探讨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广义的探讨，这种探讨能够把中国现代化理念的缘起一直追溯到洋务运动，甚至更早的时期。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人们还没有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二是狭义的探讨，这种探讨以“现代化”这一术语的出现作为中国现代化理念缘起的标志。本文立足于狭义的探讨，试图通过现代化这一理念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上的差异，来阐明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的嬗变。
在理论界，人们一般认为，现代化的概念和理论是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西方学者率先提出来的。后来这个概念才在中国思想界风行起来。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2]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20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已开始使用“现代化”这个术语，而这一术语在报刊上的普遍使用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理念的反思滥觞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毋庸讳言，这种反思并不是一直延续的，而是时断时续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致可以说出现了二次反思的**。
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刊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先后发表论文26篇，约10万字。虽然论文作者的观点见仁见智，迥然各异，但他们的思考却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下面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就个人与物品言，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今日的人与物，如果真比从前的好，那就是现代化了。但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联系。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日本的政治，不是纯粹的民主，日本的宗教，更不是耶稣。所以我们说日本现代化了（modernized），即是说日本工业化了（industrialized），这是现代化适用于国家社会之较狭的意义。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的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所以本文所讨论的现代化是专指工业化而言。”[3]按照这种见解，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工业化，只要工业化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也会自然而然地现代化。也有的学者认为：“所说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换言之，即使中国经过一次彻底的产业革命。因为无论中国之前途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但中国经济之应改造与生产力之应提高，则为毫无可疑。”[4]这种见解与上面的见解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都把经济发展视为现代化的主要含义。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大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第一是资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第二是国内军阀混战的频发和农村经济的破产。……所以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5]甚至指出，“从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目今最紧急的对策并不是在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在怎样救亡的大计上面。”[6]按照这种见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以民族的独立和政治的统一为前提的，而既然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所以讨论现代化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也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现代化的困难，我以为在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才；在物质方面是缺乏资金。”[7]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的发展，资金的积累要逐步摆脱外资的控制，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国民资本。所以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政治上的清明和经济发展上的计划性。而这个关键因素恰恰又是不确定的，这就使现代化的讨论失去了它的坚实的基础。
比较起来，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因为它涉及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在当时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尚受到威胁的状态下来讨论现代化问题，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所以，这场以“中国现代化问题”为主题的讨论并没有持续地开展下去，而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这样的讨论还缺乏强有力的动力机制。
在这里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既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是不现实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参与这场讨论呢？答案只有一个，即这场讨论不是理智型的，而是情感型的。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首先不是从理智上认识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而是从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切身感受中体验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比西方学者更早地提出现代化概念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当代中国人关于现代化的第一次反思与其说是理智探索型的，不如说是情感感受型的。胡适这样写道：“我们看了这十万字的讨论，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糊涂了。’”[8]他的本意也许是想贬低这场讨论，事实上却抬高了这场讨论，因为他始终把这场讨论理解为理智上的认真的探索，实际上，这场讨论主要是情感上的发泄而已。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承认，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反思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次**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是一个思想高度统一的时代，“四个现代化”就是当时关于现代化的统一的提法。这个提法是由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确定的[9]，而邓小平不论是在“**”中复出时，还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复出时，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作自己政治路线的一个核心的部分。[10]在阐述四个现代化理论时，邓小平主要提出并解答了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四个现代化是什么样性质的现代化？邓小平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文（1987）中说，“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11]他不赞成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如果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小康，甚至连温饱都没有保证。这就启示我们，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种泛泛之论，而始终是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事实上，也只有充分地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他的现代化理论与他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密切的联系。
第二个问题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什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文（1978）中明确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2]他甚至把科学技术看作第一生产力，强调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要普及科学知识，迅速地赶超先进国家的科技水平，才能尽快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理想。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则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为景山学校题词”（1983）时写道：“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3]而要大力发展教育，当然又要进一步改善教师乃至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待遇，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4]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15]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小康”。这一见解显示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邓小平从不泛泛地讨论任何问题，他总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的历史语境来思考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什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回答道：“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16]在邓小平看来，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也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总之，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全部中国近代史都证明了如下的真理：没有国际国内稳定的政治局面，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考相比，七八十年代完全是理智型的思考，且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此外，七八十年代的思考明确地提出了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口号，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视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反映出现代化理念反思的强烈的时代特征。当然，还是有一条主线把两个不同时代的思考连贯起来了，那就是把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地提高生产力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在现代化的理论方面，坚持这一点不但没有错，而且几乎成了学者们的共识。但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还是抽象的、片面的，而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真理就是所有的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饮，而因为每个豪饮者离开酒席就立即陷于瓦解，所以整个的这场豪饮也就同样是一种透明的和单纯的静止。”[17]
