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种模式通过文化上独特的推论资源得以组织和形成。隐喻、模型和叙述，既促进又限制一种文化的知识模式。前者有的描述伊甸园、和平王国、野蛮无情的大自然，作为一部机器、作为上帝头脑的产物、作为一台计算机、作为一艘飞船或者一只救生艇的大自然；有的描述尊贵的、单纯的、孩子般诚实的、动物般残忍的、原始的或邪恶的土著人；有的描述果断而英勇的探险者，西班牙征服者和自然哲学家，或者据称代表西班牙、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值得尊敬的民族气质的人。这些推论资源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欧洲遗产，而不是比如在伊斯兰文化或印第安文化中可以找到的遗产。
第四，知识生产以独特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不同的文化往往会用这些方式更广泛地组织社会活动。在15～20世纪欧洲社会及其移民社群里对工作、旅行、征服和其他社会关系进行组织的特有方式，决定了怎样组织科研工作和欧洲扩张。“航海大发现”是组织所到地区现代科学知识生产的欧洲特色的方式。尽管这4种地方性资源在这儿被描绘为似乎是完全分开的，但在日常实践中它们是部分地联结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的。[20]
依据这些理由，哈丁批判了普适主义的科学文化观[21]，这是因为：
第一，唯一普适性的命题支持下述求助的合法性：唯一整体化的“科学”的权威地位支持着每一个科学假说，而不是每种科学必须坚持自己的假说，即必须“面对观察的判决”而无须现代科学普遍权威的支持。
第二，普适性假说赋予对当代科学最有价值的批评进行抵制的言行以合法地位。女性主义理论家经常被怀疑为或者在物理学中表现出意识形态偏见，或者接受不相干的其他证据以支持自己有关提出科学假说问题上存在男性中心论假定的假说。根本不考虑，坚持唯一普适性理想的人肯定会接受来自科学内部的批评；那种不被承认为科研知情人对现代科学的批评，遭到了贬低或忽视。可是，恰恰是来自被理解为身处科学外部的东西，才使这种批评特别有价值。
第三，正如后殖民时期批评家特别论证过的，普适性命题产生了减少认识多样性的有价值形式的作用。没有证据可以表明，现代北方当前所推崇的某种科学，对于将来的其他文化或者现代欧洲文化的未来形式仍然是最有用的。确实，这里的论证以及本书前面许多其他探讨均表明，现代科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以及形成它们的利益和推论资源，对于今天的许多科研项目都不是最有用的东西。
第四，最强形式的普适性理想，在我们理解世界如何组织和随时间改变的某些方式的道路上设置了与众不同的路障，它只宣传狭隘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它阻挠我们集中关注机构、实践、语言、意义等社会因素，而往往被描述为据称只是自然界、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它使人特别难以看到那些远距离的、大尺度的和长期的变化。
第五，在自然科学中的这样一种模式，还推动社会科学中系统无知的产生。有的社会科学公开以自然科学为样板，例如物理主义心理学、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合理性选择理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等。但有些社会科学往往看不到自然科学方法以外的其他知识形式，以致它们看不到有更普遍的力量在决定着它们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或者上述力量是这种社会现象的结果。
最后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就是维护普适性理想要付出的政治上的代价。普适性理想这种极坏的后果可以从下面例子中看到：在“人类发展”的名义下，欧洲科学技术把导致世界上最难以从中受益的弱者群体进一步倒退的“发展项目”放在中心地位。这里，普适性命题赋予下述行为以合法地位：源源不断地把自然资源从经济和政治上处境最惨的群体那里转移到最有条件利用这些资源的群体手里去。普适性命题被提升为一个唯一合理、进步、文明和通人情的理想模式，它是在反对（按照例子来源）非欧洲人、经济上脆弱的人和女性时确立起来的。确实，普适性命题把权力主义抬举到独特的理性、进步、文明和人类必需这个主义的高度。
科学的文化多样性不仅仅是一种价值批判，而且还是一种建设性的探索。P。加里森（PeterGalison）在《交易圈——将行动和信念协调起来》（TradingZAdBelief）一文中，认为科学的文化多样性不在科学之外，就在科学之中，甚至同一学科也有不同的文化取向。“我认为，科学是不统一的，而且，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确切地说，科学的不统一加强了科学的强度和稳定性。这个论点反对两个深入人心的哲学运动的信条：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认为科学的统一加强了科学的向心力和稳定性；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反实证主义相信科学的不统一意味着科学的不稳定。”[22]
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学派就提出了科学的统一问题，这种统一不仅包括理论与观察的可溶性，而且也包括理论之间的可比性。
实证主义者的周期律
