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一听怒气冲天，恨得把手指头都咬出血来，连声大叫：“这畜生怎么能托付给他大事，独孤（皇后）误我！”急令人叫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进来，对他们说：“快叫太子进宫来。”柳、元二人以为是要杨广入内，文帝连连摇手说：“叫杨勇来。”杨勇早已被废为平民百姓，要进宫来必须有诏书才行。柳述和元岩赶忙出去草拟一份诏书，两人正写着，忽然一队东宫卫士闯进来，将他两人押解到大理寺监狱里关押起来。原来是杨广见宣华夫人逃脱时，神色不对，知道大祸临头，忙去找杨素商量，杨素探听到情况后，连忙叫宇文述伪造一份诏书，将柳述和元岩抓起来，并将东宫的卫士调进宫来，由宇文述等人指挥，宇文述令卫士封锁宫门、不许王公大臣入内。杨素又派他们的心腹右庶子张衡入仁寿殿看望隋文帝。张衡进入隋文帝寝房时，便将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支使出去。一会儿，只听到隋文帝惨叫几声，便断了气。据赵毅的《大业略记》一书记载，张衡是用毒药将隋文帝毒死的。又据马总的《通历》一书所载“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这便是说他将隋文帝活活打死。总之，隋文帝是被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合谋通过张衡之手杀死的。这一点已是诸家记载比较一致的说法。
隋文帝死后，杨广秘不发丧，以隋文帝的名义造了一道诏令派车骑将军屈突通送给汉王杨谅（此时杨谅任并州总管之职），令杨谅迅速回京。杨谅发现诏书不对，不肯出发。原来隋文帝曾和杨谅约定，凡是他亲自发出召他回京的诏书，便在“敕”字旁边加上一点，作为标记。杨谅见屈突通送来的诏书没有这个标记，便怀疑有假。同时，他往日对大哥杨勇被废、三哥杨秀被囚已经很不满，现又发现诏书作假，便起兵以声讨杨素为名，反对杨广，但最后兵败被擒，终生被监禁。
与此同时，杨广又以隋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诏书给故太子杨勇，赐杨勇死，并令人立即将杨勇缢杀。于是，杨广在害弟杀兄弑父之后，登上帝位，是为隋炀帝。
天作孽，尤可活，人作孽，不可活。杨广为人，生性残暴。服孝期间行为不俭，对诬陷同胞兄弟，调戏父妾，甚至不惜千古骂名，举刀弑父，其凶狠之性，泛滥无拘。为政期间肆意驱使百姓**逸作乐，天下人所不耻，最终人神共愤，未得善终人称“炀帝”。
6．八王之乱
西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晋书》的作者曾经分析过晋朝速亡的原因，其中说：“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应该承认，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确实是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魏晋之际的帝位更替，往往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司马炎亲自看到曹魏禁锢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氏父子乘机夺权的事实，因此他认为：要防止此类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由他们屏藩帝室，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于是他违反两汉以来虚封王侯的惯例，几乎恢复了周朝的分封制度。早在泰始元年（265），晋武帝就封了皇族二十七人为王。其中有五个大国，六个次国，其余都是小国。规定：王国内的文武官员，国王可以自己选用；王国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大国可以设置上、中、下三军，有兵五千。小国也可以置一军，有兵一千五百。同时逐步取消州郡武备，陆续用诸王统率的中央兵马镇守各处战略要地，借以取代异姓方镇；另外，有些诸侯王还兼领中央要职。因此《晋书》说他们“出拥旄节，范岳牧之荣；人践台阶，居端揆之重。”从而形成了一支能够左右西晋局势的政治力量。
晋武帝死后，晋惠帝司马衷继位。他虽然身为晋武帝长子，但却是一个白痴，十分愚蠢，除会享乐之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懂，只是由于妻家贾氏和母后杨氏的支持才被立皇帝。诸王和外戚都想乘机夺取皇权，这就难免要引起争夺。
晋武帝临死时遗诏汝南王司马亮和惠帝的外祖父杨骏共同辅政。但杨皇后和杨骏却假造诏书，排斥汝南王司马亮，由杨骏掌握了全部政权。诸王自然不满意杨骏独专朝政，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也不甘心朝廷大权落入杨骏手中。贾南风是权臣贾充的女儿，本人又是一个有政治野心和阴险毒辣的女人，她一再插手西晋政治才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
所谓八王是指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颐，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义以及东海王司马越。
永平元年（219），即晋惠帝继位的第二年，贾南风首先拉拢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杀死了杨骏和杨氏党徒几千人。司马亮因功被任命为太宰、录尚书事，与太保卫瑾共掌朝政。由于“楚王玮有勋而好立威，亮惮之，欲夺其兵权。”贾南风利用二王的矛盾，先以惠帝密诏命令楚王玮杀死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瑾，然后又反咬一口，下诏说司马玮“矫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诛灭朝臣，谋图不轨”，杀死了司马玮。从此以后，贾南风独揽朝廷大权，大树自己的党羽，专权达八、九年之久。
