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实验室的男孩们TheBoysattheLab
实验室的男孩们并不是男孩。他们是年轻男人，但都不算特别年轻：有几个人的鬓角已经开始稀疏。他们肯定有二十多岁了。如果你提到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如果只说其中一个的话——你肯定不会用男孩来形容他。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男孩。他们是要用引号引起来的“男孩们”，他们一起站在码头上，有些人还脱掉了衬衫。他们晒出了古铜色肤色：那时阳光比现在薄，臭氧层比现在厚，但他们仍然晒出了古铜色。
男孩们有肌肉，也有笑容，是那种你在男人的面庞上再也看不到的笑容。他们这样的面庞始于战时，与之搭配的是烟斗，还有八字胡；我觉得男孩们有烟斗——我似乎记得我见过一两个烟斗——而且其中一个男孩也有八字胡。你可以从他的照片里看到。
我觉得男孩们非常有魅力。也许不是。我当时还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魅力。我是觉得他们有魔力。他们是期待已久的目的地，是一场探险的目标。去见他们——至少在预期中——是一件让人神采飞扬的事。
男孩们每年春天来到实验室，差不多是嫩叶萌发、黑蝇和蚊子出现的时候。他们从四面八方来，每年来的人都不同，他们和我父亲一起工作。我不确定是什么样的工作，但一定很让人兴奋，因为实验室本身就让人兴奋。我们不经常去的任何地方都让人兴奋。
我们会坐一条沉重的木划艇去，这条木艇是在半英里外那个只有五户人家的村子里做的——我们的母亲划着艇，她划得相当好——不然我们会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步行过去，要跨过倒下的树木和根茎，绕过大卵石，穿过一片片水洼，水洼的苔藓上铺了几块很滑的木板，呼吸着潮湿的木头和缓慢腐烂的树叶散发出的霉味。走路过去对我来说太远了，我们的腿太短，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划木艇过去的。
实验室是用原木搭建的。它看起来巨大无比，虽然从仅存的两张照片上看似乎更像个窝棚。但它确实有封闭式门廊以及原木的栏杆。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不能碰的——一些装着某种危险**的瓶子，**表面漂浮着蛴螬，它们那六只小小的前爪紧紧扣在一起，仿佛是祈祷时的手指，还有闻起来像是毒药，而且确实是毒药的软木塞，还有用又长又细的大头针固定着干燥昆虫的托盘，每一根大头针都有个细小而诱人的黑色针头。所有这些都带着浓重的禁忌感，让我们感到眩晕。
在实验室我们可以躲进冰屋里，那是一个昏暗神秘的地方，内部的空间总是比从外面看着大很多，而且里面总是很静，还有很多锯末用来保持冰块的温度。有时候，那里会有一罐上面打了孔并用蜡纸塞着的炼乳；有时候会有一块小心保存的黄油，或者最后一点培根；有时候那里会有一两条鱼，小梭鱼或者鲑鱼，已经被切成了块，放在一个有裂口的陶瓷馅儿饼盘子上面。
我们去那里干什么？实际上什么都没得干。我们假装自己失踪了——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哪儿。这件事本身就奇怪地令人精神百倍。然后我们会出来，离开那片寂静，回到松针的香味和浪花拍打水岸的声音里，我们的母亲在呼唤着我们，因为到时间了，该回到艇上划回家了。
冰屋里的鱼是实验室的男孩们抓到的，他们会把那些鱼做了当晚饭吃。他们自己做饭——这是关于他们的另一件不一般的事情——因为那儿没有女人给他们做饭。他们睡帐篷，巨大的帆布帐篷，每个里面睡两三个人；他们有充气床垫，还有沉重的丝绵睡袋。他们经常胡闹，反正我愿意这样相信。有一张照片上他们正在装睡，光着的脚从帐篷下面伸出来。把脚伸出来的男孩是卡姆和雷。只有他们两个人有名字。
这些照片是谁拍的？为什么而拍？是我父亲？或者如果更有趣的话，是我母亲？我估计她会一边拍照一边笑；我估计他们在演戏，玩得很开心。也许还会有更多那种无伤大雅的调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会造成任何后果。是我的母亲把男孩们的照片贴进她的相册，并且在下面写了说明：“男孩们”“实验室的男孩们”“卡姆和雷，在‘睡觉’”。
* * *
