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西方思想上的科学主义
对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探索古已有之。唯科学主义（Stism）[1]或科学主义无疑是探索这个问题的重要思潮。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皮特森（Doerson）的《科学、科学主义和专业责任》（“Stism，and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icalPsychology：SdPractice2004，11［2］：196-210）；索丽尔（ThomasSorell）的《科学主义：哲学及其对科学的迷恋》（Stism：PhilosophyaionwithS，NewYe，1994）；哈耶克的（FriedrichHayek）的《科学的反革命：对无用理性的研究》（TheterRevolutioudiesontheAbuseofReason，Indianapolis：LibertyFund，1980）；班尼斯特（RobertBannister）的《行为主义、科学主义和听信专家的风险》（Behaviorism，StismandtheRiseofThe“Expert”，http：arthmore。eduSois1AmCultH47%2313。html）；哈克（SusanHaack）的《在理性的限度内保护科学：在科学与玩世不恭之间》（Defehiweeismandicism，Amherst，heusBooks。2003）；奥尔森（R。Olson）的《19世纪欧洲的科学与科学主义》（SdStismiuryEurope，，Ⅲ：UyofIllinoisPress，2008）等。
唯科学主义的奠基者包括柏拉图（曾倡导“哲学王”理论）、培根（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命题）、圣西门（被誉为“技术统治论之父”）、凡勃伦（现代技术统治论的奠基者）等，因此唯科学主义又称之为技术主义，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统治论等。[2]“唯科学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科学是求得真理和有效的控制自然界以及解答个人及其所在社会中问题的一种正确途径，即使这些人并不懂得科学。”[3]由于现代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唯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社会思潮，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4]唯科学主义逐渐被称之为技术统治论。[5]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他生活于雅典城邦的衰落时期。当时政局动**，战乱不断，危机四伏，更重要的是道德纲纪败坏，人文精神沦丧。宣扬以智慧为美德的苏格拉底竟被诬告为毒害青年，被判以极刑。面对如此世事，柏拉图“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6]。
首先，柏拉图摒弃了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重求知轻人事的思想倾向，认为哲学和几何学、天文学等具体科学都“是一种精巧的对达到我们的目的有很多用处的工具”[7]。
其次，柏拉图认为社会或国家在本质上是拟技术的，他常常用驾船和编织来比喻国家行为。“真正的正常的治理国家的技艺……就像编织的技艺不断地命令并监督梳理工和其他为它的织物配制材料的人那样，指挥每一个完成它认为对于他的织物说来必不可少的任务。”[8]好的国家“乃是由于有知识而不是由于无知识”。
最后，既然社会具有技术性质而且技术具有社会功能，那么由谁来治理国家的问题就一目了然了。“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9]“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允许终身完全从事知识研究的人，都是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10]
然而，柏拉图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国”目的。原因有二：其一，他的理念论建构了但也解构了他的“哲学王”思想；其二，古希腊距产业革命尚有千年之遥，因而不可能实现知识立国的主张。当然，这并不影响柏拉图开技术统治论之先河。
二、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
作为一个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培根在学术进步上并无太大建树，但其思想的解放意义却不容低估。因为他率先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醒世之语。更为重要的是，培根在他的晚年预见了一个由技术统治的思想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有一个叫“所罗门之宫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它不是一个靠行政权威发号施令的地方，而是一个行政、科研、教学、实验、生产、宗教集于一身的学术机构。“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索事物的本源和它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11]科学技术人员既是“所罗门之宫大学”的最高权力者，也是“新大西岛”的最高权力者。
比较而言，培根消除了知识中的神学因素，消解了柏拉图“哲学王”中的理念论情愫，创立了以“新工具”为中轴的近代技术-社会理论。但是，培根的思想亦有不足：其一，在理论上培根的思想既无洛克、笛卡尔之严谨，也无苏格拉底、柏拉图之精深；其二，在培根时代，资产阶级尚无取得统治地位，更不用说技术阶层了。
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
在产业革命前夕，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科技积累和基本国情十分接近，但是，产业革命却率先发生在英国，并给英国带来一个强大的工业社会。这种巨大的反差深深地刺痛了一个法国人的心，一个真正学者的心。这个人就是昂利·圣西门。
首先，圣西门看到了学者和实业家对法国社会的重要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设想法国突然失去了五十名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五十名第一流的化学家……五十名第一流的机械师，五十名第一流民用和军用工程师……五十名第一流银行家，二百名第一流商业家……法国总共失去了三千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这些人真正是法国社会之花，因为他们是最能生产的法国人，是制造最重要产品的法国人，是管理最有益于民族的工作并使民族在科学，美术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人。在全体法国人中，他们是对祖国最有用的人，是为祖国争得最大荣誉，把祖国的文明和繁荣推向顶峰的人。民族要是一霎间失去他们，便会变成一句没有灵魂的僵尸，立刻沦落到区居于今天正同他竞争的民族之下的地步；只要这种损失没有得到弥补，只要新的领袖没有出现，他将一直处于这种从属地位。”[12]
既然学者和实业家是“人类中最有智力的成员”，那么，世界就应该由他们来统治。“一方面，献身于实验科学的学者获得了比僧侣丰富得多的实证知识，得到运用神圣的道德规律的巨大能力；另一方面，实业家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比贵族巨大的多的财富，对人民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把管理国家大事的工作继续留在贵族手里，已经成了反常和不能允许的事情。”[13]而且，“生产者阶级最有能力管理行政，只有他们对这种工作具有真正的才能”[14]。
较之柏拉图和培根，圣西门思想中的空想成分少，科学成分多。这当然是理论发展之必然，但重要的是，圣西门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为技术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客观依据。但是，圣西门的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完全摆脱空想的制约，因为当时的社会尚处于从封建和神学体系向实业和科学体系过渡的时代，而且，“生产者阶级”将分化为“两大敌对阵营”，因此，圣西门的思想仍需探索。
