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以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年羹尧以贵妃之兄，获多战之功。雍正初年，隆科多与年羹尧，文武权臣，内外夹辅。《清史稿》论者谓：隆、年凭借权势，无复顾及，即于覆灭，古圣所诫。他们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
由此来说，这是不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条铁则的再次重复呢？
关于雍正帝继位疑案，概括来说，现代学者主要有四种意见：第一，“雍正夺嫡”说。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在清太祖、太宗时，皇位继承人采用满洲贵族会议公推制。清世祖福临首用遗命制，即在临终前指定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帝的皇位继承，先是指定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继而废，废而立，又再废，所以康熙帝生前没有立嫡。既然清朝没有实行“嫡长制”，康熙帝临死前并没有公开立嫡，那雍正帝何嫡可夺？所以不能说雍正帝继位是“夺嫡”。
第二，“雍正篡位”说。雍正帝既不是“夺嫡”，那么是不是篡位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文献或档案材料能证明——康熙帝临终前公开正式册立储君。
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唐太宗策动“玄武门之变”，篡了他兄长的位。那么，雍亲王篡位是“篡”了谁的位？说不清楚。所以，“雍正篡位说”不能成立。
第三，“合法继位”说。主要的根据是历史文献《清圣祖实录》和清宫档案《康熙遗诏》。有许多学者指出：《清圣祖实录》和《康熙遗诏》都是雍正帝继位之后，钦定文人奉命编纂的，内容自然要体现胤禛的意志。《清圣祖实录》也是如此，《康熙遗诏》更是如此。
第四，“雍正夺位”说。雍正既不是夺嫡，也不是篡位，又不是合法继位，许多议论集中到“雍正夺位”的问题上。这里，牵扯到《康熙遗诏》。雍正帝即位时宣布的《康熙遗诏》，不是康熙本人书写的，而且在康熙逝世三天后才宣布，因此有人认为雍正帝编造了遗诏。《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临死前留下了遗诏，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存有《康熙遗诏》档案。因此，引出《康熙遗诏》真伪之争论。
第一种看法是，因为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所以不能作为雍正合法继位的可靠依据，雍正帝是夺位。
第二种看法是，虽然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但有依据。第一部分内容《清圣祖实录》有记载；第二部分中最关键的内容，依据的是康熙帝的临终遗命。
当时亲耳听到这番遗命的除了隆科多之外，还有康熙帝的七位皇子，他们在当时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尽管这份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但是内容体现了康熙帝的遗愿，所以只能说雍正帝夺位，而不是篡位。
三、欲盖弥彰
雍正帝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从胤禛登极至今近三百年来，既是学术界激烈争议的问题，也是演艺界火爆炒作的题材。雍正帝继位是否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因为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不会，也不可能对雍正帝逆取皇位作出记载。但是，自从康熙帝宾天，雍正帝继统，即有皇位出自篡夺的传闻异说。雍正帝为此亲撰上谕驳斥，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色”“好谀”“任佞”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愈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
雍正帝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帝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当时有条件同胤禛争夺皇位，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三人，胤禛的大哥胤禔、二哥胤礽、三哥胤祉、五弟胤祺、七弟胤祐、八弟胤禩、九弟胤禟、十弟胤、十二弟胤祹、十三弟胤祥、十四弟胤禵、十五弟胤禑和十七弟胤礼（时皇六弟胤祚和皇十一弟胤禌已死，皇十六弟胤禄出继，均未计）。他们后来的境遇是：大阿哥胤禔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爵，幽于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胤禔已成为一只不再见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以贝子礼殡葬。
废太子胤礽被禁锢在咸安宫，但雍正帝继位后仍不放心。他封其子弘皙为理郡王，将其举家迁至郊外王府，高墙软禁；雍正二年（1724年），胤礽在监禁中孤独死去，年五十一。
三阿哥胤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研学、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帝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其到遵化为康熙帝守陵。胤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雍正帝知道后，干脆将胤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死，年五十六，以郡王礼殡葬。
五弟胤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其子弘昇为世子。胤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只想做个平安皇子。但是，雍正帝即位后，借故削弘昇世子爵。雍正十年（1732年），胤祺死，年五十四。
七弟胤祐有残疾，无野心，擅书法，后晋淳亲王，雍正八年（1730年）死，年五十一。
八弟胤禩是雍正帝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胤禩为谋继位，同大阿哥胤禔、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十四阿哥胤禵等亲近，被认为“结党”。所以，雍正帝继位后，视胤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胤禩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乐。雍正帝继位，耍了个两面派手段：先封胤禩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清史稿·允禩传》卷二二○）这话传到雍正帝那里，命将福晋赶回娘家。不久，借故命胤禩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胤禩王爵，高墙圈禁，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学者解释有所不同，过去多认为是“猪”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解释为“不要脸”。胤禩被幽禁，受尽折磨，“患呕哕”“卒于幽所”，年四十六。后来乾隆帝给他的这位叔父平反，“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恢复原名，收入《玉牒》。
九弟胤禟因与胤禩结党，为雍正帝所不容。胤禟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帝哪能容许胤禟出家！他借故命将胤禟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胤禟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雍正帝不久给胤禟定二十八条罪状，送往保定，命直隶总督李绂将其幽禁，戴上械锁。胤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年四十四。后乾隆帝给其九叔胤禟“复原名，还宗籍”。
十弟胤因党附胤禩，为雍正帝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国），命胤赍印册赐奠。胤称有病不能前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开释。
十二弟胤祹在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帝刚即位，就封胤祹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爵位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封为履亲王。胤祹较其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七十八。
