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后发怒了：
“一宫人死，你竟敢提出厚葬，是不是想离间我母子的感情？”
刘太后是何等精明之人，吕夷简一语中的，刘太后也顿时醒悟：一旦自己死去，仁宗得知了实情，痛感自己生身的母亲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一定会怨恨自己，并迁怒于刘氏的后裔，她立即谢了宰相，吩咐以一品礼安葬宸妃。
吕夷简又暗中吩咐内侍押斑罗崇勋，给李宸妃着皇后装成殄，并使用水银宝棺，以保持尸体永远新鲜，刘太后也一一依允。丧礼举行得格外隆重，众宫女恸哭致哀，送葬队伍竟“繁华辉焕，蜿蜒三十余里”。
1033年，65岁的刘太后也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历程。临终时，她留下遗诏：“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重事。”
这可激怒了一班元老重臣。
御史中丞蔡齐说：“皇上已成年，岂能让女后相继听政。”
仁宗的叔父八大王元俨说：“太后是皇帝亲母的名号，连亲母都不曾尊崇，哪能尊崇那么多的养母？可怜的李宸妃，生了陛下，不仅生前不能与陛下相认，连死也死得不明不白！”
仁宗惶惑了，他问吕夷简，吕夷简证实了元俨的说法。震惊，悲痛，愤恨！他身为天子，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身为人子，不能孝敬自己的生母一天，让母亲含恨而死。他号啕大哭，下哀痛之诏自责，并派兵包围了刘太后娘亲的府第。
处事公道的吕夷简进谏说：“太后虽有不义之举，但以皇后礼仪厚葬宸妃，表明她已有自悔之心；刘、杨虽非生母，但对陛下仍有抚育之情，不可或忘。”
仁宗决定重葬他的生母，尊宸妃为皇后，谥章懿，亲临殡仪之所祭告。待开棺考察之时，李宸妃安详恬静，栩栩欲生，身着皇后礼服，没有鸩杀、残害或者虐待的迹象，这时仁宗才下令解除对刘姓戚属的包围，在焚香泣告生母李太后的同时，也祭奠了养母刘太后。
为了弥补他对亲生母亲的愧疚之情，他把李太后的弟弟李用和一再擢升，又将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至此，仁宗生母之谜已经结束。可以肯定的是：包公与李宸妃的平反昭雪毫无关系；李宸妃也不曾流落民间。至于刘德妃把仁宗收为己子，是使用的狸猫换太子手法，使用的移花接木手法，还是正当的过继承嗣，则永远是一个谜。
至于李宸妃在亲生儿子即位之后，长达9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三缄其口，不置一词，致使仁宗为不能在生前认母抱恨终生，则更是一个不可释解的谜中之谜了。
可见，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很有意思，但可以肯定的是，宫廷的竞争残忍，与现在的商战之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5．雍正皇帝为吕四娘所杀还是自然死亡？
首先传出的是雍正被刺身亡。世宗刚一辞世，京师内外即说他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死。据《清朝野史大观·世宗宴驾之异闻》载：“世宗暴崩，传闻异辞。有谓被刺者，其说也非无据。当时（吕）留良孙女某，为祖父报仇，入宫行刺……”
这里说的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名光纶，字庄生、用晦等，自号晚村，浙江崇德（今桐乡）人。明朝亡时，他曾散财结客，意在复兴，事败后家居课徒，仍做着推翻满清皇帝的准备，不幸以病而终。他一生写了《吕晚村文集》、《东庄吟稿》等著作，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吕留良去世之后，湖南人曾静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派门徒张熙专程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详细列举了雍正帝的十大罪状，劝其举义反清，不料策反未成反被岳钟琪拿获，雍正闻讯自然要严厉查究。曾静供称是受吕留良著作的影响才萌生异志，雍正刨根问底，决心铲除这一祸源。结果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被剖棺裁尸，曾静、张熙和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皆被枭首示众。吕家其余男子远戍关外宁古塔流放，所有女眷则变卖为奴，连其门生等也受到追究，酿成了“株连十族”的文字大狱。雍正本人为此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专门反驳吕留良的学说和曾静等人对他的攻击，这就是清代极其有名的曾静吕留良案。据说，此案在捕人之时，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不在家中，幸免于难。此女矢志为家人报仇雪恨，非要亲手杀死雍正皇帝不可。为此，她隐姓埋名，入山拜一老尼为师，学得一身精湛武功，与著名武林高手甘风池等人并称“八大侠”。后来，吕四娘乔装为宫女，潜入圆明园内，手刃了雍正皇帝，并割其首级逃之夭夭。雍正死后，清廷虽然极为惊恐，但不好对外声张，为能全尸，悄悄让人雕刻了一个金质脑袋，匆匆放进棺材埋了。