新的历史条件与新的反思
如果把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反思与历史上的反思接续起来，也可以把我们的反思看作是第三次**。但这次**还没有结束，它在世纪之交仍然继续着、发展着。与前两次**比较起来，它之所以特别富于活力，特别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获得了新的、强大的动力。
我们这里说的新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三个新的、根本性的要素：
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向。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变数。如果说，在对现代化反思的第一次**中，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问题还不可能被涉及，那么，在第二次**中，邓小平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思考现代化问题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对现代化的思考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架，正如他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18]这一突破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把人们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上，而且由于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现代化问题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二是知识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整个视野大大地超越了工业时代，从而也超越了传统的现代化的理念。按照传统的理念，现代化也就是从以往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本质也就是工业化，至少在现代化反思的第一个**中，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代化的内涵正在急剧地变化着。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19]在他看来，流水线作为工业时代和传统的现代化理念的象征，已经失去了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电脑和人工智能、知识经济和信息传播、遗传工程和无性繁殖、电视和电信、航空和航天事业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高科技整个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把中国的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或四化（四化中的第一化也是工业化）都显得不合时宜了。
三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已见端倪[20]，在七八十年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思潮虽然80年代已经传入中国，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却是90年代。由于后现代主义对与现代化的追求相一致的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从而也形成了对传统的现代化理念认同的批评和超越。这就告诉我们，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讨论乃至反思整个现代化的参照系都改变了，这个新的参照系就是后现代主义。换言之，在今天谈论现代化，再也无法回避后现代主义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了。
正是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现代化的理念在我们的心目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它推动我们去思考并解答如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后现代主义已经对蕴含在现代化和现代性中的主导性文化价值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那么作为后发国家，我们还有必要去追求现代化的实现吗？我们认为，仍然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不但由传统的现代化理念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只要我们不被完美的乌托邦的理想所支配，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以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主导价值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存在仍然有其合理性。而且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诫我们，后发国家是无法绕过现代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主导价值的批判，有利于它们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通过对后现代主义中的合理因素的汲取，而使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但如果后发国家竟因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批判而放弃了现代化的道路，甚至使自己心甘情愿地停留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那就未免显得太幼稚了。
第二个问题是：能够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来代表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四个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还有其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今天仍然沿用这个口号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主要着眼的是物的因素。尽管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都蕴含着人的因素，但这里注重的并不是人的因素本身，而只是人的因素的物化。虽然物的因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最根本的仍然是人的因素。这个道理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换言之，实现现代化的中心环节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对这个道理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比如，人们如果缺乏相应的道德方面和法律方面的素质（欠债可以不还、签合同可以不加履行、办事可以不讲信用等），那么市场经济显然是无法运作的，现代化也完全是一句空话。
第三个问题是：能够说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吗？诚然，在高科技的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先进与落后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成败，但我们仍然不能片面地把科学技术视为现代化的关键。因为在当代的生活中，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不再是一种中性的、价值上中立的东西。海德格尔就说过：“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某种中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以某种最坏的可能性被交付给技术了，因为今天人们特别愿意接受的这种观点使我们对于技术的本质完全处在茫然无知的状态下。”[21]在他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显现于“座架”（Gestellenframing）之中，这种“座架”既体现出人对自然或物的强行控制，也体现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整个人性的物化。注意到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负面的作用，人们就不得不对传统的、以单向度的方式肯定科学技术作用的现代化理念做出新的反思和修正。美国另一位知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已经指出了单纯发展科学技术的危险性，因而强调：“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22]奈斯比特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高科技和人的情感之间的平衡的必要性，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不是全面的。真正全面的思考涉及：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好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对科学主义泛滥的遏制来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等。总之，在新的现代化的理念中，决不能固守“技术决定论”的立场，而应当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倡导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四个问题是：能够把现代化建设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建设吗？诚然，我们也承认，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经济建设起着极为根本的作用，但现代化毕竟是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把它仅仅或主要地归结为经济建设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背景下从事经济建设的，单纯的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不存在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这一点有清醒的意识，他反复重申：“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3]在他看来，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向政治的现代化。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被淡化了，凸显出来的是政治稳定的问题。诚然，政治局面的稳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保证，但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对立起来。其实，真正长远的稳定仍然要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正确地理解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把它作为反思现代化理念的一个根本性的环节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可能是健康的、充满希望的。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感型的反思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单纯政治型的反思比较起来，滥觞于90年代初的反思虽然也注重其政治维度，但它真正说来是一种综合性的、以广阔的文化视野为切入点的反思，因而蕴含着对现代化理念的全新的、批判性的思考和预测。
简短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