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苇下了很大的决心，摸到林育森家门，把买得的猪肝送给林育森的母亲。
这是她第一次跟这个老太太打交道。
她发现，这是一位相当利落的老太太，瘦骨嶙峋而面目严峻，花白的短发用夹子紧密板扎地夹得齐齐整整，紧紧地蹙着眉，不知为什么淑苇觉得她对她的到来以及好意有一种无法掩饰的不悦甚至是憎恨。她无比坚决地推开她手里装着猪肝的网兜，像是这块猪肝比肝炎病菌更加可怕。
淑苇极尴尬地扎着手，拎着那块猪肝，有血水滴下来，落到她的鞋面上。
老太太很快地退回屋里关上了门，淑苇站了好一会儿，终于把网兜拴在林育森家的开着的窗框子上。可又不敢走开，怕东西被人拿走了，躲进近处的一个拐角里，她看见那块猪肝可笑地挂在那里，有苍蝇立即飞来扑上去盯，血水滴在极洁净的窗台上。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林育森的妈妈探出头来看了看，伸手把东西拿进去了。
等林育森病好回学校时，六一年也快过完了。
江淑苇看到大病初愈的林育森，大吃了一惊。
她其实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过他的样子，只隐约记得他是中等个头中等块头，头发用发蜡梳得很整齐，所以他的身上总有一点点发蜡的香气，面目究竟如何，淑苇觉得不能形容，但无论如何，绝不是眼前这个小老头子，鼻翼旁两道深深的法令纹，眼神混浊，头发掉了一半。他午休时拢着手闭着眼在太阳里打盹，头低得快挨到第二颗扣子，活脱脱地一个不得志的穷教书匠的样子，萎顿得像是一块旧抹布。
甚至，在课堂上，他也不再是一个意气飞扬口若悬河的年青骨干教师了。有好几回，他忘了带齐学生的本子，或是拿错了书，打了铃之后再忙忙地跑回办公室拿，他撮着头，有气无力地批着作业，大团大团的红墨水滴零滴落地涂在学生本子上，党课也不去听了。生病以前，他差不多要入党了。
江淑苇想了许久许久，有一天她私底下对他说：要是你还想娶我，就快点好起来吧。
几乎在这话出口的一瞬间，江淑苇就后悔了。
可是林育森说：“你不必把自己当作一种牺牲，真的，现在我这样子，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身体不好，只是身体不好。”
江淑苇听见自己说：“不是牺牲。是我想这样。”
江淑苇与林育森确定了恋爱关系。
她跟他有过两次约会，两个人隔了一肘的距离，做贼似地小心地在街上，捡那最暗处，并排走着。
大冬天，冷得不得了。淑苇的手指头在五指的毛线薄手套里全冻木了，她心里头总转着些不相干的念头，比如，手套还是一把抓的好，像小时候戴的，絮了厚棉花的那种，怕丢了，一根扁松紧带系了挂在脖子上。
有时，他会很小心地飞快地拉一拉她的手，然后再飞快地把手缩回去，那种触碰不象是触碰，倒象是有什么东西，比如，昆虫，飞了过来，在她的手上叮了一下又飞走了。
后来他胆子大了一点，拉她手的时间长了，甚至还有了一点点抚摸。
在最黑的地方在最黑的时候，她由得他那样做，不拒绝。
她觉得黑暗是个好东西，总让她觉得身边的那个，是佑书。
一九六二年过了端午，人们总算脱掉了棉衣的时候，林育森正式提出结婚的请求。
江淑苇答应了。
结婚前的晚上下了雨，江淑苇终于又看见了沈佑书。
佑书站在她窗外的雨地里。
剪了极短的头发，几乎贴着头发，眉眼太清晰，太清晰了。
他还是孩子的模样，淑苇觉得他现在象自己的弟弟。
她惊喜万状，扑在玻璃上，喊他：佑书佑书，你进来。外头雨多大，我给你开门去。
她看见佑书在雨里摇头，风带着雨扫在他脸上头上，使得他眯起眼睛来。
她看见他张张嘴，她听不见他的声音，看那口形是：再见。
她哗地打开窗，伸了手出去，在冷雨里抓挠：佑书，佑书！你来，你来！
佑书没有来。
第二天，天睛了。
天好得有点过份，简直看不出前一天晚上下了那样大的雨。
林育森来接江淑苇，穿了件新的深蓝的中山装，套在棉袄外头，蜡了头发。
江淑苇穿了件新的外罩褂，暗红色小黑圆点子，张妈新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