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最终没有学到射术，空走了很多地方。如果他能脚踏实地，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从一点一滴做起，他的射术也许就会精湛起来。秦牧在《画蛋·练功》文中讲道：“必须打好基础，才能建造房子，这道理很浅显。但好高骛远，贪抄捷径的心理，却常常妨碍人们去认识这最普通的道理。”人一浮躁起来心里就长了草，而且是没有根基的草，被急功近利的风一吹，就跑掉了，结局只能是无果而终。
华人首富李嘉诚就是我们应该效仿的一个典范。他成就大业的宝贵经验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规条：稳健工作，力戒浮躁。11岁那年，李嘉诚来到香港。到了14岁，由于父亲去世，他辍学打工。再后来，他舅父让他去他的钟表公司上班，但是他没有答应，因为他要自己找工作。
从他年纪轻轻就不肯接受帮助而要自己闯这点上，就表现出他自强独立和自信的性格。这种性格，将培养出他以后的稳健前进的工作作风、不浮躁的工作态度。他先是想到银行寻找机会，因为他觉得银行一定有钱，因为银行是同钱打交道，它也不可能倒闭。但是银行的梦想没有成功，他当了一名茶馆里的堂倌。就在当堂倌的时候，他就胸怀大志，从小事做起，一步步循序渐进。这些小事是这样的：他给自己安排课程，以自觉养成察言观色、见机行事的习惯。这些课程包括：时时处处揣测茶客的籍贯、年龄、职业、财富、性格，然后找机会验证；揣摩顾客的消费心理，既真诚待人又投其所好，让顾客既高兴又付钱。
后来他又以收书方式读了很多书，并把看过的书再卖掉。就是这样，李嘉诚既掌握了知识，又没有浪费钱。一段时间后，他觉得在茶馆里没有前途，就进了舅父的钟表公司当学徒，他偷师学艺很快学到了钟表的装配及修理的有关技术。其后，他建议开钟表公司的舅父迅速占领中低档钟表市场。结果大获成功，因为香港对低档表的需求确实很大。
1946年，他17岁，辞别舅父，开始自己的创业道路。结果他屡遭失败，几次陷人困境。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浮躁，而是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1950年夏，才22岁的李嘉诚创立了长江塑料厂。他之所以要创立这个厂，也是他稳健的思考观察的结果。他通过分析，预计全世界将会掀起一场塑料革命，而当时的香港，塑料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机遇。可以说，他有审时度势的判断力。而这审时度势的判断力，亦来自于他的稳健。作为一个不浮躁、稳健的人，李嘉诚是很会判断机遇、抓住机遇的。在工厂经营到第7个年头的时候，李嘉诚开始放眼全球。
他大量寻求塑料世界的动态信息。一天，他翻阅英文版《塑料杂志》，读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料原料制成的塑料花，并即将投人生产，向欧美市场发动进攻。他立即想到另一个消息，那个消息说欧美人生活节奏加快，许多家庭主妇正逐渐成为职业妇女，家务社会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于是推想，欧美的家庭，都喜爱在室内外装饰花卉，但是快节奏使人们无暇种植娇贵的植物花卉。塑料插花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他由此判断，塑料花的市场将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抢先占领这个市场不然就会失去这个机遇。
于是，李嘉诚以最快速度办妥赴意大利的旅游签证，前去考察塑料花的生产技术和销售前景。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稳健的工作作风，一条辉煌的道路，由此展开。
正当李嘉诚全力拓展欧美市场的时候，一个重大的机会出现了，一位欧洲的大批发商在看到了李嘉诚公司的产品样品后，前去与李嘉诚联系。这位批发商是因为李嘉诚公司的产品价格低于欧洲产品的价格而来找他的。但他通过一些渠道得知长江公司是资金私有制。为保险起见，他表示愿意同李嘉诚合作，但条件是他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进行担保。李嘉诚知道这位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欧洲。而要占领主要的市场——西欧和北欧，如果能与他取得联系，是十分有利的。可惜，他竭尽全力都没有找到担保人。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全力争取，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法宝。他与设计师一道连夜赶出9款样品。批发商只准备订一种，李嘉诚则每种设计了3款。第二日他来到批发商的商店。批发商望着他因通宵未眠而红的眼睛，欣赏地笑了，答应了谈生意，在李嘉诚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签了第一份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货款，从而解决了长江公司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足问题。
长江公司很快占领大量的欧美市场。仅1958年一年，长江公司的纯利就高达100多万港元。塑料花使长江实业迅速崛起。李嘉诚也成为世界“塑料花大王。”
看完李嘉诚的故事，我们会更加明确地知道，不论我们做任何事，处在任何环境之中，都要保持沉稳冷静，表现得从容不迫。千万不可心浮气躁，急切慌乱。那样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乱了分寸和章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品性，拥有顺其自然的心境，才能成就一生的事业，生活得安详自在。
淡泊方以明志
明祸福之道，离是非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为人臣子所应懂得的道理。在这方面，战国时期的范蠡可谓是最有心得的人。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不由得浮想联翩，迟迟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世态炎凉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文种见书，如梦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起飞。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尸要他去向埋人荒冢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刎。
