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家里静的像下雪的山谷，我想你那天晚上也没睡好，我们各怀心事。
第二天，你去上课，我去办公室，遇到韩新，他嘴脸丑陋，问我，“北街公园的白桦林挺好看的哈？”
我说我没去过，不知道。
时至今日，若要真计较，我给自己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其实并不准确，我只是爱你，只是你恰好是男人，我才符合同性恋的定义。
然而，这些无所谓，一直无所谓。
你那几天都不怎么在家，周五下午回来，突然跟我说很多话，讲你上学时的事。我听着，听你把话题引到同性恋上，说你问了一些熟人，这是一种心疾病，有办法治好的。
我记得我听到最后闭上了眼睛。那一年，在香港，同性恋属于刑事案件，可依然有同性情侣公开，爱与自由选一；在内地，同性恋会被送进医院，社会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词，爱与健康选一；但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北的丹麦，同性情侣可以注册婚姻。
我问你，“怎么治？电击还是吃药？怎么算治好？不再爱你，就算治好吗？”
你看着我不说话，我背后，圆桌上摆着那朵八月菊，插在牛奶瓶里，花瓣上有黑点。
事情到这个地步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以为我可以默不作声在你身边很久，十年八年，翻译几本名著，陪你功成名就。
然而短短几个月，我们就为我该不该爱你对峙。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以我见过的那些人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我以为你这次是一定会辞退我。
我坐卧不安，绝望透顶。在家只住了一天，周六一早我就跑了回去。
钥匙插进门里，闯过一关；拧动，又闯过一关；看到我的东西原样未动，我松了一大口气，靠在门上，险些落泪。
你从沙发上抬起头，睡眼惺忪，“周日了吗？我睡了两天？”
“周六，我在家看不成书，想在这里复习。”我说。
“那你复习吧，中午叫我。”你把头埋进被子里说。
你继续留我，留一个觊觎你的人在身边。我以为是哲学的形而上让你无暇顾及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以为我的爱没有到那种让你讨厌的地步。
然而，我觊觎你，你要通过我的觊觎救赎我。
你开始花很多时间跟我聊天，让我讲我以前的生活。你那篇论文正写到紧要关头，却突然停下，整天关心我的琐事。
我谨慎地幻想你也喜歡我。
我放纵我的臆想，压制我的情欲，把我的成长展示给你。
这样的聊天让我也更加了解你。你父母被打成右派时哥哥姐姐已经成年，怕被牵连，在国外的回不来，在国内的只敢偷偷接济，你一个人睡，夜夜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