还有的说刺杀雍正的女子并非吕留良的孙女，而是一位吕姓显贵的女儿。她的父亲吕某与登基前的胤祺是金兰兄弟，后因触及雍正夺嫡的阴私被秘密杀害，女儿四娘却侥幸逃脱。不久，她潜入仙刹拜一高僧学剑，此僧也是雍正当年的武林十二好友之一，其武功勇冠天下，罕有匹敌，并能炼剑成丸，含入口中，百米之外杀人不露任何形迹，号称“万人敌”，雍正本人也曾跟着这个和尚练就一手绝活儿。他登基称帝后，想拉这一高僧为己所用，以便控制各路武林高手，不料此僧不愿臣伏，远走山林，避祸修身。这天，御内高手侦知这个和尚的藏身之处，雍正急命原先结义兄弟三人易服前往，随即布下精兵层层包围。此僧见了三位不速之客，朗声笑道：“若辈受主命来捕我耶？汝主气数高旺，吾不能与之争。虽然汝主多行不义，屡以私恨杀人，今吾虽死，汝主必不能苟免，一月后，必有为吾报仇者，汝等识之！”言迄，伏剑自杀。三人割下高僧的脑袋回京复命，并一一详奏所闻。雍正知道这位结拜好友的手段，遂布置大内高手小心提防，想不到一个月后果然让一位年轻女侠用飞剑砍了脑袋，此女便是那位高僧的得意弟子吕四娘。清廷曾秘密下令严缉此女归案，但终其大清一朝，也没见到这位女侠的影子。
有关吕四娘、卢氏女刺杀雍正的说法，见于《清官遗闻》和《清代述异》等传闻资料，不见正史记载，甚至都找不到她们的名字。可是在比较严肃的《鄂尔泰传》中却能找到“刺杀说”的依据：
“是日，上尚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午后忽召鄂入宫，外间已喧传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当日天下承平，长君继统，何以危疑而仓惶若此？可证被刺之说或不诬矣。”然而刺客是谁？不得而知。
其实，不只《鄂尔泰传》的作者有此怀疑，连雍正帝本人生前也听过有关吕四娘的传说。雍正八年，他就疑神疑鬼地对负责审理曾、吕一案的浙督李卫说道：“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或吕留良子孙有隐匿致漏网者，在卿干系匪轻。”（引见《朱批谕旨》）这种风声能够吹进雍正的耳朵，可见由来已早和传播之广。看来吕四娘并非临时编造的人物。另外，在康、雍时期的“八大侠”中，甘风池、曹仁父、周召等武林高手皆实有其人，与之并列的吕四娘怕也并非虚拟的人物。因此，持“刺杀说”者认为雍正突然暴亡，决非无稽之谈。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曾、吕为当时震动朝野的大案，雍正自始至终都格外关注，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环节，即使真有吕四娘其人，也没有漏网的可能，此其一；雍正住地，保卫措施完备，戒备十分森严，吕四娘就是武艺高强，也难闯入行宫，更难近于身边，怎会轻易行刺成功？此其二；据近代史学家陈垣先生考证，吕留良的孙子及其曾孙在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曾经捐纳监生，若吕四娘真的刺杀了雍正，乾隆皇帝哪能有此雅量？此其三。除此以外，雍正以后的正史记载中，不见吕四娘只字片语，更无“刺杀说”的痕迹，因此，认定雍正时期并无吕四娘其人。换句话说，就是真有这么一位武功超群、衔仇雪恨的女子，她也难有刺杀雍正皇帝的可能。
如果雍正帝不是被刺而死，那么，他的暴死是否正常死亡？能说明此点的权威资料当属逐日记载皇帝一举一动的《起居注册》。这里不妨简略引述关于雍正死前两天的具体记载：“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八月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惭，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
