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
我们以为，发现和辩护问题其实是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环节，也可以理解为两种密切相关的知识形式。科学发现阶段所说的科学理论可以理解为个人知识（或地方性知识），或知识被个人（当地）所拥有的状态；科学辩护阶段所说的科学理论可以理解为公共（普适）知识，或知识被社会认可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把发现和辩护及其关系问题理解为个人（地方性）知识和公共（普适性）知识及其关系问题。
从传统观点或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科学知识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系统，但在后现代思想看来，科学知识仅仅是地方知识，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知识。我们的问题是，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能否相通？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出发点，借鉴蒯因、布鲁尔和拉图尔等人的思想工具，认为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不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而是同一种知识的两个环节，因其具有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可接受性等共享因素。
如果某种科学知识仅仅在当地实验室得到检验，只能回答当地问题，只能被当地共同体所接受，那么这种知识就是地方知识；但如果某种科学知识得到了更多的实验室的检验，能够回答比当地更多的问题，能够被更多的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这种科学知识就从地方知识变成是普遍知识。同样，如果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知识不断丧失其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集体认可，这种科学知识就有可能从普遍知识蜕变为地方知识，甚至走向科学的反面。
一、科学知识：在个人性（或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
科学知识有两种“形象”：在现代主义或标准科学哲学看来，科学知识是普遍有效的，但在后现代主义或“理性的社会转向”看来，科学知识是与特定的“实践和文化”相关联的地方性知识。
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认为，一旦某种知识获得了逻辑经验主义意义上的证实，这种知识就可能成为普世性的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并不依赖于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个人或社会属性；他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也都与此无关”[1]。因此，这种理解的科学知识拒斥个人主义、特殊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种族中心主义。
但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这种科学知识观遭到了批判，认为科学知识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地方性知识，如“集体认可的知识”（布鲁尔），“语境中的科学”（塞蒂纳），“实验室中的科学”（塞蒂纳-拉图尔），“行动中的科学”（拉图尔），“多元文化中的科学”（哈丁），“作为实践和文化中的科学”（皮克林），“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HelenE。Longino）等。正如约瑟夫·劳斯在《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中的界定较具有代表性：“我们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走向其特定例证。这一观点将优先性不是赋予了特定场合的语句，而是赋予了特定的场合——即我们在特定的情境中做（或能够做）什么。在我看来，甚至理论知识也必须按照这样的实践性、地方性的把握来加以理解。”[2]
当然，地方知识的观点也遭到了来自科学家和传统观点的抵制，索卡尔事件引发的科学大战就是明证。
近年来，思想家们试图在普遍性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寻求中间路线，如拉图尔（BrunoLatour）的角色网络理论企望科学知识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保持平衡[3]；史蒂芬·科尔（StephenCole）等人企望在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4]；S．西斯芒多（SergioSismondo）企望走向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5]，等等。
纵观之，关于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大致有三种立场：第一，继续坚持普遍主义的科学知识观，如绝大多数科学家以及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不能受到社会因素的污染；第二，反对普遍主义的科学知识观，提倡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其支持者包括社会建构论者和后殖民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等；第三，希望在普遍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寻求各种中间道路，支持者队伍包括拉图尔和科尔等人。
从地方知识支持者的角度看，普遍主义的知识观难免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可能导致知识霸权和精英统治，其实质是把某个共同体在特定条件下发现的解决特定问题的特定理论当成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绝对真理，最终走向科学沙文主义或科学帝国主义。
从普遍知识的角度看，地方知识难免相对主义、社会学主义和文化决定论，拒斥人类可能共享的普遍价值以及其他民族拥有的先进思想，其实质是将本土或当地的科学知识当成最高的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最终走向科学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
本文的问题是，在普遍知识和地方知识之间，是否存在可以沟通的桥梁？不仅如此，寻找这种沟通的桥梁可能导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理解科学知识。[6]
二、超越个人知识和公共知识的各种方案及其比较
思想家们关于知识的地方性和公共性之间关系问题的探索，源远流长。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痕迹；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爱丁堡学派以及新近的各种折中主义，都作出了值得评价的思想探索。
