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这里还有一句已经被涂黑的字。”林文棠将这一页拎起来，透过灯光，隐约能看清上面的内容。
梁政雨跟着靠了过来，冷冰冰的脸贴着他的头，眨眼时睫毛偶尔刮蹭到林文棠的颧骨，他挤了挤，说：“给我看看。”
两人立马换了角度，梁政雨观察了会，抬眼看向林文棠，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林文棠问他怎么了，梁政雨想了想说：“这是一句警告。”“不要靠近地下室。”
“地下室？”
“普通医院的负层是太平间，但这间精神病院没有，它只有地下室。”梁政雨说。
“你怎么知道？”林文棠对上他的视线。
梁政雨站起来，将湿衣搭在铁丝上，开口道：“我寻找药品的时候，在治疗中心的发电房右侧看见了一道铁门，那就是地下室的入口。”
林文棠哦了声，陷入沉思。
房间里一时安静，药瓶漏水，偶尔滴落几滴在地面。
梁政雨在一旁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林文棠看得真切，想要问点什么，却看他一动不动地守着自己，眸底满是血丝，心中一紧。
他长久的沉默，垂头继续翻页。
妄想发作纪录：第一次注射，恩慈昏睡了两个时辰醒来，称自己是被丈夫家暴送来精神病院的受害者。我对她的语言进行记录，以配合林幕医生的治疗。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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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香港陷入黑暗。我随着远洋的轮船偷渡而来，在一次暴力抢夺财物和女人的乱火中，我为了活命和一个死去的修女互换了身份，并且以宗教传道的名义躲进了玛丽亚教堂。
愧疚和痛苦折磨着我的内心，但那时我只想着如何能活下去。
1942年3月，梳着月代头的日本佬彻底接管了这间教堂和后方的医院，这里唯一的洋人神父乔恩被接回英国。
一墙之外，大地震颤，人们被笼罩在硝烟之中，嘶声裂肺的哭喊时常伴随着枪响传入教堂。无论外面如何的嘶喊，也得不到一丝回应。
我藏在教堂里苟且偷生，不断的暗示自己强迫自己认同自己修女的身份。两周后，我被安排进入了卫生院，给那里的医护工作者做祷告。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新来的医生护士都来自日本，除了管理者院长。
院长私底下称呼这帮人是“臭虾萝卜头”，当面却跟秦桧一样，一脸奸相。我虽然没读过书，但也知道外贼易挡，家贼难防这样的道理。
他心里有什么算盘，打了什么主意，目的是什么，我无所得知。
不过，我很清楚一件事，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特别是这种两面三刀的畜生。
不久后，卫生院接连送来许多妇女。她们有的被诱骗进来做工，有的是亲人送来治病，更有的年纪尚小，性格内向。
她们的内敛和孤僻被当成是疯子。
但凡进入到卫生院里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离开。包括来这里的医护工作者，无一例外。
从这时开始，曾经用来抢救病人的治疗中心响起了惨绝人寰的哭声。我难以想象，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不敢好奇，也不敢踏进门诊大楼一步。
直到1942年春天，卫生院正式更名为高屋精神病院。一个叫阿梅的女人从住院部逃了出来，我在教堂的连廊后发现了她。她见我一身修女长袍，扑通一下朝我跪下，以为遇见了可以救她脱离牢笼的救命稻草，生满疮的脸露出乞求的表情，她请求我帮忙联系住在浅水湾参与防卫工作的丈夫来接她出去，说这里的妖魔恶鬼将她们的肚皮剜开，取走了里面的东西。
就在这天，我意识到所谓的精神病治疗只不过是日本人用来掩盖罪恶的障眼法。我深知事情的严重性，死去的我好像在这一刻又活了回来，我看着胸前刺眼的十字架，阿梅的哭声不断的刺激着我，我羞愧难当，她哀求的眼神仿佛给了我一个巨响的巴掌。
我想帮她，我得想办法带着阿梅的口信到浅水湾。
两日后，得到机会出去的我被现实狠狠又甩了个耳光。战火后萧瑟荒凉，满城街道都是高高堆砌的沙袋。这时的政府已然力不从心，秩序解体，乱成一锅粥。最后，我多番打听，依旧未能找到阿梅的丈夫。
有人说，他在一次狂轰滥炸中死去。
治疗中心的护士看管得十分严格，我无法将这信息告知阿梅。
我依旧每日做祷告，治疗中心的惨叫也照常传来，扰得我无法安睡。我起身往教堂走去，在连接医院的回廊竟然看见了满身是血的阿梅。她身后的不远处，还有拿着手电筒的护士。
我对上阿梅的目光，她的脸已经变形，皮肤溃烂到我差点无法认出。她蜷缩在灌木丛中，无声地对我摇头。我捏紧胸前的十字架，看着一点一点靠近的护士，紧张得浑身颤抖。
那几个护士手里缠着铁链和钩子，这让我响起了菜市场猪肉铺，我惊恐地向后退。铁链拖在地面摩擦出长长的当啷声，人影渐渐逼近。我发出的声音惊到了护士，下一秒，几束强光射到我的脸上，我顿时感觉眼前一片泛白，急忙抬手挡在眼前，大喊：“是我！苏！”
护士看清是我，转过身跟一旁的人嘀咕了几句，我听不真切，不清楚她们都说了些什么。
片刻的时间，攥着钩子的护士径直朝我走了过来。我害怕地连连摇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道她们要对我动手了？我当时脑海中只有这一个想法，我急忙搬出《圣经》中的句子，一个劲的做十字手势。恐惧占领了理智，我看向躲在灌木丛中的阿梅，她跪着求我，双手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