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政治伦理与公共空间
第六章政治、思考与道德——阿伦特论现代政治与道德的困境
我们在讨论阿伦特政治行动理论的问题时，曾经提到许多人指责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缺少伦理与道德的制约。政治行动本身是自足的，这表明阿伦特与马基雅维利和尼采一样站在非道德主义的立场上。而这样的政治行动就更容易被解读为政治存在主义的行动。
尽管我们已经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驳斥，我们却没有从政治与伦理的关系在理论上进行深入阐述。政治伦理是现代政治中最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在尼采令人震惊却无法超越的判断——“善恶之彼岸”下进行思考。在现代政治中，伦理如何可能，个人如何判断好坏与善恶？伦理内化为道德，道德与政治、道德与世界的分离是造成政治伦理困境最主要的原因。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政治与道德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政治如一匹脱缰野马，从道德中挣脱出来。卢梭和康德都试图用道德重新约束政治，但问题是内化的道德本身脱离了世界，脱离了我们的生活。黑格尔区分伦理与道德时，已看到了主观和抽象的道德的危险。但是伦理在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中实现，这种伦理是国家伦理和历史哲学的体现，它并不是观照人的存在本身，观照世界的存在。结果，尼采说出了“上帝死了”，善恶的问题和上帝一起到达了彼岸世界。
尼采的问题是阿伦特反复思考的问题。阿伦特《思想日记》中对《善恶之彼岸》和《权力意志》的大量阅读笔记即可为证。在阿伦特看来，善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世界是人类事务的世界。如果说善恶真有彼岸，这个彼岸就是人存在的世界。“上帝死了”意味着形而上学死了、哲学死了，这并不表明世界的终结，而恰恰会带来思考政治生活的新的可能性。[1]因此，阿伦特是在形而上学终结的背景下思考政治伦理的问题。这表明，不能用高于或外在于“世界”的标准来要求伦理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基督教的上帝和道德哲学中的“绝对律令”。
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是阿伦特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阿伦特晚年的著作《精神生活》从对政治的兴趣转向了哲学，从行动（vitaactiva）转向了沉思（vitaplativa）。[2]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阿伦特所理解的思考，不是抽象的思考，不是思考最终的神的问题，而是思考我们的生活、思考世界。这种思是政治的思、世界的思。
尼采在《善恶之彼岸》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好坏与善恶，是阿伦特反复思考的问题。在研究极权主义时，阿伦特看到世界的丧失造成了人们思考、行动与判断力的丧失。如何重塑这个世界，首先要重新理解行动，世界是在复数人的行动中共同开启的，行动成为政治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些共同行动的人之间如何培养一种共通感，如何判断好坏与善恶，这却是思考和判断力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中，伦理和政治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体现为伦理与政治在世界中的结合。
本章的核心是从思考的角度探讨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首先从艾希曼事件引发的问题入手，揭示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判断从“根本的恶”转变到“恶的平庸”的意义。然后通过考察阿伦特对康德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思考，揭示现代政治中政治与道德的危机。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对现代政治中道德良知与政治责任的问题做出思考。但是，道德问题最终不可能在个人中寻求解决，而必须在世界中寻找基础。政治与道德的危机，根本上是理论与实践的危机。解决此种危机，必须考察理论与实践即思考与行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