但是，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却提出了不同的科学观：科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共同体之间的更替，每个科学共同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和观察，因此，科学共同体之间是不可比的或不可同约的。
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周期律
如果说库恩的思想开启了科学文化多样性的先河，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则从科学活动的层面论证了科学的不统一性，或科学活动的文化多样性。PeterGalison认为，20世纪的物理学实践被分成三个部分。实际上，早在库恩提出他的观点之前就已经存在分立的科学共同体：实验的物理学、理论的物理学和仪器的物理学。存在着三种分立的杂志，如《原子仪器和方法》《科学仪器评论》等，这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用于设计并制造粒子指示器、加速技术和计算机分析系统的。同时也存在专门理论化的出版物，包括《理论和数学物理学》或《理论物理学杂志》等，还存在专门用于实验的系列出版物，如著名的《实验物理学方法》等。这些刊物都分别对应着理论物理学主题、实验物理学主题和仪器物理学主题。有关会议也分成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和仪器物理学等主题（PeterGalison，1999：142）。
交错型的周期律[23]
&erGalison看来：“考虑仪器、实验和理论之间互动的特点，我想考察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这三种文化是物理学大文化中的子文化。就像两种文化一样，子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但可以交换。其中一种子文化可以分享其他子文化的某些活动……他们都能对交换的过程、交换价值的评定等形成共识。他们都能理解这种交换的持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文化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24]
五、“地方性知识”
1983年，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25]出版了一本书叫《地方性知识》[26]，在这部著作中，吉尔兹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并演绎出一套有关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体系。当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在于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的问题，从而促进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充分关注。
爱丁堡的学派的SSK研究就十分注重社会语境对科学知识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在布鲁尔看来，既然一切科学知识都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因素来加以构造，那么，科学知识必然具有语境性。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拉图尔、沃尔伽和卡龙等人，在他们看来，既然知识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或实践的过程，那么对科学知识的考察就必须，也只能从当事者的当下活动出发，或者说是从科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现场出发进行考察。
卡林·诺尔-塞蒂纳在《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中指出：“无论把一种提出的知识论点断定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有趣的、难以相信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可能都取决于谁（who）提出这一结果，研究工作是在哪里（where）进行和它是如何（how）完成的。科学家们谈论可能引起‘发现’的动机和利益，谈论对那些研究者来说可以利用的物质资源，谈论谁是做出结果的幕后人物。他们几乎把结果（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与这些结果产生的环境等同起来。因此，在对知识论断做出反应时，正是科学家共同体本身赋予了发现语境以决定性的地位。”[27]
实验室研究恰恰解释了这种科学的语境性。“让我们且把可变的规则、决定标准的摆动、研究的当地特质、工序的机会主义以及科学家对语境限制的巧妙运用等当作研究的机会主义逻辑的不同方面。使人们放心的是，我们发现其他实验室的研究恰恰正在开始证实这样一种机会主义的逻辑。正如我已表明的，科研成果可以被视为选择的复杂合成物，而这些选择从这里阐明的索引的意义上说随语境而变。同样清楚的是，一旦实验室的选择业已形成为一种科学成果，其中构成的这种科学成果的偶然性和语境性选择就不能再进行分化。事实上，当科学家把这种偶然性和语境性选择转化成‘发现成果’，并在科学论文中加以‘报道’的时候，科学家自己实际上就把自己的研究结果非语境化了。”[28]
