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茶
农桑贡赋，王道之本也；管榷杂税，王道之末也。善为国者，重其本而轻其末，不善为国者反是。由尧舜至文武皆重其本者也。由秦汉至隋唐，重其本故薄征轻敛，而天下有仁义之俗焉；重其末故急徭横赋，而县官遂兴管榷之利焉。管榷之利，茶其首也。当汉武之时，其食国用皆不足，虽群臣献策，尽笼天下之货，然茗荈之利犹不之取，历代议者亦未尝一言及之。至唐永泰中，天下耗竭，莫或为计，乃有赵赞首陈税之策。贞元之后，又兼张滂之谋，虽权宜立制，功不合于古，然亦未至于榷也。逮乎文宗，当李训辅之，恣为诡说以惑其听，内则协郑注奸邪之议，外则资王涯刻暴之苦，始立使号以榷茶为名。茶之有榷，自此始也。于时新令一出，所暴虐者甚众，以是故身伏大诛。尔后贤臣继世，一兴一废，或以惨急而行之，或以仁慈而议之。如裴休者，则欲去榷复税以十二之法；如令狐楚者，则欲通商惠众，以增上下之便。虽深究利害各极当时之宜，然行之一朝，流弊千载。
我国家勃兴昌运，抚有方国，四圣接武，泽流生民。所先者仁义之化也，所行者礼乐之教也，所敦者农桑之业也，所后者管榷之利也。然卒所以资国用而足兵食者，唯货一扃尤为剧大。自曩岁群臣定议随土宜而制之，或禁其私鬻以充郡县之课，或通商人以泄县官之利，各任其俗，成乎便宜。
以今观之，则禁者诚非，而通者诚是也。何则？茗者山林之所产也，山林者人力之所营也。所营者博，则所生者众。所生者众，则所赋者余。所赋者余，则常生之业毕出于是矣。今乃申严号令，窒其私鬻之路，欲使民利一归于公，虽敛之计诚得其术，曾不知敝生于下而抵冒之狱阗然而起矣。及其不胜也，然后从而加之，民或至死亡而不惧令，或至峻烈而无益，久不易则无乃伤二慈之政乎？而又上之而急，继以千艘，一岁之庸，动逾百倍，伤财暴众，无大于此，故曰禁者诚非也。今若普治天下，均其常法，上则蓄之以大扃，下则通之于商人。其直也，就中都而入之，其茗也，由外郡而与之。俾夫周旋海内，自受其益，所过关市，则悉增其税，所至郡国，则悉弛其禁。大可以减县官每岁之用，小可以息生民抵冒之狱，此谋一立，万世利之。故曰通者诚是也。二者之论，期于一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