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就开始追问知识（或思想）中的私人性（个人性）与公共性（社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谓源远流长。“思想是一种内在化的话语形式（aformofinternalizedspeech）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我认为，当心灵在思想的时候，其实是自己与自己在对话，在自问自答，在肯定或否定。当做出决策的时候（不论快慢）以及疑问被解决或达成认同时，我们就称之为判断。’”[7]这个思想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米德（Mead，［1913］1964，146）据此提出了思想和心灵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从这个角度看，“‘思想的机制（themeismofthought）……只是一种内在的对话（iion）’……‘我们可以把人们之间的对话想象成内在的思想过程，是我们自己在争论’（1964b，358）”[8]。亚里斯多德就曾经区分了本地性的经验知识和超越性的普遍知识（以技术为例）。他说，“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9]
近代西方哲学大多致力于消除理性的私人成分，例如，培根就认为，要获得正确的知识必须消除四种假象，即“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但是，纵观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基本上都是从个体或“我”的角度出发来论证知识的合法性，只不过是对“我”的理解不同而已。理性主义如笛卡尔等人是从“我思”推出包括知识在内的一切存在；而贝克莱和休谟等经验论者则是从“我的经验”解决知识的可靠性问题。总体而论，近代哲学大体上强调知识的个体性，用个体知识的可靠性来担保知识的公共性。
康德在论证分析的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时，注意到意识到理性特别是理性运用的两种类型[10]：“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11]例如，“一个就任的宣教师之向他的会众运用自己的理性，纯粹是一种私下的运用；因为那往往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聚会，不管是多大的聚会；而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牧师是并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使自由的，因为他是在传达别人的委托。反之，作为一个学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众亦即向全世界讲话时，则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并以他自己本人的名义发言”[12]。
黑格尔是从辩证法的高度试图解决个体知识（主观精神）和公共知识（客观精神）之间关系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的学术生涯恰逢法国大革命时期，面对法国大革命的抽象理性、绝对自由、极端个人主义等种种恐怖行为，黑格尔指出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扬弃过程，因而必须正视并超越自我意识，摒弃主观任意性的自由和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强调伦理的国家和全体。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部《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学或知识的这个形成过程。”[13]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现象学可分为三大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主观精神包括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性三个环节。在这里，黑格尔把个体知识和公共知识看成是真理自我发展的内在环节。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在于致力于寻求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基础，以消除各种形而上学成见，其路径是构建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卡尔纳普在《理论概念的方法论性质》中就把科学语言划分为“观察语言”LO和“理论语言”LT。[14]观察语言主要描述可观察的事物或事件，因而对任何理论语言都是价值中立的[15]；理论语言则可以指称不可观察的事件的方面或特点，但可还原为观察语言。亨普尔把这个思想概括为科学语言或科学知识的“安全网”模型，即由观察语言支撑的、其中有若干对应原则相连接的理论系统。[16]逻辑经验主义招致了许多批判，如汉森发现了“观察渗透理论”问题；O。纽拉特（Ottoh）发现作为这种知识观之底座的“基本命题”，与其他命题一样并不具有免于检验的特权[17]；波普尔从归纳法难题发现可证实性标准并不能作为科学划界的尺度；特别是蒯因进一步发现了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的区别本身就是某种经不起推敲的形而上学。但我们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知识观有一个深刻的难题：经验是个人性的，而科学理论却是真理性的或超个人性的。维特根斯坦一方面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进而得出“我就是我的世界”的结论；另一方面又说，“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一切自然科学的总和）”[18]。问题是，个人性的经验如何担保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或超个人性？正如所罗门所说，传统的科学理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在肯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同时，又肯定了客观性（objectivity）和普遍性（Gey）等科学知识的特质。[19]“理性的思考被看成是可归结为人类个体的能力以及所拥有的判断力。作为一种理性，科学理性被看作是属于科学家个人所拥有的判断力，那些被誉为推动科学进步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都具有这样的判断力。”[20]问题是，科学家的个人能力如何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
库恩的工作在于彻底摧毁科学的普遍主义观点，论证或暗示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在他看来，“各个学派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各派的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们都曾经是‘科学的’，而在于，如我们后文要说的，它们看待世界和运用科学的不同方式之间的不可比性”[21]。