元康六年（296），赵王司马伦应诏入京。他先是被封为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赵王伦身为司马氏宗室诸王，自然对贾南风专权不满，但他不敢公开打出反对贾南风的旗号，而是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他首先主动与贾南风的亲信交往，并“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逐步掌握了中内禁军和朝廷大权。后来他发现，太子司马通由于不是贾南风所生，对贾后专权不满，贾南风于元康九年（299）废掉了太子。赵王伦采纳了其谋士孙秀的建议，先挑动贾后杀死太子，然后又以替太子报仇为名杀死了贾南风及其党羽。永康二年（301），赵王伦废掉惠帝，自立为皇帝。
为了收买人心，赵王伦采取大赦天下，乱封滥赏的政策：“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计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郡县二千石令长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吏。”同时立其世子为太子，封其死党孙秀、张林等“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计，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
时隔不久，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颐，起兵讨伐赵王伦。赵王伦众叛亲离，兵败被杀。惠帝复位，齐王司马冏被任命为大司马辅政。但司马冏也不能得到诸王的一致拥护，而且“骄恣日甚，终无悛日”，“以树私党，僭立官属。幸妻嬖妾，名号比之中宫。沉缅酒色，不恤群黎。”“操弄王爵，货赂公行。”“群奸聚党，擅断杀生。密署腹心，实为货谋。”
于是河间王司马颐又联合长沙王司马义起兵讨伐司马冏。从此之后，齐王、成都王、河间王、长沙王以及东海王司马越，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为了战胜自己的对手，他们不惜勾结乌桓、鲜卑、匈奴兵参战。于是由宫廷政变酿成了诸王的混战，诸王混战又发展成各族之间的大混战。太安三年（306），西晋中央政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手中，他毒死了愚昧无知的晋惠帝，另立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八王之乱集中表现了司马氏集团的残忍性和腐朽性。这场十六年的混战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导致了西晋的灭亡，而且导致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导致这八王之乱的根本则在于晋武帝的“分封”，权力分散，诸侯则拥权自重，朝廷难以管辖。晋惠帝的愚蠢无知，贾南风的阴险毒辣，无疑是这场混战的最初原因，但事实也正如《晋书》作者所说：“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详观曩册，逖听前古，乱臣贼子，昭鉴在焉。”内乱只能造成社会的灾难，削弱国家的实力，八王乱晋的历史教训，还是值得后人记取的。
7．巫蛊事变
征和二年（公元前91），西汉王朝爆发了一场“巫蛊事变”：汉武帝与卫太子兵刃相见，在长安城中激战五日，以死者数万人，卫太子、卫皇后自杀，大批官吏受株连而告终，这场剧变使得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骤然由鼎盛转向衰败。
巫蛊是西汉时盛行的一种迷信，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使用巫术诅咒或用木偶埋于地下可以害人。武帝祀神求仙，招鬼用巫，方士神巫多聚京师；女巫更出入宫中，教唆那些斗妍争宠、排挤倾轧的后宫妃嫔们制作木偶埋入地下，祠祭祝诅，以蛊害情敌，争夺皇帝的宠幸，这就是所谓以巫蛊行妇人媚道。因此，争宠后宫与巫术相结合，就构成了武帝时期宫闱斗争的新特色。在元光五年（前130）和征和元年（前92），曾经两次发生了因巫蛊而引起的宫廷及朝廷的大屠杀，史称“巫蛊之祸”，它们都是汉武帝的皇权专制统治与其声色犬马、祀神求仙的宫廷生活相结合的直接恶果。
然而，发生在征和二年的这场“巫蛊事变”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宫闱斗争，它是一场由奸臣精心策划的政治清洗与政治迫害，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危及国家、殃及民众的祸乱，其罪魁祸首是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的江充。
江充（？—前91），西汉赵国邯郸（今属河北）人，原名齐，字次倩。他因告密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官拜直指绣衣使者，职在“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太始三年（前94）时，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驶于专供天子交通的驰道之中，正好遇上江充，江充依法拘押太子家使并没收车马。太子闻之，派人向江充求情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讯，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江充根本不听，很快就将此事报告给武帝。
