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打狗队的那几个大汉，原来是工地上的备料工人。
不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来到了我家里，将用报纸包着的什么东西放在桌上。
母亲狠狠地瞪他。
母亲说：“滚！”
他垂了头往外便走。
母亲喝道：“带走你拿来的东西！”
他头垂得更低，转身匆匆拿起了送来的东西……
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却又不停。窗前瑟缩的瘦叶是被洗得绿生生的了。偶尔还闻一声寂寞的蝉吟。我知道的，今天准会有客来敲我的家门——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妹妹们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当年贫寒的家像一只手张开了，再也攥不到一起。母亲自然便失落了家，栖身在她儿女们的家里。在她儿女们的家里有着她极为熟悉的东西——那就是依然的贫寒。受着居住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
那杨树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呆地瞅我。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神祇们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样子的，冷静而漠然。
但愿谁也别来敲我的家门，但愿。
在这一个孤独的日子让我想念我的老母亲，深深地想念……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是这回事儿。真是了，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个地方哭了，那一时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一九六三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来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的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种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两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2]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出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一次。
“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理他。
“嘿，静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只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没看见我们似的，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