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论述启示我们，只有完整地、准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才会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处理好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
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也许人们从未深思过下述问题，即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的理解是否也会出现差异。其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敌我矛盾是主导性的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主导性的政治口号。在当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学说则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下。具体地说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友谊、爱情和亲情；军民之间的鱼水情；对犯错误同志的帮助；救死扶伤；不虐待俘虏，等等。诚然，这样的理解方式已经体现出观念上的巨大的变化，但它毕竟还带着种种历史因素的限制。
其一，由于主要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推翻三座大山，因而在肯定集体原则至上的情况下，个人的权利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维护。
其二，由于强调思想观念上的一致性和军事上的铁的纪律，因而不同个人的多元的意见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鼓励。
其三，由于革命斗争的严酷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只能凭借可以到手的少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不可能全面地把握它的丰富内涵。
当然，所有这些情形都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当时的人们的主要视线依然集中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另一方面，当时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甚至对西方知识分子在启蒙时期就已提出来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还缺乏了解，更不要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的了解了。事实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探索中，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始终是一个不起眼的话题。
正如物体运动具有惯性一样，人们思想的发展也是具有惯性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试图摧垮共和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开展阶级斗争，使共和国不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做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1956年起，在国内阶级敌人基本上得到肃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之后，仍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扩大化的估计，并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这就严重地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客观规律。也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到70年代后期“**”结束时的20多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遭到了全面的忽视，甚至践踏。在“**”结束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上升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充分表明，这个话题以前一直处于边缘的状态下。
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旦人民内部矛盾成了主导性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了主导性的政治口号，就必须严格限制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学说提到主导性的地位上。这里有一个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化的问题。如果说，在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主导性理念的话，那么，在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则理应上升为主导性的理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学说不应该被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归根到底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服务的，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又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应该体现在整个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建设的时期中，它的主导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阐述和展现。
总之，再也不能让下面这样的错误观念继续存在下去了，仿佛一谈人性、个人、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就是在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宣传；而一谈斗争、冲突、决裂、六亲不认，就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认可这种错误的观点，这难道不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自毁长城吗？如果这种错误见解被普遍接受的话，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把自己彻底地孤立起来了吗？谁愿意接受一种已经被魔化的、完全拒斥任何人文关怀的学说呢？难怪马克思在批评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时会说出下面这句名言：“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6]实际上，如果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望真正继承马克思的事业，那么，他们就应该有勇气公开宣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谈人性、个人、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而我们是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谈论这些问题的。在我们看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应该理直气壮地谈论并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而且也应该努力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整个学说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去。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使马克思主义摆脱那些长期以附加在它身上的种种错误观念，不但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深入地讨论下去，不但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导性理论，从而真正为实现以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1]本文原来的标题是“继承与超越：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再认识”，原载《解放日报》，2004-03-22，《新华文摘》，2004（13）全文转载。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马克思：《资本论》，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3页注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所谓的“人道学派”和“博爱学派”进行了透彻的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56～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MartinHeidegger：UeberDenHumanismus，VittorioKlostermann，1949，s。27～28。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