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言传身教地给子女们讲勤俭治家的道理，同时更注重在行动上培养出他们良好的习惯。在儿子入学读书时，不允许多带银两；在过年过节之际，不允许奢华铺张；在儿女们大婚之时，规定每人购妆奁不得超过二百银，也不可多请宾客。由于他长年统兵在外，不在儿女们身边，但是他经常写信给他的弟弟，请他帮助管教子女。
在信中他给弟弟曾国荃这样写道：“闻林文忠（指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钱六千串，督抚20年家产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闻儿子纪泽订婚，他马上写信回家，告诉家人诸事都要节省，新婚当日，不必过多请客。并强调：新儿媳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儿媳入门后，又提醒儿子：虽衣食丰适，宽然无虑，但也不能忘记勤俭。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而不事操作。在纪泽主家后，曾国藩又告诫他：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在纪泽主持其妹出嫁时，曾国藩吩咐纪泽：余向定妆奁之资二百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曾国藩在子女们成长过程中，丝毫没有松懈地教育他们要勤俭治家。在居家长久之计方面，曾国藩曾强调：盛时常做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一定要牢记此二语。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还指出：家道的长久，并非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也非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如果我有福，将来罢官回家，定与弟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一视同仁地对待贫穷之人和富贵之人。兴盛时，预做衰时之想。这样，我们的家庭自然会有坚固的基础。
历来，人们都敬佩曾国藩是为人处世善于为官的高手，从他严格要求家人勤俭生活方面便可窥见一斑。
低调是处世之明策
有句名言，曰：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古钱币的圆形方孔，大家都是知道的。为人处世，就要像这钱一样，“边缘”要圆活，要能随机而变，但“内心”要守得住，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则。萧何就是在“功高盖主者杀”的岌岌可危之时，通过自污保护自己的。
刘邦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诸将如淮阴侯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无一不受到他的猜疑和嫉恨，有的甚至被迫走上了谋反的道路。就连与他交情最为深厚的萧何，也因屡屡受到猜忌而终日战战兢兢。
韩信被杀害之后，萧何因功进位为相国，加封五千户。群僚都向他道贺，只有当年的东陵侯召平往吊。
召平对萧何说道：“您将从此惹祸了!”萧何大吃一惊，忙问原因。
萧何急忙问道：“您说得很对，不过有什么计策能让主上对我放心呢?”召平道：“您不如不接受主上这次的加封，再把家里的私财全部拿出来，交给主上，充作军需。这样，才有可能免祸。”萧何点头称是，照此办理后，果然讨得了刘邦的欢心。
在讨伐英布期间，萧何仍然留在关中督运粮草。刘邦屡次问押运粮草的官员，说是相国近来都在做些什么事情。押运官答称他无非是抚循百姓、措办粮草军械等等，刘邦听了，默然不语。押运官回到关中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萧何，萧何也猜不透刘邦这样做有什么深意。
一天，他偶然与一位幕僚谈起此事，这位幕僚忽然说道：“您不久可就要灭族了！”萧何一听，大惊失色，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幕僚又说道：“您位至相国，功居首位，此外不可能再给您加封什么了。皇上屡次问您在做什么事情，显然是怕您久在关中，深得民心，一旦乘关中空虚，号召百姓起事，据地称尊，就会使主上无处可归，前功尽弃。现在，您不察主上的意思，还要孜孜不倦地为百姓操心，这是徒增主上的疑忌!疑忌越深，祸来的也就越快。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如多买田地，而且要逼着百姓们贱卖给您，使得民间诽谤您，怨恨您。这样，主上听说之后方能心安，而您也可以保全家族了。”
萧何认为这位幕僚的话很有道理，当即采纳实行。押运官回到前线后，把萧何因强买民田而致谤议的情况报告了刘邦，刘邦果然很觉宽慰。不久之后，淮南平定，刘邦回都养伤，到萧何前来问疾时，才把谤书交给萧何，叫他自己向百姓道歉。萧何或补上田价，或把田宅干脆还给原主，谤议自然也就渐渐停息了。
一般来说，善于自保的人，多懂得随机应变，棱角并不十分分明。萧何能在幕僚的提醒下放低姿态，及时“露拙”，以使刘邦尽释猜疑，自污以保全身，不可不谓明智之举。虽然在后退的过程中有损形象，但这总比伤及性命要好得多。我们应该学会在适当的时候保持适当的低姿态，这并不是懦弱和畏缩，而是一种聪明的处世之道，是生存不可缺少的大智慧。
低调行事可导致高调反响
对于一个行事低调的人而言，他的人生价值在于为社会做了多少功献，而不是留下了多少美名。而事情必有因果，当他一心作贡献的时候，他的美名也被人们默默流传。事实往往如此。一个人只要为社会做出了真正的贡献，给人民带来了利益，即使不树碑建馆，不高调宣扬，也会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1893年秋，恩格斯去瑞士、奥地利和德国做旅行和访问。这些国家的工人群众出于对他的热爱，纷纷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恩格斯再三说：“这完全不适合我。”在苏黎世、维也纳和柏林，他不得已到集会上讲话时，-总是指着悬挂在会场上马克思的像说，他只是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大家的欢迎，分享马克思的荣誉。在谈到他自己时，他说：“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50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么，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们!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这使我感到骄傲!”