皇帝的《起居注册》是官方的记载，如果认为不大可信，下面不妨对照亲历此事的大臣们的记录，或许可以看到较为真实的情况。先看看《张廷玉自撰年谱》中的有关记载：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晋见，未尝有间。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召甚急。痰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姑知上疾大惭，惊驻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颠、纳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大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廷玉与鄂尔奉告二王诸大臣曰：‘大行皇帝固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即请出，以正大统。’王大臣曰：‘然。’”
张廷玉的这些记载均为亲笔，比较可信，细细对照雍正临终前的情况，与《起居注册》的记录基本是一致的。
下面再看《鄂尔泰行状》中的记述：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测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二日夜，世宗升避，召受顾命者惟公一人。公恸哭捧遣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基，宿禁中七昼夜始出……”
张、鄂同为雍正所倚重的大臣，又都是他临终前的见证人。然而把两则史料略一对照，就不难发现有些问题：一、《行状》说雍正皇帝临终时只有鄂尔泰一人随侍在侧，这与张廷玉《年谱》中的说法大相径庭。二、张说传位密诏雍正帝早已向他和鄂尔泰出示过，而《行状》则说仅向鄂尔泰一人口授，他又连夜骑煤骡入紫禁城传达，可见“今上”即当时的宝亲王也就是以后的乾隆皇帝并没有“朝夕侍侧”。更奇怪的是，像传位遗诏这样事关社稷命运的重要文件，雍正竟然只交给鄂尔泰一人传达，连个护送人也没带上，显然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据乾隆帝在《钦定储贰金鉴》序言中说，预立传位密诏，始自乃父雍正皇帝，这种超级绝密文件一定早已写好，开启时也应众人在场，决不会匆匆忙忙地处置这种大事。
从以上对照来看，张廷玉与鄂尔泰二人的说法如此矛盾，到底哪个为真？相比之下还是张廷玉《年谱》中的记载比较可信。应该指出的是，《鄂尔泰行状》出自清代才子袁枚之手，并非第一手材料，其中是否有粉饰不实之词，或故意抬高鄂尔泰的地位，很值得怀疑。不过，这两则史料都说雍正临终之时，没有亲自宣布遗诏，说明很可能进入昏迷状态，否则，像这么重要的大事，以雍正的性格和处世作风，他决不会轻易撒手。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以上这此说法，认为雍正真正的死因是他迷信鬼神，乱服丹药而中毒死亡。雍正一生崇佛信道，结交术士，祈求长生之道。有资料说雍正晚年仍然纵欲，染上沉疴，至雍正八年，曾一度恶化，差点儿导致瘫痪。这时，他仍执迷不悟，曾密调地方督抚要员，为他推荐名医方士，高价悬赏长生不老药方。他还让陕甘总督岳钟琪密访一位名叫狗皮仙的道士，据说此人藏有防衰的秘方。岳钟琪报告雍正说，此人类似疯子，万万不可信用，雍正也真的害怕发生意外只好作罢。不久，四川巡抚宪德奏称在本省的仁寿县发现了一个姓姜的奇人，据说他八十岁精脉仍如涌泉，妻妾频频产子，到了九十高龄，看上去却像少年。雍正接报急命此人进宫，不料这位活神仙却意外死了。明明是地方官向他讨好，但雍正仍深信不疑。
不仅如此，雍正一生嗜好佛事，他做皇帝之前，就曾雇佣替身代他当了和尚。当政之后仍然事佛，自号破尘居士，又称圆明居士，并收罗门徒达十四人之多，多次声称“朕亦即是释主。”一些朝臣看不惯他的这种做法，劝其做尧舜而勿做释迦，务懦学而不信佛教，雍正竟公然抵赖说：“试问黄冠缁流之徒，何人为朕所听信优待？”尽管他没有优待哪个和尚，却热衷于接近一些道士。为了取得长生不老的丹药，雍正想方设法把长于炼丹的道士召入禁苑，并给他们慷慨提供场地、资金、原料、杂役人员等。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九月起，他尝试服用道士娄近恒等人炼制的“既济丹”，据说自我感觉不错。因为这些善测帝意的道士，一方面装模作样地夸大丹药的作用，一方面悄悄将“**”之类的药物掺杂其中，使沉湎于酒色的雍正尝到了甜头，不断给炼丹道士们以有力支持。从他的《御制文集》中一些诗句可以看出他对于炼丹是多么着迷。如“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自觉仙胎热，天符降紫鸾”等，可见他不仅热衷于此事，并且已经确实服用了丹药。雍正十三年八月，炼丹活动达到了高峰，他一次就批给二百多斤牛舌头黑铅用于炼煮，这些丹药中的毒素渐渐在雍正体内积聚、浸蚀，终于要了他的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