我的母亲正躺在**，她已经卧床一年。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她自己的意愿使然。她的视力越来越差，所以不能再独自去散步，因为她会摔倒，她需要有人陪着她一起，比如她的某位老年朋友。但是，即使他们两人手挽着手出发，她还是会因为腿脚不利索而磕磕绊绊，然后他们就会一起摔倒。她曾经把眼睛周围摔得乌青，并终于摔断了一条肋骨——她摔在了床头柜上，她肯定在地上躺了好几个小时，痛苦地想要自己爬起来，又再次摔倒，像是玻璃罐里的甲壳虫一样，想自己回到**去，直到我们——在她的反对下——聘请的日间看护来上班时才发现她。
然后她开始害怕走路，虽然她口头从没承认过，此外她还对自己的恐惧感到愤怒。最终她变得反叛。她反抗所有的一切：失明，行动受限，摔倒，受伤，恐惧。她不再想与这些悲惨的源头发生任何关系，于是她躲进了被子里。那是转换话题的一种方式。
现在，即使她想走路，她也走不了了：她的肌肉已经变得过于虚弱。但是她的心脏一直很强劲，让她能活着。她马上就要九十二岁了。
我坐在她的右边，因为她这边的耳朵还能听见：她的另一只耳朵完全聋了。这只好耳朵的听力和她的触感，是她与外部世界最后的联系。有一段时间我们相信她还有嗅觉。我们会带去花束——只带有香味的花，玫瑰、小苍兰、绣球和香豌豆花——并举到她鼻子下面。
“来！”我们会说，“很好闻是不是？”
她不会说什么。她一生中比大多数人说的谎都少，少很多；你甚至可以说她从不说谎。遇到可能需要撒谎的场合，她会以沉默回应。如果换了另一位母亲肯定会说：“是啊，太可爱了，非常感谢。”但她并不那么说。
“你什么都闻不到，是不是？”我终于问道。
“是。”她说。
她侧身蜷成一团，双眼紧闭，但她没有睡着。绿色的羊毛毯一直盖到脖子，只留了脑袋在外面。她的指尖露了出来：干瘪的手指，几乎只剩骨头，紧紧握成一个小拳头。她的双手需要被掰开进行按摩，那可费了一番力气，因为她把手握得太紧，就好像她在抓着一条看不见的绳子。那是船上的绳子，峭壁边的绳子——是那种她必须尽全力抓住，才不会落下甲板，才可以向上攀爬的绳子。
她把那只好耳朵紧贴枕头，什么都不听。我轻轻把她的头扭向一边，好让她听到我说话。
“是我。”我说。对着她的耳朵讲话，仿佛是对着一条又长又窄的隧道讲话，而这条隧道穿过黑暗，通向一个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方。她一整天都在干什么呢？一整天，然后一整夜。她在想什么？她无聊吗？她悲伤吗？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的耳朵是她与被埋没的一切活动之间唯一的连接，就像一株破土而出、仅能发出微弱信号的蘑菇，它表明地下还有一个巨大的千丝万缕的网络仍然活着并欣欣向荣。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对着那只耳朵说。它甚至看起来都像蘑菇了。
“知道。”她回答，我知道这是真的：我说过，她不撒谎。
在这些时刻，我的用处就是给她讲故事。她最想听到关于她自己，关于年轻时的她自己，还有非常年轻时的她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会让她笑；偶尔她甚至还会和我一起讲述。她不再健谈，她不能陈述情节，全让她自己讲是不行的，但她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曾经发生过什么，而且她能说出一两个句子。我的任务困难重重，因为我能对她复述的只有她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些故事，数量很有限。她最喜欢令人兴奋的故事，或者显示她的重要性的故事——比如她用自己的方式克服了困难——或者那些好玩的故事。
“你还记得实验室的男孩们吗？”我说。
“记得。”她说。也就是说她确实还记得他们。
“他们的名字是卡姆和雷。他们住在一个帐篷里。有一张他们把脚从帐篷里伸出来的照片。你还记得那些人吗？那个夏天？”
她说她记得。
我很难想象我的母亲那时候是什么样子。不，我很难想象她的脸。她的脸已经被之后太多不同版本的面貌层层覆盖，仿佛沉积层一样，让我似乎没办法回忆起她另外一张更年轻的脸。即使她的照片也与我能回忆起的任何样子都不一致。不过，我还记得她最重要的实质：她的声音，她闻起来的气味，靠在她身上的感觉，她在厨房里弄出来的让人安心的磕碰声；甚至还有她的歌声，因为她确实唱过歌。她曾经在教堂的唱诗班唱歌。她有一副好嗓子。
我依然记得她唱过的一些歌，或者是一些片段：
吹吧，吹吧，甜蜜而轻柔的，西海的风啊；
来自什么什么或者其他的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