这件事情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不然，它是当时业已存在的帝党与太子党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反映，是江充对太子的有意陷害。太子刘据为卫皇后所生，史称卫太子。刘据少时很得父亲的欢心，但长大之后，武帝嫌他“材能少，不类己”，爱心日少，而卫后也色衰失宠。刘据性格仁恕温谨，思想方法与统治策略均与武帝不同。武帝用法严峻，奖用酷吏，而卫太子则为政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好大喜功，屡兴大役，征伐四夷，卫太子每每加以谏阻。天长日久，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帝党和太子党两个政治集团。太子“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由于奸邪之臣的不断挑拨和诋毁，武帝对太子的猜忌与不满日益加深，太子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就在太始三年，武帝宠幸的赵捷妤在怀孕十四个月之后生下少子弗陵，武帝六十四岁又得一子，本来就喜不自胜，而弗陵之降生，又与尧母怀胎十四月而生尧的传说相仿，因此武帝更加奇爱他，以为天命在弗陵，“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善于察颜观色的奸邪之臣立刻从中窥探出了汉武废长立幼的意愿，于是便更加有恃无恐地加紧了谋求改换继嗣的活动，江充扣押太子家使及车马一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从此以后，江充与太子公然结仇。他担心以后太子即位于己不利，处心积虑地寻机作虐，成为“用法深酷”大臣集团中迫害太子的急先锋。
江充对卫太子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这次领旨究治巫蛊，最终目的是迫害卫太子。为了确保成功，他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策略，先从民间开刀。他率领胡巫在三辅地区“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大肆收捕，然后用严刑拷打的手段，逼迫百姓“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不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一时间，巫蛊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江充如此大张声势，就是想要促使武帝更加坚信巫蛊之害，同时也为迫害卫太子制造必要的舆论和气氛。果然，武帝看到江充捕杀了如此之多的巫蛊者，愈发怀疑“左右皆为蛊祝诅”，加害自己，江充发现时机已经成熟，便上言长安城“宫中有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武帝于是命江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江充等人事先交代胡巫在宫中埋入木偶，制造巫蛊的痕迹，然后开始穷挖滥掘，从失宠的嫔妃、卫后的居宫，一直挖到太子宫，弄得“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江充四处扬言“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准备奏报武帝兴大狱。当时武帝病居长安城外的甘泉宫，江充治巫蛊又封锁消息，皇后吏和太子吏多次去甘泉请安，但却一点消息都得不到。而对杀气腾腾的江充，卫太子集团惊惧不安，太子少傅石德建议太子“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卫太子起初不允，要亲自去甘泉宫面见武帝。但江充自以为太子必败，咄咄逼人，“持太子甚急”。卫太子愤而诛杀江充等人，然后报告卫皇后。“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于是“长安扰乱，言太子反”，武帝闻变大怒，急命丞相率兵捕斩，卫太子见事情无法挽回，只得铤而走险，发兵抗拒，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在封建时代，围绕着立储、夺储而进行的宫廷斗争屡见不鲜，但像“巫蛊事变”这样激烈、残酷，并引起京郊动**民无宁日的还不多见。汉武帝一向被认为是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但毕竟年事已高在“巫蛊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时期，只听信江充之言，不察事实，铸成了这场父子交兵，自相残杀的惨祸。
在唐代历史上，自武则天退位至玄宗改年号“开元”的短短七、八年间，宫廷政变迭起，皇帝更换频繁，弑杀、祸**错，政局、人心动**。李隆基以皇室庶子身份卷入斗争漩涡的中心，经历了八年多的艰苦奋斗，进位至太子监国，最终登基，为唐玄宗，开创出“开元之治”的局面。
玄宗艰苦创业不同于其他帝王之处，是他始终置身于宫廷，为铲除“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之弊，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权力争夺来实现的。
中宗复位后，皇后韦氏“颇干朝政”，使得安乐公主、武三思等权倾天下。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政变未遂被杀，李隆基生父相王李旦受株连，李隆基亦出为潞川别驾。从此，李隆基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两年后，李隆基回到长安，他面对的仍是权倾天下的韦氏集团。在这种情势下，李隆基所能够做的，一是厚结禁军，“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得其欢心”，二是广交有识之士，暗结私党。景龙四年（710）夏，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秘不发丧，皇后亲总庶政”。同时，制造“韦氏宜革唐命”的舆论，并在禁军中安插亲党，控制兵权。此时的李隆基不敢公开与韦氏集团抗衡，只得以继承“唐命”为号召，进一步拉拢禁军万骑中的中下级将士。他还利用了韦后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争取到姑母太平公主的支持。经过十九天的周密准备，一举取得宫禁战的胜利，斩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这次政变，李隆基是打着为国为父的旗号，利用其父相王曾经当过皇帝的声望和影响进行活动的。政变成功，相王即位，是为睿宗。
