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思想史中的科学规范
R。墨顿曾提出近代科学遵循四条规范：1。公有性（但后来在美国被写成）：知识对所有人开放，因而是公共的；2。普遍性（Universalism）：每个人都可以致力于科学研究，按其才干评价其对科学的贡献；3。无私利性（Disiedness）：科学不是追求个人私利，对科学行为及其评价信守非利益性和客观性的准则；4。有组织的怀疑（aicism）：科学活动总是一种批评性的，有依据的怀疑。其实，自从人类有了科学活动，也就有了科学的规范以及对规范的不断反思与重建。就西方文化而言，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一直存在着规范以及对规范的革命。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规范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哲学中，有三个具有奠基性的基本观念：自然因果、世界始基和逻辑论证等。这些观念对于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以致整个西方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自然因果：自米利都学派始，古希腊罗马人对人类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于对世界事务的解释从原始宗教转向了自然因果。例如，赫西俄德的神话谱系中，地震是由波塞冬的愤怒引起的，但泰勒斯认为地震是由于水的振动。[1]
世界始基：寻找世界始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主题，从米利都学派的水、火和气等有形物质直到无限、巴门尼德的同一、赫拉克利特的罗格斯、毕达哥拉斯的数、苏格拉底的共相和柏拉图的理念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四要素等抽象概念。这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
逻辑论证：古希腊罗马时期科学哲学思想家与同期文明的最大区别在于逻辑论证。东方文明如埃及和中东地区早已广泛使用了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间的数量关系，例如中国的商高定理等。但只有毕达哥拉斯才用逻辑论证的方法定义了“a2+b2=c2”。结果虽然一致，但论证方式却是革命性的。这也是东西方文明的重大分野之一。[3]
二、中世纪的科学规范
在中世纪的科学哲学中，有三个具有奠基性的基本观念：两个世界、双重真理以及多重教化等。这些观念对于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以致整个西方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两个世界：按照《圣经》的说法，世界一分为二，上帝及其所在的“上帝之城”是永恒的，是作为终极目标的“极乐园”，而人间世界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却是充满邪恶的尘世。这种世界观的科学意义在于，一方面，逻辑学、天文学、数学、光学等与上帝智慧有关的科学得到保护而获得发展；另一方面，在人间世界的俗物中寻找后提炼“哲人之石”的占星术、炼金术等得到发展空间。[4]
双重真理：认为同一个真理可用双重形式表述，即哲学的理性思辨形式和神学的隐寓象征形式；存在两种并行不悖的真理，即哲学和科学的真理与神学的真理，前者来自经验和科学实验，后者来自神的启示和信仰。伊本·路西德首倡此说，其后本格尔（SigerusdeBrantia）、邓斯·司各脱、奥卡姆以及弗兰西斯·培根等也有同样的主张。[5]
多重教化：早在加洛林王朝（gian）时代，学校的课程已经制定为初等三科，即文法、修辞与辩论，都和词有关；高等四科，即音乐、算术、几何学与天文学，这四科无论如何都被认为是研究物的。音乐包含有一种半神秘性的数的理论，几何学只有欧几里得的一系列命题，而无证明，算术与天文学受到重视，主要因为它们教人怎样计算复活节的日期。这一切都是研究神圣的神学的准备。在整个中世纪，这种分科方法对于各门学术要素都是适用的，后来，由于人们对哲学产生更大兴趣，又添上了哲学一科。[6]
三、近代的科学规范
与其他时代特别是与中世纪科学和现代科学相比，近世科学具有如下特征：（1）深思熟虑的和可记录的实验；（2）将数学作为一种揭示自然的特殊工具来接受；（3）将来自事物本身的特定感知到的属性的原因，重新归于观察者的知觉理解；（4）将世界看作一部机器的联想的合理性；（5）将自然哲学作为一种研究事业而不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6）以对合作研究的积极评价来重构知识的社会基础。[7]我们以为，这些概括是正确的，但还不是基本观念。
追求确定性：任何科学理解都不能脱离它的时代，近代科学革命的大师们不是天主教徒就是基督教教徒，因此他们的科学探索大多受到当时宗教文化的熏陶：追求完美或确定性的追求，既包括对上帝及其信念的理解，也包括对世俗事物特别是科学问题的探索。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不完美的事物特别是不确定的知识保有一种批判态度，如伽利略对亚里斯多德落体问题的辩驳等。不论是弗兰西斯·培根的“学术的进展”还是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的沉思”，都体现了这种精神特质。[8]
机械世界观：不论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还是近代科学家，他们都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去审读知识，他们或者从某种自然哲学出发去思考科学知识问题，或者试图重建自然哲学来解决科学知识问题。这样他们对科学的探索就出自或印证某种自然哲学，从而就使得对科学知识的探索与对世界的理解有机统一起来，因而近代科学往往成为普遍性的公有知识。[9]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追求完美或确定性的追求也许成就科学事业，也许成就某种宗教信念，而近代科学大师能够区别于其他神职人员或信众的特质还在于，他们都创造并遵循某种特定的研究规则，如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尔的“方法谈”都在强调科学探索一定要遵循一种特定的行为规范，也就是科学方法。这些规则后方法使得近代科学家与经院哲学家区别开来。[10]
四、分析时代的科学规范
分析思潮的基本观点是：1。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知识进行逻辑分析，特别是对科学语言进行分析；2。坚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强调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以消灭形而上学；3。强调一切综合命题都以经验为基础，提出可证实性或可检验性和可确认性原则；4。主张物理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试图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实现科学的统一。这主要是受了物理科学中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以及通过意义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其纲领是捍卫科学而拒绝形而上学。
统一科学（unifiedsce）：传统观点往往把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起点理解为“语言转向”等，其实，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基本观念是追求科学的统一或统一的科学。[11]
语言批判：传统观点往往用“语言学转向”来概括维也纳学派，其实，逻辑经验主义最核心的思想应该更准确地表达为“语言批判”，例如WilliamDay和VíctorJ。Krebs的《重新审视维特根斯坦》（Seeieinanew，2010）就强调了语言批判对分析思潮的影响。[12]在诸多评价中P。M。S。Hacker的《维特根斯坦在二十世纪分析哲学中的地位》（Wittgensteiieth-alytibridge：Mass，Blackwell，1997）较具有代表性。此外，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Lingusti：EssaysinPhilosophicalMethod，1967）一书，也高度评价了维特根斯坦有关哲学作为语言批判的思想。[13]
命题区分：康德无疑是区分先验判断和综合判断的第一人，但直到逻辑经验主义才提出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分析哲学的先驱弗雷格提出分析句的逻辑真值可以通过限定条件来实现，“假设s是一个句子，s是分析句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当且仅当s可以从（a）逻辑规则或（b）使用定义为前提在从逻辑规则中推导出来”。卡尔纳普说：“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某些陈述的真理性是逻辑的、必然的，根据意义而定的。另一些陈述的真理性是经验的、偶然的，取决于世界上的事实的。”[14]对此，艾耶尔给予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们能够保存康德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逻辑意义，而在同时避免那些损害康德实际说明这种区别的混乱。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当一个命题的效准依据于它所包括的那些符号的定义，我们称之为分析命题，当一个命题的效准取决于经验事实，我们称之为综合命题。”[15]但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蒯因（WillardQuine）在其巨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针对命题有分析和综合之分的论断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哲学界的一场轰动，持续至今。[16]
五、后现代的科学规范
后实证科学哲学奉行如下基本观念，如实践转向，修辞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等。这些观念渗透在后实证科学哲学的各种探索之中。[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