四、孔德的“科学世界”
奥古斯特·孔德曾任圣西门的秘书，也是19世纪最具有创造性的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主要著述包括：《实证哲学概论》（AGeneralViewofPositivism，，SabuPress，1856），《实证哲学教程》（CoursdePhilosophiePositive，1830～1842）等。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的”阶段[15]（TheologicalStage），在这一阶段，一切事件都被归于上帝和神灵的活动；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的”阶段（Metaphysicale），在这一阶段，上帝或神圣的力量的意志被抽象概念所取代；最后，第三个或“实证的”阶段（PositiveStage），是当科学的解释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时候所达到的。孔德通过对文化或文明的发展、思想之发展，尤其是科学的发展的广泛的历史描述，探讨了这三个阶段的接续和演替。
在20世纪，孔德哲学的某些部分，特别是他的“实证科学”及“实证主义”等范畴，在受到恩斯特·马赫思想强烈影响并通过维也纳学派而传播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学说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逻辑经验主义几乎不再把孔德看作是实证主义的奠基人。
五、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对现代科学革命的判断由两个信念所构成：科学的个人主义[16]和科学的普遍主义[17]。科学的个人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活动是科学家享有高度自由的个人行为，他的研究活动既不应该受社会目的的制约，也不应该受社会利益的驱使，科学活动的基础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特称表达”[18]；科学的普遍主义认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普适的真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它的发现者没有权利将他的科学发现窃为私人财产或用以个人牟利。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科学理论是一个规范的命题系统。“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一切自然科学的总和）。”[19]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一种科学理论革命或科学思想体系的嬗变，是近代科学体系向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现代科学体系的演进，这种方法论重在理论自身的发展，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种观念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拒斥价值判断，拒斥现代科学理论的经济目的，不屑于革命性理论的技术化和产业化，爱因斯坦和现代科学体系的创立者们往往持有这样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从事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家有重大影响。从地域上看，科学研究的英国传统具有浓厚的逻辑实证主义色彩。当然，随着现代科技的工程化趋势和现代产业知识化趋势的兴起，持这种观念的现代科学家日益减少。在分析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新实证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但仍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方法论，因为这种观念对保卫科学精神，捍卫科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对抗科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六、凡勃伦的“技术员苏维埃”
索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是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凡勃伦的重要社会经历和主要学术活动大致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和20世纪的最初30年。他亲眼目睹了随着工业体系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工业体系的控制权不断地从“巨头”手里逐渐转移到技术专家手里。
第一，凡勃伦充分肯定了工业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决定性意义。“工业专家即工程师、化学家和矿物学家等各种技术人员已在工业体系中占有责任重大位置，他们已在工业体系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因为没有他们工业体系就不能运转。”[20]
第二，在现代的技术社会中，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的所有者逐渐成为工业体系的外行，因而丧失了部分控制权。“对于像公司的控股者那样的技术外行来说，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于理解。”[21]
第三，工业体系的传统统治者如工业巨头、商人集团和公司股东等与工业体系本身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这些资本的所有者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而工业体系本身追求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由于这些资本的所有者本身已“不再具有技术价值”，“商业方法对工业的常规控制已变得效率太低和浪费太大”。另外，由于资本在经济增长和利润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而技术和知识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大，资本所有者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第四，既然商人对工业体系的统治已接近于最后域限，那应由谁来统治工业体系及整个现代的技术社会呢？“对于既得利益者及其遥领所有者来说，技术人员是必需的，因为若无他们便没有对工业生产的控制或筹划，而既得利益者和遥领所有者对技术人员及其工作却是不必要的，除非作为干涉和阻碍而存在。”[22]
这就是说，应该由“知识阶级”或“工程技术人员阶级”取代商人阶级对工业体系及其技术社会的统治。
综观之，凡勃伦的技术统治论批判了资本家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对现代技术化生产力的阻碍甚至破坏（凡勃伦曾用“怠工”一词描述这一事实），论证了对工业体系及整个技术化社会的控制权力由资本家阶级转移到技术工作者阶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而奠定了现代的或科学的技术统治论的基础。但是，凡勃伦的技术统治论还有两个难点：其一，在凡勃伦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家阶级的统治真的到了最后域限吗？其二，技术工作者阶级真的壮大到足以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步吗？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或显现。
七、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