库恩所引发的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学转向”在于探索普遍性知识的社会评价机制问题。布鲁尔则主张“必须把知识与纯粹的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语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和具有个人特征的信念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22]。而且，为此布鲁尔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23]——“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24]。布鲁尔将他的“强纲领”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但问题是，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依然是相对主义。
“强纲领”遭到了许多批评意见。例如，拉图尔在《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OerSo。。。）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然而，这种对称原则却非常成功地掩饰了布鲁尔证据的不对称性。社会被用来解释自然！我们是在用一极解释另一极……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再转向’。”[25]这种“再转向”其实就是用包括自然与社会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的角色网络理论来取代或修补“强纲领”。史蒂芬·科尔也试图在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寻求中间方案，他在《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间》中指出：“我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核心部分和研究的前沿部分。任何学科研究的前沿部分都是由所有尚需接受共同体来加以评价的新成果组成，而核心部分则是由极少的已被共同体视为‘真空的’重要贡献构成。对前沿部分知识评价的一致性较弱，而对核心部分的评价则存在高度的一致性。”[26]这就是说，科学中的核心知识是普遍性的，而前沿部分的知识则是地方性的。
综上所述，在知识的个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以严格意义的个人经验（或基本命题）来担保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遇到了汉森、纽拉特和蒯因等提出的种种问题；库恩以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范畴为基础否定维也纳学派的“统一科学”的理想，直至有些后现代思想家得出了“科学不统一”的极端结论；爱丁堡学派试图通过社会机制来解决科学知识的“认可”问题，但遇到了相对主义的自相矛盾；各种折中主义徘徊在逻辑经验主义和各种后现代思潮之间，有待新的思想综合。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对于研究主题而言，研究方法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了破解知识的地方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重视蒯因的思想、布鲁尔的思想、拉图尔的思想和厄尼斯特（PaulEr）等人的思想。
与维也纳学派不同的是，蒯因反对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之间的划分：“现代经验论大部分是受两个教条制约的。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倚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我将要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27]对于蒯因而言，观察命题总是包含理论要素，理论命题总是包含观察要素。不论是观察命题还是理论命题，都拥有共享的观察要素和理论要素。按照蒯因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一定拥有可以共享的思想要素。
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强纲领”的思想方法优于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方法。尽管布鲁尔的“强纲领”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嫌疑，但布鲁尔主张应该公正地对待不同性质的科学知识：（1）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2）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3）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4）它应当具有反身性。[28]虽然我们未必像布鲁尔那样把科学知识当作“集体认可的信念”，但是，布鲁尔的“强纲领”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用同一的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来衡量地方知识和公共性知识。
就我们的问题而言，社会建构主义的思想方法优于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尽管拉图尔等人的建构论立场存在不少问题，但拉图尔及其建构主义者主张从“行动”或“发生”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知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特别是主客体范畴也是可以改变的。在他看来，“客观的”意味着，不论怀疑者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想要切断你和你为之说话的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始终保持不变。“主观的”意味着，当你以他人或他物为名义说话的时候，听众们明白你只代表你自己。“至关重要的是，必须领会到，这两个形容词（‘客观的’和‘主观的’）是相对于特定环境中的力量考验而言的。它们不能被用来一劳永逸地规定某个代言人或者他或她正谈论的事物的性质……‘客观的’与‘主观的’是与力量的考验相对而言的，它们能够逐渐互换位置，从一个变成另一个，就像两支军队之间的力量平衡。一个被作者斥之为主观的持异议者现在必须发动另一场战斗，如果他或她还想继续坚持异议而不被孤立、嘲笑和抛弃的话。”[29]拉图尔的思想对我们的启示是，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并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是可以向对方转化的生成过程；地方知识有可能转化为普遍知识；普遍知识也有可能转化为地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