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在身后关上，将那片令人窒息的沉默彻底隔绝。
楼道里的空气带着凉意，我深深地、贪婪地吸了一口，仿佛刚从水下潜泳上来。辉辉不明所以，但能出门玩让他立刻兴奋起来，小脚丫蹦跶着。
拉着辉辉走到小区的中庭，午后的阳光勉强穿透冬日的云层，带来一丝微弱的暖意。看着孩子们在滑梯和沙坑里奔跑嬉笑，听着他们毫无顾忌的尖叫与大笑，我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松弛了一些。
我找了个有阳光的长椅坐下，看着辉辉摇摇晃晃地奔向小朋友聚集的地方。这片刻的“逃离”，这户外的、流动的空气，像是一个短暂救急的氧气面罩，让我终于能把这口憋了太久的气，缓缓地、颤抖地吐出来。
但心底也清楚，这不过是暂时的缓刑。等会儿太阳下山，寒气加重，我还是要带着孩子，回到那个名为“家”的，安静的堡垒里去。
晚上，一家人正沉默地吃着饭，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我看了一眼屏幕，是堂弟。这几年虽然没回去，但这个堂弟总会在节假日准时打来电话，几句关心问候，聊表心意，像一种不成文的约定。
接通电话，堂弟爽朗的声音立刻传来：“姐，明天过小年，回来吗？”他明知道我这几年都不曾回去，语气里却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盼着我今年能有个不一样的答案。
“不回去了。”我回答，声音有些平淡。
“老姐，怎么了？你声音不对，你还好吧？”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我情绪的低落。
“没什么，还好。”我下意识地想掩饰，语气不免带上了一丝刻意的冷淡。
“那过年呢？怎么安排？”他不死心地追问。
“今年还是不回去，”我搬出了那个用了多年的理由，几乎成了条件反射，“你哥过年要加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堂弟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哦……我刚给大伯（指我父亲）打电话，约他们过小年时聚一下，他说……今年和大妈（指我母亲）在武汉过年……”
我握着筷子的手猛地一紧，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突然撞了胸口。
他们要来？确定了？怎么……怎么没有先通知我一声？母亲上次在电话里不是说“商量一下”吗？这就算是商量好了？
“姐？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不舒服吗？是不是……姐夫打你了？”堂弟在电话那头急了，声音带着担忧和一丝不着边际的猜测。
“没有！没有的事！”我连忙否认，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绪却乱成一团麻，“你……你今年有时间吗？带家里人来武汉过年吧，热闹。”
“不过去了，过年也得加班。”堂弟的语气带着歉意。
“哦，好吧……”一股失落感漫上心头。
“嗯……老姐，”堂弟顿了顿，语气变得格外认真，“你有事一定要跟我说啊！听到没？！别自己扛着！”
电话挂了。
我却举着手机，定在那里，久久没有动弹。耳边回响着堂弟最后那句叮嘱，脑海里只剩下那几个字在盘旋、放大：
他们要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