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翁，你都看到了，我大哥总办的位子还没坐热，就先替他赔累万余两银子。”唐廷枢、徐润都比盛宣怀大，但官比他小，又加交浅不敢言深，所以徐润尊称杏翁，“一季漕粮运下来，怎么可能亏折四万多两！他分明是讹诈！”
“雨之，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唐廷枢说，“我是花钱买平安，不能一开始就闹崩了，传出去咱们还怎么招股？尤其是运漕亏折的话，更不能传出去，那样，大家谁还敢入股？”
徐润说：“杏翁，现在不是一两万银子的事，关键是朱氏兄弟的态度，分明是要专门作对。这样还怎么合作？我知道他丢了总办的位子不痛快，可这个位子是中堂札委唐大哥的，朱云甫的总办，也是他识趣自己辞的，怎么能甩脸子给咱们瞧？杏翁你说，是不是这话？”
盛宣怀说：“雨之兄不要这么见外，一口一个杏翁，让我浑身不自在。你说的话有道理，唐大哥的做法更让人感动。唐大哥这么做，是为了招商局的大局，咱们做事都奔着这个大局去，总错不了。这边的情形，我会向中堂报告。”
唐廷枢说：“杏荪观察，我看就不必了，白白给中堂添堵。今天留下杏荪观察，是想商议轮船招商局的经营办法。朱氏兄弟越是心里不服气，我们越要办出个样子来。”
徐润说：“将来如何经营，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总的原则，就是把洋人轮船公司那一套搬过来，现成的有效办法，咱们不妨化为已用。简而言之，三句话，两权分离，民主理财，按股分红。这也是洋人股份公司的要旨。”
所谓两权分离，就是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凭股资获得收益，而公司的经营则交由选出的商总和商董负其责。这与中国东家雇请掌柜的帮忙打理生意有些相似。那么如何保证经营者用心，经营收效好呢？要让股东们来选经营者，每一百股选一商董，众商董再举一商总，商总商董在总局或到分局办事，任期三年，到期后或继任，或更换，全靠公议。遇到重大经营事项，比如更改章程、购买轮船、添加码头、栈房等大事，须召开股东大会，众人集义，择善而从。用人必须择优录用，必须选用精于业务者，尤其是轮船上用人，不精于针盘水度线风潮水性者，不足以当船主、大副，不识机器水器者，不能管机器。国内无此人才，则不惜重资从洋人中引进。
所谓民主理财，就是要定期公开账目，以免作弊贪污，以释持股人之疑。每日都要有流水，每月有小结簿，每年有总结簿，造册刊印，分送持股众人。平时也可到总局及分局，随时查阅。
所谓按股付利，就是按股票持有多少获取盈利，经营得好，分红就多，亏了，便不分红，这是洋人公司的惯例。但自办轮船招商是创始，持股者只能赚，不能赔，所以不能照搬洋人办法，必须有所创举。徐润的创举，是每年都给入股者发“官利”，无论盈亏，入股都有利息收入。如有盈余，则再派分红。
盛宣怀对洋人公司的经营之道极感兴趣，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洗耳恭听。前两条他都听得明白，唯有按股付利，又有什么官利之说，他听糊涂了，便问：“雨之兄，洋人办法，挣得多，分得多，很好明白，你又提出‘官利’之说，我有些糊涂了，这又有什么好处？”
“按股份募集资金，在国外是通行多年的办法，轮船招商局却是大清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心存疑虑者大有人在。所谓‘官利’，就是旱涝保收，让入股者放心，便于集股。如果有亏损，摊到下年弥补，如果有余利，则派付花红。”
盛宣怀说：“入股者倒是稳赚不赔了，雨之兄的官利打算是多少？”
徐润说：“年利一分。也就是一百两银子，保证一年有十两官利。”
“这当然不错，这一分的官利，雨之兄有把握挣得出来吗？”
“如果一分的利都不能保证，又何必兴师动众自办轮船招商？一分利，其实并不算太高。轮船利大，人所共知。当年我在宝顺洋行，看好长江水道之利，说服大班从香港买了一艘‘总督’号轮船。这艘船载量大，售价也高，很久无人问津。我说服英国大班买下来，装饰一番，作为客船，又挂带四艘钩船，载货两千余吨，结果一个往返，便把购船、装修的成本赚了回来。现在不像当年那样有暴利可赚，但水脚收入依然可观，一分利必有保证。景星大哥，你说是不是？”
唐廷枢对盛宣怀说：“杏荪观察，雨之所说一点不假。搭股洋人公司，平均下来年利至少一分，如果招商局连一分利也不能打包票，谁又肯把附股洋人的资本转投我们呢？”
盛宣怀说：“听两位说得这样有把握，我也要入几百股试试了。”
“只要招商局严格按买卖规矩来办，不但一分利能保证，每年分红也必定让你动心。”唐廷枢说，“这里头按买卖规矩办很关键，这件事还得杏荪观察大力支持不可。”
“按买卖规矩办，我能帮得上什么？”盛宣怀有些不解。
“第一条就是官府不能指手画脚，放手让商董来经营。上有南北洋，中有道府各官，如果大家都来干预，招商局只有死路一条。第二条就是，不能像官场一样乱派委员，你派一个，我派一个，增加糜费是其一，别马腿，打横炮，照样是死路一条。沟通上宪，协调官场，非借杏荪之力不可。”
