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几种折中方案
在实在与建构及其关系的问题上，实在论、经验论和建构论各有言说，而且都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实在论从中世纪的实在论转向了科学实在论，经验论从洛克和贝克莱、休谟等人的感觉主义转向社会建构主义，建构论也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转向了社会建构主义。在这些思想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实在论、经验论和建构论在实在与建构问题上的原则对垒与思想交融。但这还不够，还有一些思想家企图跨越实在论、经验论和建构论来寻找各种不同的中间路线：如实在论与建构论的整合；建构论与经验论的整合；经验论与实在论的整合等。
一、S。科尔：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整合
在实在与建构及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的沟通无疑是一种比较切实的思想。1995年，S。科尔出版了《科学的制造——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旨在批判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力图在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形成一种折中的思想。
S。科尔首先区分了两种社会建构主义：“相对主义的建构主义”和“实在论的建构主义”。他批判前者而选择了后者。“我对（相对主义的）建构主义者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第一，他们无法说明为什么有些成果被接纳为核心知识而其他成果却被忽略或拒绝；第二，在分析问题时他们把社会的影响同认识的影响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他们的观点便显得多余了；第三，他们无法说明特定的社会因素与特定的认识成果之间的联系，他们只是停留在一般论证上，而一般论证是需要靠具体的解释来支撑的。”[1]
总体而论，科尔的观点更倾向于一种“没有相对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他说：“我本人的观点介于‘右翼的’社会建构主义和‘左翼的’传统实证主义之间，不过相比较而言，我也许更接近建构主义者的立场。我想我在立场上属于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相对于相对主义的建构主义者）。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在实验室和实验室以外的群体中社会性的建构出来的，不过这一建构多少要受到经验世界介入的影响或限制。在实在论的建构主义者看来，自然界对科学的认识内容不是没有影响，而是有某些影响。较之社会过程的影响而言，这种自然界的影响的重要性程度是一个变量，这一变量只有通过经验研究才能得以确定。我并不认为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能决定科学的内容，但我也不同意前者对后者没有任何影响。”[2]
根据这种“实在论的建构主义”，科尔把科学知识区分为核心部分和前沿部分。任何学科研究的前沿部分都是由所有尚需接受共同体来加以评价的新成果组成，而核心部分则是由极少的已被共同体视为“真实的”重要贡献构成。对前沿部分知识评价的一致性较弱，而对核心部分的评价则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对科学社会学家来说，区分核心知识和前沿知识是必要的，因为这两部分知识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特性。核心知识实际上具有被普遍认可的特征，科学家们将其正确性视为理所当然的，并将其作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如果经验事实与核心知识不一致，那么它们往往会被忽略或拒绝接受。由于科学家们把核心知识看成是正确的，他们也就认为核心知识的内容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而在前沿知识中，对于同样的经验事实，不同的科学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3]
鉴于这样的划分，科尔认为：“在作为科学特征的一致性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我和社会建构主义者有相同的看法。但在核心知识的一致性如何来自看上去混乱的前沿知识这一问题上，我同他们又有着实质性的分歧。在我看来，新的科学论著是否被接受，要受三种相互作用的因素的影响：作品本身的内容，作者的社会特点，社会因素如思想权威的作用。”[4]
从这个判断出发，科尔设计了这样一种科学哲学新模式：“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决定了一个新的科学成果的命运。在这两种因素中排除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作用，都会导致对于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的片面的、不现实的理解。”[5]