《越绝书》卷六评曰：“（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又云：“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观文种、范蠡二人不同结局，可知此言不诬。
范蠡的智慧不仅在从政方面，也表现在对时局大势的判断方面。在他看来，从政和务农、经商，事虽殊途，其理却有相通之处。范蠡的聪明才智在于他把握其中的奥秘，使其同归于一，从而能左右逢源，立于经久不败之地。
范蠡早年曾师事计然（一作计倪），研习理财之道。他认为：由于供求上的有余和不足，促使物价有贵、贱变化，因此应随时掌握社会余缺及需求。譬如：旱则备车乘，涝则备舟楫。农、工、商三业，均有各自的重要地位，又相互联系。比如米谷价格，谷贱则挫伤农夫的生产兴趣，谷贵则损害工商的切身利益。损害工商则财源不出，挫伤农夫则田野得不到垦辟。米谷价平，则农工商俱利。平粜齐物，则关市不乏。这就是治国理财的大道。
远在春秋时期，范蠡竟具有如此完备的经济思想和商业理论，无疑是十分难得的。正是由于此，他到齐国之后，便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改业务农。他想：越国用计然之策既能称霸强国，我用此术也必能齐家致富。于是，他举家同心协力，躬耕于海畔。不久，家产累计数十万。
齐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喟然长叹说：“居官至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久受尊名，终为不祥。”于是，他散其家财，分予亲友乡邻，然后怀带重宝，悄然出走。范蠡辗转来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朱公。他认为陶居天下中心，四通八达，便于交易，遂以经商为业，每日买贱卖贵，与时逐利，19年间，三致千金。时人凡论天下豪富，无不首推陶朱公。
综观范蠡一生，真可谓大智大慧之人，虽有超人之才，却从不以此争名夺利。他深知政治斗争的险恶，更知晓事君左右的危险，于是善于审时度势的他总是将自己隐匿起来，低调行事，经营于民间。即便财满物丰之时也从不炫耀，而是散财于民，重新投入市井，平淡经营，以求平安。范蠡如此低调做人，淡泊明志，可谓生存的大智慧。
钱财乃身外之物，一个低调的人从不追名逐利，而更多地是将自己的能力奉献出来，利人在先，利己在后。
于成龙，、山西永宁人，顺治十三年以副贡任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处在万山之中，县衙设在树丛中，于成龙“插棘为门”，虎白昼行庭中，“成龙累土为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从容问疾苦，皆感至诚，益乐就，争输田赋。初邻瑶岁率三四至，杀掠人畜，成龙严保伍，勒乡兵，将捣其巢。瑶惧自投，不敢复犯界，数遣子女问安。每春时，命两瑶舁竹舆，行田野中，见力耕者，辄呼与语，相劳苦。民率妇子罗拜，或坐树下与饮食，笑语欢如家人。奖勤扶惰，民大劝。”由于他“悉除诸禁”，“民益得尽力耕耘”。于成龙“诚意恻恻感人”，民众也非常关心他。
到罗城不久，仆人或死或散，百姓见于成龙生活太苦，就凑钱给他说：“知阿爷苦，聊供盐米资。”他笑着谢绝说：“我一人何须此?可持归，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一次人们听说他家里来了人，“罗人则大喜，又进金钱如初”。于成龙仍“笑谢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单人携货，适为累耳。”’百姓感动得哭了起来，他也掉下眼泪，到底没有收下。
于成龙在罗城七年，“招流亡，建学宫，创设救济院，县大治”，被总督荐为卓异，升迁四川合州知州，离罗城时，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初年，四川正值乱后，合州剩下的百姓才数百人，可是“供役繁重”。于成龙“请革宿弊”，“一仆一羸马自随，贷牛、种，招集流亡，旬月间得户千计”。后任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煽动湖北数处叛乱，叛军号称十万，逼趋黄州，“时援军皆赴湖南，黄州吏民才数百”，有人建议退守麻城。于成龙说，黄州是七郡的咽喉之地，“弃之则荆、岳瓦解”，表示誓死不去。他采取先破贼首何士荣的战术，集中了五千名乡兵，分路御敌，率兵拼杀，“贼斗益急，火燎成龙须，或劝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斩!”’他曾“驰谕有能擒贼献者重赏，投诚者待以不死，胁从归者但闭门坐，家无军器，即从贼概不追问，藏兵仗者即良民亦诛死”。于是擒住了贼首何士荣，焚毁贼众名籍，瓦解了贼众，仅用了二十余天，“以乡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丝粟”，有力地支援了平叛战争。第二年秋天，黄州大饥，于成龙“发廪赈恤，全活数万人”，受到人民的爱戴。后他又任江防道员，旋升福建按察使，在赴按察使任时，“民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湖相乱”，表达了人民对清官的无限依恋。在按察使任上，他多为民众着想，协调任内的官民矛盾，被巡抚吴兴祚荐为“廉能第一”，任布政使。他力减民夫劳役，对“满兵掠浙东子女，役为奴者数万，为赎归之”。他要求征收赋税一定要按时按量进行，不增铢黍。他自己则节俭为怀，“署中薪米不给，至无衣可典，日或不再食。随征满汉大臣朝使者有时来过，经入卧内，或绕署周行几案间，蛛丝鼠迹、文卷书册外无长物。感叹曰：‘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遇有海外进贡使者送给礼品，“悉屏之，或呈样香，一嗅即持去。贡使啮指作礼曰：‘天朝有此清官，吾侪未闻见也。”’
康熙二十三年春四月，于成龙病故。于成龙病逝后，将军、都统暨寮吏入其寝室，“见周身布被，袍一袭，靴带各一。堂后瓦瓮米数斛，盐豉数盅而已”。市民闻之“罢市聚哭，家争绘像祀之”。江宁、苏州和黄州纷纷建立于成龙的祠堂。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赠太子太保，谥清端。
于成龙一生清廉，处处为公，他对人慷慨付出，自己却十分清苦，他在任期政绩卓著，却从来不向朝廷邀功请赏，他的情操为后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