在盛宣怀听来，这话几乎是专门针对他，因为自从他得了会办，便有亲朋好友写信投门子，想在招商局某个差使。津沪海关衙门，南北洋衙门，哪一个不像他一样，口袋里装着一把需要安插的亲戚？借机立个规矩，大家都死了安插私人的心，也未尝不是好事，于是他支持道：“这一条我支持，两位不妨把这意思明确写进章程里，我也在中堂面前敲边鼓，杜绝了大家安插私人的念头。”
两人都长舒一口气说：“如能做杜绝安插，则是招商局一大幸事！”
接下来议募股大会，决定九月底就把这件事办了。这二十几天的时间，两人加紧招股，到时候一定办得好看。
盛宣怀把这边的情况写信给陈钦，请他得便面禀中堂。陈钦不久回信，李鸿章同意唐徐二人免派委员的建议，将札饬相关衙门，不得安插私人。对今年亏折的四万余两，李鸿章同意以股份折入成本，但唐廷枢刚入局即赔累万余，又岂甘心；朱其昂垫付近二十万两，未开口要利息，已经是做出牺牲，再让他赔累也说不过去。因此李鸿章决定，这四万两千两作为官股，款项就从二十万串练饷中提用，还款则从逐年利息中出。
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远在杭州办漕运的朱其昂态度也缓和了不少，亲自给唐廷枢、徐润、盛宣怀三人报告他在杭州办漕的情况，本来浙江今年漕粮不及去年十分之七，但经他力争，交给招商局承运仍承去年之数。他提醒尽早准备麻袋、轮船、仓栈，开春就赶先起运。
募股会也在十月初举办，唐廷枢亲自作招股说明：“诸位，此次轮船招商局另定局规章程，本局资本暂定一百万两，每五百两为一股，共两千股。每百股举一商董，商董再举一位商总。总局与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如不胜任，可以更换。一切经营，全按买卖规矩办理。”
有记者问，为什么要把股董职衔、姓名、年岁、籍贯等开列清楚，这在洋人股票中无此先例。
“这是为了杜绝洋人暗中附股，我们轮船招商局只准华商入股。每一股都要编号，每一股持有人姓名、籍贯一切都要登记在案，避免流入洋人手中。”
又有人问，洋轮公司已经放出话来，不出一年轮船招商局就会自己败下阵来，何来一分官利的信心？
唐廷枢解释说：“有人担心会被洋轮挤垮，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绝对不会！一则本局轮船有漕米专运，货源有保障，而洋轮全靠自己揽载；二则我们以本国人揽本国人之货源，比洋商要更容易；三则本局栈房、驳船、挑夫等各项费用，都比洋人节省。目前，仅运漕、搭货一项，只需航行三个月，就有十余万两收入，足保一年之费收入。诸位请想，岂有亏折之理？我唐廷枢先认二百股，缴现银十万！”
徐润说：“有人担心会被洋轮挤垮，这是杞人忧天。在座的诸位都有自己丝茶棉生意，我想，同样价格，大家肯定要照顾招商局，先交我们承载。我们以自己的轮船载自己的货，船少货多。而洋轮船多货少，刚才唐总办已经说过，我们即使只航行三月，有漕粮专运，即使货物全被洋轮揽去，轮船招商局也无亏折之虑，何况我们要立即开辟长江、香港及东洋航线！我徐润，先认三百二十股，缴现银一十六万两！”
两个人现场缴银票，现场登记股票。两人之资，已过五十万两之半，众人热情被鼓起来了，纷纷登记承买……
募股用了五天时间，就募到四十余万两。于是召开第一次股东会，选举出七位商董，并做了分工。商总唐廷枢，驻总局，徐润副之；上海分局商董是朱其莼，汉口是刘绍宗，香港是陈树棠，天津是宋缙，汕头是范世尧。商总加商董共七人，除上海分局朱其莼、天津分局宋缙外，其他五人均为买办商人，个个精明得很，尤其对洋人公司那一套驾轻就熟。汉口分局的刘绍宗，本来是英国琼记洋行驻汉口买办，被唐廷枢和徐润硬挖了过来，顺便把琼记在汉口的栈房买了下来，他与运输界各方人士都有交往，对揽载搭客很有信心。他提出将来各分局分居各处，如何管理是个难题。他建议实行经营承包制，就是准许各局从挣到的水脚银中，扣留一定比例作为分局经费，由分局商董包办，局中用人及各项经费，均在水脚留成中开支，不得另列公账。这样，各分局无论用人还是购物，不待总局督促，自然会千方百计节省，而且大家都会千方百计揽载搭客，扩大生意，以增加留成经费。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共同商定，分局实行商董承包，水脚费每百抽五，作为各分局公费。
对于招商局业务，明确提出揽载第一，运漕第二，尽快开辟新航线是当务之急。从前只有沪津线还算正常运营，今明两年内，要增开沪烟津牛线，沪汉线，沪汕港广线，沪宁线。刘绍宗还提议应该尽快购买新轮，开拓东洋航线。
不久，数条航线陆续开通，北到营口，南到广州，西到汉口，都有轮船招商局挂着双鱼旗的轮船在劈波斩浪。
《申报》记者在在报纸上发文赞叹：“轮船招商自唐君、徐君入驻，风气为之一新，两人均富于轮船运营之经验，又在商界颇具号召，旗帜一竖，入股者纷纷。数条航线均已开通，且闻业务日广，获利日丰，与洋人争回我被侵之水利，就在眼前。我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寄厚望焉。”