其实，类似的观点还有西斯蒙多，他在《去魅的科学》一书中指出：“这部书的目的就是沟通建构论与实在论之间的分野。对于实在论的哲学家，我坚持哲学的思考应借鉴新康德主义的建构主义。对于建构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我坚持科学的实践不必与科学的理性主义者的图景相联系。但我并不想把这两种思想不加分析地放在一起……我整合实在论与建构主义，这种整合是通过把实在论同理性主义的科学图景分离开来，或者说将科学应该是关于自然的直接知识。同时，我逐步消除接纳新康德主义的理由，我的证据是，新康德主义的观点缺乏或没有智力上的作用，因而并无价值。”[6]
二、范·弗拉森：经验论与建构论的整合
在实在与建构及其关系的问题上，范·弗拉森试图将经验论与建构论整合起来用以解释科学活动。
首先，弗拉森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主义倾向不满意，他说：“前代哲学的问题在于执迷于证实，基本上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7]
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主义是科学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的重要标志。“我使用‘建构的’这个修饰词来表明我的经验论的特点。按照建构论的经验论，科学活动是建构的而非发现的，科学活动就是建构能够与经验相符合的理论模型，而不是关于不可见之存在的真理。”[8]对此，弗拉森有一段非常形象的描述：“对（经验现象的）理论化以及理论建构是科学的基础活动，科学家以共同体的方式撰写着关于自然界的鸿篇巨制，在写作这部巨著的过程中，充满着大量的删节、重述、修正和新的补充，也许每一代科学家都以新的重写最新的章节，但这部巨著总也写不完……科学活动就是科学家共同协作来建构这部巨著。”[9]
当然，弗拉森的建构主义并没有摆脱科学主义特别是经验论的故道。“科学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的经验提供合适的理论，而理论的接受本身就包含着理论在经验上适当的信念。这就是我所倡导的反实在论观点的命题，我将把它称之为建构的经验主义。”[10]
近年来，范·弗拉森的“建构的经验主义”虽然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受到热议，但依然不乏追随者。例如阿伦佐（V。Iranzo）在一篇题为《建构的经验论及其科学实验的案例研究》（structiveEmpiridStificPractice。ACaseStudy，THEORIA-REVISTADETEORIAHISTORIAYFUOSDELACIA;MAY，2002;17;2;335-357）中就论证了建构的经验论在具体科学活动中的有效性问题。但也有不同声音，金迪（V。Kindi）在一篇题为《科学革命的挑战以及弗拉森和弗里德曼的回应》（“ThegeofStificRevolutions：VanFraassen’sandFriedman’sRespoiohePhilosophyofSce，2011：25。4：327-49）的论文中则表达了弗拉森建构经验论在理解实在问题上的偏颇。
三、A。库克拉和B。拉图尔：实在论与经验论的整合
对于实在论和建构论、建构论与经验论的整合方案，A。库克拉给予了批判，认为用建构论整合实在论和经验论都是不可行的。
库克拉对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集中在如下三个证据上。
第一，社会建构主义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如果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事实都是被建构的，那么这个元事实本身必须被建构，而且关于元事实被建构的元元事实必须被建构，如此以至无穷。这个过程表明，强建构主义导致一个无限循环。”[11]这种论断的推理形式如下：1。假定强建构主义是对的。2。那么必然存在着实验室B1、B2、B3……的无限循环。3。只有有限多的实验室。4。因此，建构主义是错的。补充后可有如下推论：1。假定强建构主义是对的。2。那么对于任何事实F，总是存在另一个F——即事实F是被建构的。3。因此如果有一个事实，那必定存在无限多的建构事件。4。存在这样一些事实。5。因此，存在无限多的建构事件。6。但是只有有限多的建构事件。7。因此，建构主义是错的。
第二，这种循环论证必然陷入非理性主义的陷阱。“对于协商而言，我们需要协商的逻辑，但按照逻辑建构主义，全部逻辑都是被协商的。因此，协商的逻辑本身也应该曾经是被协商的。这只能诉诸一个先在的协商逻辑的发生，如此等等。每一个协商都以逻辑为前提，但这个逻辑又需要另一个协商……因此逻辑建构主义归结为非理性主义。”[12]
第三，社会建构主义往往得出保守主义的思想结论。“按照建构主义自己的观点，有关社会地建构事实的正统观点总是正确的。社会地建构的事实依然是事实，大加赞成和强化否定也包含着错误。如果科学事实是被广泛的一致程序所建构，那么与通行观点相矛盾的每个新科学主张就是错的。如果科学事实都是被广泛一致的程序所建构，那么坚持真理的标准就在于肯定现行观点是合法的意识。”[13]
面对库克拉的批判，在实在与建构及其关系问题上，拉图尔逐渐放弃了建构论的路线，走上了一条将实在论与经验论整合起来的道路。2005年，拉图尔出版了《重组社会：角色网络理论导论》（ReassemblingtheSotrodutoAetwork-Theory），提出了一条将实在论与经验论整合起来的哲学路线。
早在1996年，拉图尔就发现，同时确认实在与经验是可能的。“给我事物的状态，我就能告诉你人能够做什么。这就是技术专家告诉我们的。给我人类的状态，我就能告诉你物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社会学的真谛。把人和物最大化都是错误的。对于物而言，我们所寻找的不是人类的事物，也不是非人类的事物。而是在人中之物和物中之人中寻找一个不断的转换，一种交易，一种交流。人和物之间是互相转换的。事物不过是人类视野之中的物；人也不过是从物的角度看到的人。二者是可以转换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