1890年11月下旬，在恩格斯70寿辰前夕，贺信和贺电雪片似的从欧美各国向伦敦瑞特琴公园路122号飞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打算专程从柏林来向他祝贺。恩格斯一再表示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倍倍尔再三坚持，并说明来伦敦还要会见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恩格斯才勉强同意他们来参加他的家宴，并表示只此一次。马克思的幼女、英国工人活动家爱琳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祝贺他寿辰的文章，恩格斯看了很不高兴，批评她不该“过分地颂扬我”，说要对她“训一训”才好。
第二年冬，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为恩格斯71寿辰准备了一场音乐晚会，邀请恩格斯出席。恩格斯当天才得知此事，他为自己未能及时阻止而感到不安，便立即给歌咏团写了一封信，找了一个托辞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并告诉他们：“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
恩格斯生前反对人们以任何形式推崇他个人，也“从不考虑死后的荣誉”。他在晚年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作为马克思的一个不大出色的战友和助手，得到了过多的荣誉和过高的评价。他对梅林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不需要后人为他树碑建馆。他曾经表示，希望他故乡自有的房屋有朝一日能成为党的印刷厂厂房。
当一个人做着不同凡响的事业，却处处保持着谦谨低调的作风、不推崇、不张扬时，他的形象反倒会高高地矗立在人们的心中，事情往往都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发展的。所以，不管你是已经高高在上，还是正在努力往高处攀登，行事低调一点，才可能更受人喜欢和尊敬。
《小窗幽记》中有这样一句警语：宁为随世之庸愚，勿为欺世之豪杰。这句告诫人们，宁可做一个心态低调、安分守己的平庸憨愚之人，也不要去做一个欺世盗名、高调炫耀的所谓英雄豪杰。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大都是希望活得轰轰烈烈的，人们大都希望成为出人头地的英雄，谁也不想自己做一个平庸之辈。然而，如果这轰轰烈烈的英雄是采取欺世盗名的手段获得的，那么，还不如不要，不如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平庸之人有更意义。
其实，在茫茫大千世界里，在漫漫人生旅途中，乐于低调是最难做到的，安于低调才是真正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盼望自己能顶天立地，成为英雄豪杰，可是往往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也不过是社会中平凡的一分子。即使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也不过是一粒尘沙。
因此，一个人能做到平凡，也就是伟大。与其轰轰烈烈地折腾一阵子，不如平平凡凡过一世；与其追逐功名利禄身心憔悴，不如放下贪婪之心坦然生活；与其做个呼风唤雨、力能扛鼎的人，不如做个低调豁达、安分平凡的人。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是阻止人们去追求，而是提醒人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应该永远保持一颗安分之心、低调之心。
在追求面前、在利益面前，如何才能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一种平和心态，摒弃贪心和贪欲呢?老子提出了相互联系的两种方法，那就是“知足”和“知止”。田乞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个大夫。他与周边百姓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有着很高的声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物欲私利看得开，从不去计较。田乞向百姓收取赋税的时候，用小斗量进，这样，百姓实际上给他的是少了；而向百姓粜粮食的时候，则用大斗量出，这样，百姓实际上得到的是多了。
田乞的一些下人不理解，问他：“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田乞告诉他们：“老百姓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兴旺，就得靠老百姓。而要老百姓相信你，你就得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如果嘴上讲得好听，而实际上办不好，或相反，处处作难百姓，百姓就会不高兴，甚至会发怒，众怒难犯，如果人民都不拥护你，那你是站不住脚的。”
下人们说：“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可是您为什么不把恩惠明白地告诉他们呢?”
田乞说：“‘德’就是要使人有所‘得’，无所‘得’，还算得上什么‘德’?但是，德有阴阳之分，讲明了要给人什么什么，这叫阳德，这当然也不错，但是，最高尚的还是阴德，让别人得到好处，但不一定让别人知道，或者不马上知道。我的大斗出，小斗进，正是为了行阴德于人民啊!”
当时齐国有一个大臣叫叔向，看到田乞的行阴德于民的做法，便偷偷地给家人说：“看来，田乞志向不小啊!老百姓是最明白事理的，他们会真心地归向田氏，将来齐国的政权是会归之于田氏的。”果然，到田乞的儿子田成子的时候，田氏取得了齐国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