不仅如此，科学方法也不是普适性的，而是语境性的。正如诺尔-塞蒂纳所说：“为了还原科学的语境性，我们曾不得不走进实验室，并且观察知识生产的过程。鉴于我们在这种知识的生产过程中现场所发现的机会主义逻辑，‘科学方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当地性定位和当地性扩散的实践形式，而不是一种非当地的普遍性范式。科学方法是语境孕育的，而不是无语境的。而且，它正如同社会生活的其他形式一样，有可以被视为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29]
哈丁的结论是：“知识体系总是‘地方性的’，呼应并承载着利益和关切的印迹；这种利益和关切，有可能可以、也有可能无法为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所分享。幸运的是，这其中足够多的部分通常是能够共享的，并且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和有用信息的交流。同样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那些文化差异往往具有组织知识生产之工具箱的功能，而并不仅仅扮演传统科学哲学所描述的牢笼的角色。”[30]
从这个角度出发，哈丁并不把现代科学看成是普遍有效的知识体系，而是把它看成是具有西方文化印记的地方性知识。为此他提供了5点理由：第一，殖民主义的科学冒险事业，是彻头彻尾地为维护欧洲人及其在本土和世界各地的殖民事业服务的。它们被专门设计用于为欧洲从其他国家攫取更大的利益，以及维护这种攫取所必需的社会统治形态。第二，欧洲大陆科学不能与殖民事业和其他扩张主义事业的后果分离开来，或者说不可能不受后者的影响。这些描述披露，欧洲殖民地的建立对欧洲科学的发展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第三，在世界某一地区的殖民活动不仅使该地区，而且使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资源流向欧洲。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所实施的殖民计划，都允许欧洲人成指数地扩张其能力，以获取世界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供应上不成比例的巨大份额。第四，殖民主义经常有意地、不过也往往无意地彻底破坏当地的科学技术传统和资源，以便对欧洲更有利。第五，“二战”后实施的所谓发展政策，实际上使下述怪现象得以存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改头换面的殖民主义”。[31]
[1]参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第28～29页。
[2]〔英〕查尔斯·汉普登-特纳与〔荷〕阿尔方斯·特龙佩纳斯：《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徐联恩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4～5页。
[3]对文化的广义定义来自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1955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他认为，文化是一切人工创造的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自然原生态之外，所有由人添加上去的东西都可称之为文化。这里，人工创造的东西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客观文化、硬件产品；另一类则是主观文化、软件产品。硬件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如房屋建筑，交通公路，电视电脑，以及各种机器工具，等等。软件则是那些触摸不到，但似乎又无处不在的东西，比如信念、理想、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它们就像空气、阳光一样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这个定义虽很全面，却没有被后来的多数学者所采用。用得更广泛的是取赫斯科维茨的“主观文化”部分来定义文化，即，将文化定义为“被一个群体的人共享的价值观念系统”。郝夫斯特（Hofstede，1980，1991）将文化比喻成人的“心理程序”（mentalprograms），并指出文化会影响人们关注什么，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判断人和事物。与此相似，文化也被其他学者定义为“人为创造的、被他人认可的观念，它给人们提供聚合、思考自身和面对外部世界的有意义的环境，并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另外一个与众不甚相同的文化定义来自强皮纳斯（Trompenaars，1993，1998）的《文化踏浪》一书。他认为文化是某一群体解决问题和缓和困境所采用的途径和方法，而非仅仅是一套价值观念系统。这个文化定义隐含一个基本假设，即所有的人类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和困境，如时间、空间、外界的自然环境，等等。一个群体的人对时间的共同理解和感知，对外界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动则形成这个群体的独特文化。在这个定义里，文化又包括了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参见陈晓萍：《跨文化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