十四弟胤禵虽与雍正帝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胤禩，又传闻康熙帝临终前命传位“胤祯（禵）”，故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兄弟冤家。雍正帝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胤禵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帝继位后，将其十四叔开释。
雍正帝的兄弟在康熙帝死时年二十岁以上者，除以上十人外，尚有两人——就是十三弟胤祥和十七弟胤礼。胤祥，曾被康熙帝幽禁，原因不详。
雍正帝继位，即封胤祥为怡亲王、总理事务，格外信赖。胤礼，雍正帝继位后封其为果郡王，再晋为果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
胤祥和胤礼显然早已加入“胤禛党”，只是康熙帝在世时十分隐秘，未曾暴露。
雍正帝的两种性格、两张面孔和两副心肠，还表现在他对近臣隆科多和年羹尧的态度和处置上（前文已述）。
应当说，雍正帝兄弟、君臣之间，彼此猜忌，相互残杀，既是家族斗争，也是宫廷斗争。雍正帝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对他的评价应主要看其历史功过，看其对国家、对民族作出的贡献，以及犯下的错误。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主要历史功绩，譬如：第一，惩治贪腐官吏。康熙后期，吏治松弛，贪腐严重，国库亏空，地方钱粮亏空竟多至数十万。为此，雍正帝严谕：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清世宗实录》卷二）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初一，雍正帝没有登殿受贺，却颁谕旨十一道，给总督、巡抚、督学、提督、总兵官、布政司、按察司、道员、副将、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邦本者，在于吏治。不肖官吏，以小民之脂膏，饱贪吏之溪壑。民脂民膏，朘剥何堪！蔑视宪典，三尺具在！这声势浩大、让人耳聩心惊的谕旨，令全国上下的贪腐之官，望风革面。雍正初政，风气一新。
第二，推行“改土归流”。在云、贵、川、桂、湘、鄂六省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历史遗留的土司制度。土司、土官世袭，享有特权，盘剥小民，使得中央政令不能及时准确下达。有的大土司占地数百里，拥兵上万人，肆行科派，任意生杀。甚至有“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在云贵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得到谕准。破除土司的政治、经济、司法等特权，必然会遇到阻力。鄂尔泰分批分期，分化瓦解，剿抚兼施，强力推行，一个土司一个土司地解决，最终取得重大进展。将一批世袭的土司、土官，改为由中央任命的有任期的官员，从而减轻了民众负担，加强了中央的直接管辖。办学校，兴科举，推动社会进步，改善民众生计，促进文化发展。
最后完全解决了自秦始皇以来，中央政府没有解决的蒙古难题。
第四，废除多地贱籍。很久以来，在各地民间有一些“贱籍”，譬如：有姓丁两户，分住两村，其一村丁家是另一村丁家的伴当、世仆，遇有婚丧之事，此姓往彼姓家服役，稍不顺意，便加棰楚。问及仆役从何时开始，都茫然不知。这是一种相沿的恶习。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二十七日，雍正帝下旨，要各地彻查。各地奏报后，雍正帝先后决定豁除山西、陕西的乐户，浙江绍兴的惰民，江苏的丐户，江南宁国的世仆，安徽徽州的伴当，广东沿海的蜑户和福建棚民等贱籍，允许他们开户为民，免贱从良，取消了传统豪绅的特权，提升贱民的社会地位。（《清世宗实录》卷五六）当然，雍正帝既有功绩，也有问题。当时世界西方大国正在崛起，民治也在萌发。但是，中国从秦始皇以来的皇权专制却愈来愈集权化。雍正帝在争议与纷乱中登上宝座，打击敌对势力，巩固皇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雍正帝在强化皇权的同时，也将皇帝专制推到了顶峰。雍正帝设立军机处，集中皇权，削弱内阁；设立匣秘密立储，虽有助于避免皇子自相残杀现象的发生，却导致了局势完全由一人掌控，以至于后来慈禧太后懿旨决定让四岁的光绪、三岁的宣统继承皇位；加强密折制度，虽有利于了解下情，却严密掌控了各级官员；收紧文网笔祸，禁锢了士人的思想，以至于后来出现“万马齐喑”的思想悲剧；打击政敌，强调“民无二王”，实行“乾纲独断”，出现了唯我独尊的局面；限制洋教泛滥，势有必要，却同时关闭了同西方联系的窗口，固化了“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僵局，等等。雍正帝统治的十三年，既是“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一座桥梁，也是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根因。
【附录一】《康熙上谕》（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二十一日）朕少时，天禀甚壮，从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头晕，渐觉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围，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颜貌加丰，每日骑射，亦不觉疲倦。回京之后，因皇太后违和，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尔等面谕：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今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凉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黄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有余；但秦火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为能保始终。览三代而后，帝王践祚久者，不能遗令，闻于后世。寿命不长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
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辨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敢。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误万几，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数旬之怡养，保全考终之死生，朕之欣喜，岂可言罄！从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岁，方有白须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并无一人。后进新升者，同寅协恭，奉公守法，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无不有，事无不经。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故视弃天下犹敝屣，视富贵如泥沙也。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宁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附录二】《康熙遗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十三日）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庶乎近之。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天地宗社之默祐，非朕凉德之所致也。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乎！《易·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稽查典礼，安葬崇祯。昔汉高祖系泗上亭长，明太祖一皇觉寺僧，项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归于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天下卒归于明。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又年力盛时，能弯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至不克令终，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孙，百有余人，朕年已七十，诸王、大臣、官员、军民，以及蒙古人等，无不爱惜朕年迈之人，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至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见今俱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