睿宗称帝后，李隆基立即遇到能否被立为太子的难题。他虽然有“计平韦氏之功”，但不是长子，而且嫡兄李成器早在六岁时就曾被立过太子。经多方协商，为避免“喋血宫门”的事变重演，睿宗以“推功业为首，然后可保安社稷”为由，使嫡长子李成器相让，立李隆基为太子。李隆基一举诛灭韦氏集团，被立为太子，在“拨乱反正”的路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时隔四个月，“太子非长，不当立”的流言四起。制造这一舆论的不是长兄李成器，却是姑母太平公主。李隆基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形势。
太平公主是睿宗唯一的亲妹妹，“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为”，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劳。加之她“沉断有谋”，议政处事胜过其兄，睿宗便“常与之图议大政”。若其“不谒朝，则宰相就第咨之”。史称“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但是，依附太平公主的，多是“外饰忠鲠，内藏谄媚”之徒，“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饥虎，贪若饿狼”。而太子李隆基及其支持者则“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太子与“太平”两大势力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地加剧起来。“太平”一方，“睹太子明察，恐不利己，仍阴谋废黜。”首先挑动李成器说：“废太子，以尔代之。”接着又邀宰相，“讽以易置东宫”。同时，在太子身边安插耳目。史书这样记道：“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太子一方，则以东宫“有大功于天下”揭露废黜阴谋，同时策动太子监国，以为“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以为这样可以熄灭两大集团的争斗，便下制令太子监国，代行国务。太子一方，初步挫败“太平”一方的废黜阴谋。
“太平”一方废黜太子的密谋未得逞，便以“离间骨肉”的罪名迫使睿宗贬谪太子的心腹姚元之、宋璟。实际上，这只是睿宗在太子与“太平”两派势力之间进行平衡的结果。短暂的平衡背后，埋伏着更加激烈的争斗。“太平”一方，加紧结党，把一批私党举荐为宰相，而把支持太子的宰相撤换下来，造成“宰相有七，四出其门”的局面。进而，广树朋党，以致“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尤其注意收买北门禁军，“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
面对亲妹妹与亲儿子的势不两立，睿宗已束手无策，终于萌发了不愿当皇帝的念头，欲传位皇太子。“太平”集团极力反对，来势之猛，致使太子不得不表示“让位”于长兄李成器。史称：“太平思立孱弱，以窃威权，太子忧危。”
睿宗既偏袒妹妹的利益，又要维护儿子的地位。鉴于当年安乐公主骄纵擅权危害中宗的教训，延和元年（712）七月，睿宗下制传位于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玄宗。“太平”阻止不了传位，便又另出新计，劝睿宗“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企图架空新皇帝。于是，再度出现妥协：“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这一妥协不仅没有起到平衡两大势力的作用，反倒成为政局进一步动**的催化剂。“太平”一方，“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一面“谋废立”，欲废掉新君，一面“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企图毒死玄宗。此计不成，便寄望于羽林兵作乱，妄图发动宫廷政变。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面对越来越急迫的形势，玄宗及其支持者也在密谋策划。当确切知道“太平”一党定于先天二年（713）七月四日作乱的布置后，玄宗采纳了崔日用“先定北军，次收逆党”的防变制乱的建议。七月三日，玄宗率亲信十余人、卫兵300余人，召禁军将领常元楷、李慈至，立即斩首，没有引起禁军骚乱。接着，在朝堂、内客省捉拿并斩杀了依附“太平”的宰相萧至忠、岑羲及大臣。第二天，上皇睿宗诏诰天下：“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太平”势穷，逃入山寺，数日后回来，赐死于家。“穷治公主枝党”，一直延续到年底，“太平”的残余被彻底铲除。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这样，唐朝的历史才由动**转而进入安定的“开元之治”的新时期。
自武则天成为女皇之后，唐朝的妇女地位愈加提高，因此，李唐王朝的公主不乏机智权谋，野心勃勃者。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引出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导致国无良策，上乱下不能安宁，没有稳定的局面，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